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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臺灣實在很難稱得上真正的了解，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象出民主、開放的“民國范”，并延伸到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的時段。這樣的想象背后，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因為不喜歡A而竭力美化與其對立的B。

要了解臺灣轉型的思想淵源，何卓恩教授的近著《自由主義的新遺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何教授長期從事臺灣政治轉型的思想史研究，先前出版過《殷海光與近代中 國自由主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掌握了大量相關材料，對這一段歷史有較為全面、整體的把握。作者此次出版的 《自由主義的新遺產》一書，較為詳細地介紹了1949年后臺灣思想史上的幾個重要的人物：殷海光、夏道平和徐復觀。

三位人物的籍貫都是湖北，在臺灣他們都算“外省人”，都是不受蔣介石政權待見的人。三位的思想分別代表轉型時代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和文化思想，他們從不同 的思想進路論證自由作為一種價值，在現代社會中的核心地位。他們與其他諸如張佛泉、周德偉、雷震等學者一起，就像扳道工一樣，共同促成了臺灣思想的轉軌， 為臺灣政治局面的轉變奠定了思想基礎。

思想轉型：從主義走向人性

促成思想轉型的人物，自身也經歷了復雜的思想轉變。以自由主義斗士著稱的殷海光，早年曾是國民黨宣傳部門的一員健將，是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的忠實擁 躉，對蔣介石也一度甚是崇拜。但是，隨著政治局勢變化，世界思潮轉移，殷海光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重壓之下，殷海光的思想重心轉移到民權主義，并最終逸 出三民主義的局限，服膺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殷海光的思想歷程并非孤例，雷震、傅正等人亦是如此。

夏道平這位以“自由經濟的傳道者”聞名的學人，對市場經濟、經濟自由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在上世紀30年 代初，資本主義世界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蘇聯的計劃經濟卻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種對比使許多人對計劃經濟都很有興趣和好感，夏道平在當時接受的教育就是 當時甚為流行的計劃經濟。到臺灣之后，因為受哈耶克、米塞斯的影響，以及實際工作中的親身感受，夏道平對經濟管制才發生了嚴重的質疑，并建立起對市場秩序 和市民社會的信心。

出于復雜的歷史文化因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觀點認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的民主和科學格格不入，儒學不符合科學精神，是專制權力的幫兇， 因而應該全盤拋棄，轉而接受西方的現代文化。《自由中國》時代的殷海光、張佛泉，以及后來的李敖等人仍然持這樣的觀點。但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西方的文 化傳統為背景和基礎的，而中國并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因而全盤西化論雖然簡單卻不可行，民主政治很難真正深入人心。而且對于民族文化有強烈情感認同的人來 說，完全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實在難以接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有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力圖打破這種思維預設，并把民主自由嫁接到中國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傳統上。徐復 觀是這個傳統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他認為維護專制統治的主要是法家而非儒家，儒學中與現代價值不相容的是一些低層次的思想要素，而儒學的精華即儒學中的高層 次思想與現代價值則是相容的，因而可以實現中西交融。與許多維護傳統文化的人不同，他坦承儒學中有許多要素需要現代批判來加以激活和揚棄。

失敗的辯論：用世心太切

正是因為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的分歧，殷海光擔任主筆的《自由中國》和徐復觀主編的《民主評論》，雖都以民主自由為鵠的，且都以反極權為旗號，但是在如何 達至民主自由這個共同目標的途徑問題上分歧甚大。這場論戰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與儒學論戰的一次集中呈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突出地表現出中國現代思想論戰 的缺點：這些論戰中出現了大量非關學理的成分，如誅心之論、人身攻擊。

殷海光深惡新儒家論說中的形而上學色彩，斥之為“鬼話”，“道學余毒未盡，回光返照”，指責儒學是專制勢力的幫兇，“互相導演，互為表里，彼此構煽”。而徐 復觀則斥對手為“文化暴徒”，說對手“叫囂、辱罵、戴帽子、放冷箭”，“惡毒而下流”，“精神不正常的人”，“自虐狂”。雙方都義憤填膺，指責對手的學說 為極權張目，學理論辯被道德批判所干擾。

我們很容易發現，這樣的論辯模式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甚為常見，古代有，現代有，當代還有。這大概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歷來以天下為己任，有太強的道德關 懷，用世心太切。又因為資源往往集中掌握在權力手中，知識分子為了推行自己所理解的“道”，千方百計爭取權力的支持，甚至不惜違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

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走得太近，糾纏太深，本為“得君行道”，結果卻往往是“得君失道”。太強的道德關懷可以產生“正氣凜然”、“氣勢磅礴”的戰斗檄文和道德 文章，卻很難發展出思考深入、推理嚴密的巨著，尤其無助于養成智識上的謙卑和對異己的寬容。這樣的教訓，我以為當下中國尤需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