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請選擇問題分類進行咨詢。
聯系電話
- 010-64938082
岳敏君作品
盡管我在情感上并不喜歡阿倫特，因為她與那個支持納粹的海德格爾始終保持著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既是師生又是情人的曖昧關系，但是，她在《論革命》中的許多精彩的理性論斷還是使我折服了。
阿倫特在兩種革命的比較中最后要得出的結論無非是：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革命后不建立一個有效的民主的法律與制度，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就會進入一個循環往復的繼續革命的階級斗爭暴力運動之中不可逆轉！
阿倫特在追溯“革命”的詞源時說：
“‘革命’一詞本來是一個天文術語，由于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而在自然科學中日益受到重視。在這種科學用法中，這個詞保留了它精確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規律的天體運動……就像使天體在宇宙中遵循預定軌道運動的力量一樣。沒有什么比一切革命的行動擁有并為之著迷的觀念，離‘革命’一詞更遠的了。換言之，他們以為，在宣告一個舊秩序必然死亡，迎接一個新世界誕生的過程中，自己是一名當局者。”
是的，為了迎接那個革命的碩果——一個新世界的誕生，我們在不斷美化革命的同時，遮蔽了它另一面的殘忍和反動性。
一場“革命”如果沒有一種法律和制度作為最終的成果，那這樣的“革命”終將成為歷史的絆腳石。這正是阿倫特將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式的“革命”相比較，從而又揭露俄國十月革命的種種弊端的初衷所在。
反觀中國百年來的“革命”，正如阿倫特所言：
“從歷史上看，注視在這一刻，大革命蛻變為戰爭，蛻變為內部的內戰和外部的對外戰爭，剛剛取得勝利但還沒來得及正式建構的人民權利也隨之蛻變為暴力騷亂。”
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在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和內戰中度過，滿以為會贏得一個和平的年代，但是，新世界的主宰者則開始了對異端者的清剿，這就是阿倫特一針見血地指責法國大革命時總結出的獲得權力者的思維方式：“因為，接下來的就是‘允許為革命而行動的人’為所欲為。”
所以，“如何防止昨天的窮人一旦暴富，就發展出自己的行動規則，將它們強加于政治體之上，這些憂慮來自今天，它們在十八世紀是不存在的。”用阿倫特的理論來解釋，就是推動一場“革命”走向真正民主與法制的關鍵就在于采用美國“革命”的法理式立國方式，而非僅憑情感和情緒治國的歧途：
“美國革命的方向始終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制度，對于為此而行動的人來說，民法范圍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許的。由于痛苦的即時性，法國大革命的方向幾乎從一開始就偏離了立國進程；它取決于從必然性而不是從暴政中解放的迫切要求，它被人民的無邊痛苦，以及由痛苦激發的無休無止的同情所推動。在此，‘允許為所欲為’的無法無天依然源自于心靈的感情，感情的那種無限性推波助瀾，將一連串無限制的暴力釋放出來。”
此言妙哉！
20世紀的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革命后”與“后革命”的文化運動戰爭中度過的，從“富田事件”、“延安整風”、“內戰”、再到“鎮反”、“反右”、“文革”，無不是在個人的集權之下，無視人民之痛苦中度過的。人民的權力又變成了“為革命而行動的人”“繼續革命”的戰斗號角。這種“革命”儼然是以犧牲人性和自由為代價的。因此，偉大領袖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理論，就成為革命行動者的最高指示和至理名言，它至今依然滲透在我們的許多執政者的理念之中還渾然不覺。
阿倫特在兩種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比較中，所要述說的核心觀念是很明確的——依靠同情和憐憫窮人的大眾革命是不可靠的，同時也是拯救不了窮人的，因為這種“革命”不是以人性為基礎的：
“從法國大革命之日起，正是革命者們感情的無限性，使他們對現實一般而言都麻木不仁，具體而言是對個人麻木不仁。這一切都令人難以置信。為了他們的‘原則’，為了歷史進程，為了革命事業本身，他們將個人犧牲掉而毫無悔意。這種對現實充滿感情的麻木不仁，在盧梭本人的行為中，在他極度的不負責任和反復無常中，已然相當明顯，但只有當羅伯斯庇爾將它引入法國大革命的派別沖突之中，它才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因素。”
毫無疑問，阿倫特對羅伯斯庇爾和盧梭在法國大革命以及啟蒙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并沒有予以充分的肯定，反而是否定了這種“革命”給社會，以及后繼的“革命”帶來的種種弊端。說實話，對于偉大的啟蒙主義者盧梭，我是不愿意否定他所締造的啟蒙思想和理論的，可是，在兩種立國制度的選擇中，我似乎更傾向于阿倫特，因為歷史告訴了我們，啟蒙一旦被“革命”所利用，就很可能產生“異化”！從而背叛人性與自由。
羅伯斯庇爾最后的預言證明了啟蒙失敗的原因：“我們將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這一悖論恰恰證明了啟蒙被盲目的革命綁架上暴力的戰車后所引起的災難性后果的歷史事實。
當“無產者失去的鎖鏈”成為革命的原動力的時候，革命憑借著激情奪取了政權，但是，當無產者打開了舊有的貧困鐐銬時，是否會被一幅新的枷鎖所替代呢？如果說馬克思是繼承了羅伯斯庇爾的革命理念，并發揚光大成階級斗爭的學說，那么，列寧在彷徨中又折回到這一路徑上來的話，斯大林則是創造了階級斗爭的革命最極端的模式，而中國在50年代到70年代也步斯大林之革命模式，造成了這種極端革命災難性后果。在這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世界革命環鏈中，深受其害的是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當然，更有甚者，像柬埔寨“紅色高棉”革命領袖布爾布特那樣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是更印證了這種革命倫理的災難性后果。
在歐美學界，“人民”與“大眾”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民主的象喻，后者卻是“烏合之眾”的代名詞。
所以，阿倫特說：“從理論上說，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是將‘人民’與大眾混為一談……”在這里，“人民”是有覺悟的“公民”，是有獨立見解的自由人；而“大眾”卻是一群蒙昧的精神奴隸，是魯迅筆下受了“精神奴役創傷”的阿Q，是極易被虛幻的革命果實所誘惑的群氓——希特勒利用大眾的激情締造了“黨衛軍”；斯大林蠱惑大眾而制造了大清洗的工具“契卡”。還有我們中國的“紅衛兵”，它存在于許多人的血脈之中，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會有森林般的紅袖標舉起：“烏拉！”“萬歲！”的口號就會回蕩在紅色革命的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