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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名字。
陳獨秀，一個讓人一想起就熱血沸騰奮然前行的名字。
陳獨秀，一個讓男人一想起就羞慚讓女人一想起就心跳的名字。
陳獨秀，一個讓中國人自豪讓中國現代史熠熠生光的名字。
陳獨秀，一個超越了意識形態受到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普遍尊崇的名字。
陳獨秀，一個中共領袖人物中唯一通曉中西文化具有現代眼光的人，一個與中國現代化密不可分的名字。
陳獨秀，一個只會讓中國共產黨臉上有光，不會給中共臉上抹黑，不僅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還有可能引領中共走向未來的名字。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被中共開除黨籍之后，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其時，《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幅漫畫：主人公是遍體鱗傷的陳獨秀——共產黨一拳把他打傷了，國民黨兩拳把他打昏了。人生之尷尬，莫過如此!后人很有諷刺性地評價說這也許是當時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出，朝野震動，全世界關注。愛因斯坦給蔣介石拍來電報，稱：陳獨秀是東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請求給予釋放。
被譽為“世界20世紀的三大哲學家”也相繼給蔣介石來電，特別是羅素和杜威，更是慷慨陳詞，對陳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在國內，從國民黨上層到社會各界人士，更是眾口一詞，要求當局寬大處理。《申報》刊出蔡元培、柳亞子、楊杏佛、林語堂、潘光旦、董仁堅、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郵代電》;傅斯年發表《陳獨秀案》一文，說政府決無在今日“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之理!”蔣夢麟、劉復、周作人、陶履恭、錢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電張靜江、陳果夫說情;胡適、翁文灝、羅文干、柏烈武等或致電蔣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得對陳的寬免。
出于黨派利益之爭，國府不能見容于陳獨秀，并不奇怪，不過，總的說，執政當局對其還算客氣;從逮捕入獄到出獄流亡至陪都重慶，一直到陳去世，都對陳的人格表現出了基本的尊重。
陳獨秀坐了5年牢，竟然因禍得福。在江蘇省第一模范監獄(俗稱老虎橋監獄)享受到高級政治犯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他一人住一間大牢房，有一張大書桌，兩個大書架，文房四寶齊全，可以安心讀書寫作。除此之外，他的年輕的妻子潘蘭珍還可以照顧生活起居。坐牢期間，著作接連問世，日子過得極為充實，若不是1937年底南京監獄被日軍飛機炸毀，出獄之前，他很可能會著作等身。
1942年陳病逝，當時四川省江津縣政府出面操辦了陳的葬禮，國民黨的不少高官都前來祭奠，當時來的最大的官員是教育部次長、國民黨中委段錫朋。段還帶來了蔣介石、陳立夫等人的贈金。蔣介石贈金一萬元，朱家驊五千元，段錫朋、王星拱、陳立夫各兩千元。
但是，讓人深感遺憾的是中共的表現。對于這位黨的真正締造者和“偉大導師”，無論是陳的生前還是身后，中共作為一個超級大黨，都一直欠陳一個公道，有負于陳。
一、謗積丘山，志吞四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他是黨的創始人，然而黨至今欠他一句話：“對不起，老師。”
陳獨秀是一位中國近現代史上無人能與之類比的叱咤風云的偉大人物。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和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導師。就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而言，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陳盡管不是最早的，但在當時思想界的影響卻是最大的。他帶動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眾多青年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并于1921年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被選為首任總書記并連任五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至少，中共的誕生就不會那么順利，也不可能一開始就產生巨大的能量和影響。所以，僅此而言，陳對中共的貢獻之巨無人可以比擬。但是，恐怕連陳獨秀也不會想到，時隔8年，他就被自己所締造的黨無情地拋棄了。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在第三國際的指令下，陳獨秀被當做替罪羊，受到黨內莫斯科派的激烈批判。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斥責陳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并于是年11月開除陳黨籍，同時宣布陳為“反革命”。對此，黨內無人敢于反對，只有“忠厚老者”楊明齋表示異議，卻遭到嚴厲斥責。
1932年10月，陳被國民政府逮捕入獄，引起國內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各界著名人士一致呼吁釋放陳。而中共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報》雖多次對此事予以報道，但對陳依然持敵對立場，稱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反共”先鋒。《紅色中華報》第37期寫道：“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內——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網開一面，許以不死;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呢!”
全面抗戰爆發后，陳獲釋。陳出獄后，國民政府試圖拉攏他與當局合作，但陳絲毫不為之所動。其時，毛澤東、張聞天等曾經一度希望他在承認錯誤的前提下，回到黨內。對此，陳獨秀的答復是：“回黨工作，固我所愿，惟書面檢討，礙難遵命。”期間，延安的《解放》周刊曾發表《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一文，希望他“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但另一方面仍然批其為“思想卻是資產階級的俘虜”。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回國不久的共產國際派王明堅決反對與陳接觸，并給陳安上了“殺人犯”、“漢奸”、“領取日本津貼”等罪名。對此，有人提出這不合事實，王明聲色俱厲地斥責道：“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要說成是日本間諜。”此論一出，很快，中共掌控的《解放》周刊、《群眾》周刊以及剛剛創刊不久的《新華日報》掀起了一股把陳獨秀說成是漢奸的風浪。陳獨秀大怒，奮起撰文辯誣，直斥造謠者：“做人的道德能這樣嗎?”部分國民黨上層和無黨派進步人士也為陳鳴不平，站出來為陳說話。此事后來雖經周恩來居間周旋，不了了之，但從此，陳徹底關上了與中共當局和解的大門，中共經過這場風波，也蒙受了道義上的重大損傷。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病逝于重慶江津。即日，《江津日報》發表獨家新聞：一代人杰闔然長逝。《時事新報》、《新民報》都發表了這一消息，并做了評論。老友高語罕為之撰寫挽聯曰：“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后;哀哀蜀洛誰悟?彗星既隕落，再生已是百年遲。”與陳獨秀并無往來后來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陳銘樞挽聯曰：“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洲，公真健者!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托派理論家鄭超麟撰文說：“陳獨秀能夠從盧騷主義，進于雅各賓主義進于馬克思主義，進于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這個繁復而急劇的過程，完成于一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每個階段轉變的時候，這個人又居于主動的領導地位”“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可自豪的!”國民政府也派員祭奠。但是，中共對陳的去世卻無任何表示。
抗戰期間，已經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雖然也曾多次談及陳獨秀，不過，也多從反面教員的角度。比如，在1939年延安青年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會上，毛即以調侃的語氣說：“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后來干了社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不過，在另一種場合，毛又有另外的說法。1942年3月，毛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預備會議上，在指出陳獨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及后來搞托陳取消派“反對我們”之后，又說：“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份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不過，毛的這一談話并未公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有關陳獨秀的評價都是以1945年中共七大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毛澤東選集》中關于陳獨秀的評論為依據的，加上其他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等，概括起來，前前后后共給陳扣上了九頂帽子：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隨著個人崇拜的瘋狂升溫，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陳又成了“十次路線斗爭”中“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所以，在整個毛時代，陳獨秀都是一個已經被“徹底批倒批臭”，且“永世不得翻身”的人。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始在各個方面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包括重新評價某些歷史事件和人物。
為了重新統一思想，鄧小平于1980年在與中央負責同志談《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時指出：“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這當然也包括對陳獨秀的評價。不久，鄧小平在陳獨秀墓地有關材料上又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
蕭克將軍也提出了全面研究陳獨秀的主張：“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還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即便他后來犯了投降主義及開除出黨后搞了托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面的研究。”他還特別強調，在中共黨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以此為契機，“重新研究和評價陳獨秀，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呼聲日益高漲，經過眾多專家學者的努力，“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的觀點最終得到了黨內高層的認可。但另一方面，陳依然沒有被視為“黨內人物”。為此，中宣部還特地發出通知，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做黨內人物。”受此影響，1980年至1991年期間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至五十輯中的600多名人物中，竟然沒有陳獨秀。
令人振奮的是，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晚期陳獨秀研究開始有了重大突破。民主思想是陳獨秀晚年思想的核心。隨著鄧小平關于民主和社會主義有關言論的發表以及蘇東劇變的發生，陳獨秀晚年思想得到了重新審視，學界一致認為陳獨秀在一定程度上預見了蘇聯的命運，陳獨秀的形象因此再一次發出了耀眼的光芒。鑒于廣大學者對“不能把陳獨秀看做黨內人物”規定的不滿，《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第五十一至一百輯時，終于把陳獨秀納入其中。至此，陳獨秀的正面形象已經基本上得以恢復。
但，對陳獨秀的貢獻和地位，也未能充分肯定。就建黨而言，長期以來，官方的宣傳一直把毛澤東當做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而貶低甚至否認陳的貢獻。事實是，往大處說，毛最多也就是“建黨有份”而已，其貢獻根本無法與陳相比。連毛自己也承認，他們那一代都是陳的學生，是陳引領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共黨內，無論是名望，人格，思想，全面的理論修養、文化素養和學養，以及馬克思主義水平、革命資質和才干，等等，陳獨秀都居于高位，不是學生輩的毛澤東等所能企及。所以，陳獨秀在中共黨史上是一個最光輝的名字，其舉足輕重的地位無人能夠取代。有這樣一個人做黨的創始人，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肯定陳獨秀的這樣一種地位，不但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道義之所在，黨心之所在!
而更為重要的是，對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而言，陳獨秀還有多方面的更為重要的意義
二、推倒一世豪杰，擴拓萬古心胸——今天，中國共產黨要想浴火重生，仍然離不開這位黨的創始人。
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就思想文化而言，陳獨秀一直都站在歷史的最高峰。
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動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并使其扎根于幾代中國人心中，成為現代中國的新“道統”，不但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
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賢們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念。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權、法治這些現代價值觀念相聯系，與封建等級制、專制獨裁、臣民奴才思想、三綱五常完全對立;科學決非僅指工藝技術，它是一種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更是一種求真、求實、求變的現代理念，是一種與封建的愚民政策、迷信愚昧思想相對立的新的價值觀。新文化運動最激動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口號是“人的解放”、“個性解放”。
以西方的個人主義取代中國傳統的家族本位主義、封建集體主義，是陳獨秀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的主題：“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 ……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個人自由之權利，對個人而言，為人權;對國家而言，為民權。
陳獨秀認為，民權的價值重于國家的價值：亡國“無所惜”，“亡國為奴，何事可怖”，中國人在殖民主義者統治下當亡國奴，也比在當時中國做一個國民好。他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更是痛罵中國國民性之陋劣，民德民力無一不在水平線以下，惟知自侮自伐。他寫道：“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游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黃金崇拜;曰工于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所謂“人的解放”、“個性解放”就是要把“摧殘人的天性”、“吃人”的封建專制主義束縛下的“臣民”、“奴才”、“小人”、“草民”解放轉變為具有獨立、自由的個人意志的人，讓“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魯迅)。因為只有每個人的個性得以自由健康的發展，整個社會才會充滿活力。
正如胡適當年所大聲疾呼的那樣：“現在有人告訴你‘犧牲你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陳獨秀認為，這樣的價值觀念在政治上的體現就是民主政治制度，就是立憲共和，其特點是：“國會唯一之責任與作用無他，即代表國民監督行動部之非法行動耳;此外固無事業可為，安得以有用無用評判之耶?”“其或自相沖突，亦因發揮民主政治之精神，與政府與黨相搏戰耳，此得謂之無用耶?國人須知國會之用處，正在搗亂。” “所謂民權，所謂自由，莫不以國法上人民之權利為其的解，為之保障。立憲共和，倘不建筑于國民權利之上，尚有何價值可言?此所以歐洲學者或稱憲法為國民權利之證券也。”“共和國沒有皇帝，不是家天下……共和國人民是靠自己養自己，不靠人養的，更不要官養的;不但不要官養，并且出租稅養了官。”……
這樣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感召了幾代中國人，成為他們為之奮斗的畢生信念，至今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陳的這一歷史功績不僅為當時所公認，也為歷史所證明。
早在1919年，陳獨秀因在在北京街頭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入獄，以學生輩自居的毛澤東便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文章指出，中國之危險不在于兵力不強財用不足和內亂頻仍，而在于人民思想落后。“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里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結果。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于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也可算是罪罰相敵了!”通過毛澤東帶闡釋性的敘述和“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一語，可以清楚看出，當時一般學子已深受其影響，并已認同陳獨秀之思想貢獻在于舉起民主和科學大旗。
對于陳獨秀所力倡的民主與科學的價值，1942年延安整風之際，毛澤東又一次給予肯定。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他對五四精神做出了權威性論斷：五四精神是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 從毛澤東的敘述中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結論：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和馬克思主義都是構成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鏈條，理應是中共所謀求建立的新中國的“道統”所在，也應該是中共的“道統”之所在。
誠然，如毛所言，“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包括陳獨秀在內，一部分人向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實是蘇俄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成了共產黨。陳也一度放棄了“科學與民主”的價值理念，以為無產階級的民主要高于資產階級民主，中國可以經由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真正的民主。可是，在隨后的大革命的歷史潮流中，他感同身受了共產國際毫無民主可言的專制和傲慢，目睹了大革命在共產國際——斯大林的遙空指揮下發生的悲劇，特別是30年代斯大林搞的“大清洗”，使他終于看清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斯大林主義殘暴的個人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并與之徹底決裂。以此為轉機，他對民主和社會主義做了系統的更加深入的思考，思想重新回到了五四，提出了一系列極具震撼力的獨到見解，并在更高的層次上確認了民主的價值。
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后，陳獨秀即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么工人國家?”1939年德蘇協定簽訂后，陳獨秀又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場，以為沒有高于資產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拼死斗爭又為了什么呢?陳獨秀認為，“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遂并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么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獨裁”，就像德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盧森堡所描述的那樣：“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杰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并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陳獨秀還以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斯大林的罪惡并非個人品質所致，而是制度使然。因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
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許多斯大林在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在批判專制獨裁的基點上，他進一步理清了對民主的認知上的混亂，強調了民主的價值：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范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他在深入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后，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范圍廣狹不同，并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他尖銳地指出，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
對于社會主義，陳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制，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陳獨秀凄然離世之時，二戰尚未結束，他在最后的文章里特別告誡國人：“即令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落后，又加以歷史傳統，而且在戰爭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時不易達到理想程度;這自然是事實，然而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自由民主，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摘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
上述見解，被稱之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最后見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間，陳發表的4篇文章和寫給朋友的6封信中表達的觀點，后人將這些文字輯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按抗戰期間與陳獨秀往來密切的陶希圣的說法，“最后見解”的主要內容是“陳獨秀最后對于民主政治的見解”，“獨秀與我多次見面，無所不談”，“他每次與我談論，都鮮明表達他思想轉變的方向”。陶希圣說：他雖已為某黨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確的民主思想。這兩種成分存在他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之內，經過了“六七年沉思熟慮”，他的民族思想與民主主義便突破藩籬，而結成他的“最后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斯大林的問題，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也曾有過類似的看法，用毛澤東政治秘書胡喬木當時的說法就是：“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于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最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什么路子?毛當時講過這樣的話，說斯大林如此嚴重地破壞法制，這在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是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但是，后來他很快改變了想法，完全朝著另外一個相反的方向走了下去，最終釀成了十年浩劫。這也從反面進一步證明了陳獨秀得出的結論：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許多斯大林在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陳的民主思想不僅表現在思想上，同時也體現在其政治實踐上，主要表現于陳獨秀連續擔任中共中央五屆總書記，期間從未以某種借口在黨內發動整肅不同意見黨員的運動，也沒有以組織的名義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自己同志頭上的冤假錯案。從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至1927年5月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五屆中央委員會止，五屆中央委員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共84人，受開除黨籍和撤職處分的共6人。其中與陳獨秀同時被開除黨籍的有3人：陳獨秀、譚平山、彭述之(1929年11月);被撤銷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等職務的2人：毛澤東、彭公達(1927年11月);在陳獨秀任職期間被開除黨籍的僅1人，即李漢俊(1924年)。李漢俊被開除黨籍，是因為 “1924年中共中央鑒于其自動脫黨”，而“正式開除其黨籍”，與陳也并無關系。聯系陳獨秀之后黨內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層出不窮、從未斷過的史實和現實，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所以，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在中共的歷任最高領袖人物中，陳獨秀是最好的。
陳獨秀時期黨內沒有冤假錯案的，深處原因是：陳獨秀胸懷坦蕩，光明磊落，政治品格高貴，從來不屑于搞陰謀詭計。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說：陳獨秀“不講假話，為人正直，喜怒于色，愛說笑話，很詼諧，可是發起脾氣來也不得了。”李達的前夫人王會悟晚年回憶說：“陳獨秀人很好，就是脾氣很壞”。陳身上確實存在諸如個性倔強，我行我素，喜怒皆形于色，常常當面批評人，不留情面，脾氣暴躁，細行不檢等缺點，但他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和優點，就是反對自己人整自己人。不管別人怎么反對他，公開辯論也好，當面發火也好，談不攏拂袖而去也好，但他從來不利用職權羅織罪狀加害于人。如在1922年8月底召開的西湖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議針對黨內的“小組織”問題形成一個決議，嚴加整肅，陳當即表示反對。他認為，黨員在黨組織內或黨的會議上即使發表了不同的意見，也是黨內民主制度所允許的，不能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提升到“小組織問題”的高度對待。如果這樣做，勢必窒息黨內的民主空氣，破壞黨內的民主制度，甚至會出現傷害同志的冤假錯案，對黨的工作造成極大的損害。鄧小平曾評價陳獨秀是不搞陰謀詭計的人，李維漢也稱陳獨秀是“黨內少有的不搞陰謀詭計的人”。這種高貴的政治品格還表現在他勇于反省自己，敢于負責，從不文過飾非，把功勞歸于自己，把罪過推給別人。
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陳獨秀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他在總結黨的“二大”以來的工作時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由于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錯誤。”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大會對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批評，這其中包含著對陳獨秀的批評。陳虛心接受了批評。一個勇于面對問題，敢于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領導者自然不會也沒有必要制造冤案，諉過于人。對陳獨秀時期黨內的政治環境和風氣，毛澤東曾說：“我們黨從建黨到北伐這一時期，即1921年至1927年，雖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但當時黨的作風比較生動活潑。”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對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夠超越。重讀陳獨秀70多年前寫下的文字，就像是在針對當代中國的現實說話，無論黨內還是黨外，不管是誰，讀了都不會無動于衷，除非是無恥的既得利益者或是腦殘的奴才。
陳獨秀一生跨越了19世紀到20世紀，是一位在近現代中國政治和文化史上特立獨行、貢獻巨大、影響深遠而又復雜多變、充滿爭議的人物。他終其一生不遺余力地探索變革之道，期望再造中華。其所堅守不移者，是進化、民主、科學、愛國和社會主義五大根本問題，始終如一，至死不渝。他常能高瞻遠矚，把握時代發展趨勢。 “推倒一世豪杰，擴拓萬古心胸”(青年陳獨秀所立座右銘)，他堅信包括馬克思主義及其領袖人物在內，沒有“萬世師表”的圣人，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病”的學說。他是一位徹底的思想解放者。他的思想雖然一度為歷史所塵封，但在經歷了歷史的大曲折之后，暮然回首，我們發現，陳獨秀所指引的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依然是正確的，恐怕也是唯一正確的。遺憾的是，這一點至今仍未成為全國全黨的共識。不過，我們仍然堅信，過去，是陳獨秀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今天，中國共產黨要想浴火重生，仍然離不開這位曾經為其所拋棄的黨的創始人。
這也許就是歷史的詭秘之處。
三、孤魂猶在，有君才叫中國——作為一個文化標志性人物，陳獨秀的形象具有永恒的感召力
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革命家、政治家;
杰出的編輯出版家、大學者;
卓越的政論家、詩人、書法家……
對于一個人來說，這幾個方面做到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易的，而他卻都能獨領風騷，名垂青史。
而且，他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開創新時代”的偉大人物，更是幾千年中華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標志性人物。對于當代中國，特別是對于中國共產黨，他所獨具的現代人格更具有特殊的精神引領意義。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章士釗說：陳獨秀是一匹“回頭之草不嚙”的“不羈之馬”;胡適說他是“終身的反對派”;他自云： “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不愿說不對又不錯的話;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絕對不怕孤立。” “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社會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即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什么‘光桿’和‘孤家寡人’，于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
友人曾贈詩于陳，將他比為鸞鳳：“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馴!”而他卻并不認同，賦和詩云：“悠悠道途上，白發污紅塵。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龍性豈易馴!”這就是陳獨秀!
陳獨秀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波爛壯闊光芒四射的偉大史詩。
陳獨秀1879 年10 月9 日出生于安徽安慶，自小隨祖父修習四書五經。所謂三歲看老，祖父對幼年陳獨秀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 17歲那年，陳參加科舉考試，題目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認為試題狗屁不通，于是忽發奇想，弄了一堆難字和生僻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地填滿試卷。不想，這篇不通的文章唬住了閱卷老師，結果，不但中了秀才，還是頭名。但陳獨秀卻從此厭倦了科舉考試。中日甲午戰爭前后，年輕的陳獨秀讀到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的文章，“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學術，粲然可觀，茅塞頓開”，從而成為堅定的“康黨”分子。1901 年10 月，抱著“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的探索心志，陳赴日留學。其政治生涯由此展開。1903 年，為懲罰與進步留日學生作對的學生舍監，“由張繼抱腰，鄒容抱頭，陳獨秀揮剪”，剪去其發辮。有論者云：“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征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為之終身奮斗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但是，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
留日期間，結識蘇曼殊、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士釗等革命黨人，見識更長。回國后，曾獨自一人辦報，影響及于全國。有讀者不知情，寫信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他還曾在安徽公學兼任國文教師，上課時不拘小節，一邊上課，一邊搔癢，全不顧及綱常名教、師道尊嚴。
1915年初夏，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新青年》的出現，被史學家譽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為壯麗的一次精神日出，它標志著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由此起步。陳從此扛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當之無愧地成為“思想界的明星”。翌年，被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聘為該校文科學長(相當于系主任)。陳當了北大教授后，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獨行，常流連于北京有名的煙花之地 八大胡同。據說，他的很多時文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不久，因為散發傳單《北京市民宣言》入獄。期間，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出獄后一改此前20 年不談政治之主張，開始積極投身于實際政治活動，開始與李大釗一起，著手創建中國共產黨。1921 年7 月，陳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總書記。從一大到五大，歷經國共合作的風風雨雨，中共由一50 多人的小黨發展為近6 萬人的大黨，陳獨秀也連任五屆黨的總書記。1927 年，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8 月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作出決議，認為中共在陳獨秀領導下，“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導致大革命 失敗，陳因此被事實上撤銷總書記，其中共政治領袖的生涯也就此結束。
陳獨秀被撤銷總書記，罪名為右傾機會主義，其實是共產國際的替罪羊。他的所謂錯誤主要來自共產國際，與他個人并無多大關系。實際情況是，他對共產國際的一些主張還進行了抵制，如他從一開始就反對和國民黨搞黨內合作，因為黨內合作這樣的方式最后必然導致激烈的沖突。當國共發生磨擦后，他又主張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如果中國共產黨當時按照他的主張退出國民黨，就不會有后來的"清黨"和慘敗。陳獨秀后來被開除出黨，則是因為他反對李立三"畢其功于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劃，反對在中東路問題上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歷史已經證明，李立三"畢其功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劃是錯誤的，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也是錯誤的。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后，陳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監獄關押。這是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陳對自己被捕并不放在心上，在被押解的路上竟酣然入睡，讓同坐一輛囚車的彭述之不勝羨慕。當年，蔣介石抓獲陳獨秀，一再宣稱此案務必嚴辦，因此京滬兩地的大律師都不敢接受此案，唯有章士釗基于彼此在青年時代的道義之交(他們曾一同辦報紙編雜志《國民日日報》和《甲寅》雜志)，自告奮勇，甘愿為陳做辯護律師。時隔六十余年，檢閱當時史料，仍能感受到當年法庭內唇槍舌劍的激烈，感受到陳獨秀的狂飆性格。針對“危害民國”的嚴重指控，陳獨秀奮起還擊，自辯狀慷慨激昂，至今讀來，讓人情不自已：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于今三十余年。……余固無罪，罪在擁護工農大眾利益，開罪于國民黨而已。予未危害民國，危害民國者，當朝袞袞諸公也。冤獄世代有之，但豈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許工農，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強加予罪，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也。法院欲思對內對外保持司法獨立之精神，應即宣判予之無罪，并責令政府賠償予在押期間物質上精神上之損失。
陳的自辯理直氣壯，章士釗的辯護則煞費苦心。他為了開脫被告，竟刻意將陳獨秀打扮為國民黨的功臣、三民主義的信徒，真可謂絞盡腦汁。可章士釗萬萬沒想到的是，陳竟拍案而起，鄭重聲明：“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個人意見，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依據。”整個庭審過程中，陳態度安閑，顧盼自若，妙語連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辯護狀》有理有據，妙趣橫生，膾炙人口，后被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陳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柏烈武事后對陳之三子陳松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的忙也幫不上，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陳因此獲刑8年。
陳獨秀入獄后，把監獄變成了研究室，潛心讀書、著書，孜孜不倦，怡然自得。他的年輕的妻子潘蘭珍從上海趕來精心照顧。起初，看守見陳、潘老夫少妻，頗不以為然，常指指點點，陳大聲斥責道：“她是我的妻子，怎么，我不配有這樣的妻子嗎?”從那以后，看守再也不敢說什么了。還有一個傳言說，陳獨秀與潘蘭珍在獄中公然做愛，且斥罵獄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卻沒有犯法。”陳坐牢期間，大畫家劉海粟受蔡元培之托，曾去監獄探望陳獨秀。“蔡先生要他在牢房中堅持鍛煉身體，從事一些學術研究，不要虛度歲月，社會上許多人正在設法營救他。”陳表示感激，臨別依依，他研墨揮毫，贈劉海粟一副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危氣若虹。”
1937年8月，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幾經輾轉，陳帶著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墻村隱居，生活窮困潦倒。抗戰期間，百業凋敝，他的版稅和稿酬為數不多，北大同學會的捐助也是時有時無，即便這樣，他仍堅拒各種名義的贈金。據陳獨秀老友朱蘊山回憶：“當時陳獨秀可憐得很!沒有東西吃!”他拿了幾只鴨子去看望陳，陳卻差點翻臉。至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所贈五千元，以及蔣介石匯給陳獨秀的“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陳都原封退回。學生羅家倫、傅斯年滿懷好意，親自登門送錢給老師，陳亦堅拒，臨別時對羅、傅二人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弄得兩位弟子十分尷尬。對其他親友資助的錢物，陳獨秀則以條幅、對聯、碑文或篆刻作為答謝，大家看準了他這種“無功不受祿”的脾氣，要接濟他時，就先繞一個彎，請他寫字刻石。居川期間，陳在其以前所著《實庵字說》《識字初階》基礎上，寫《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兩次預支稿酬一萬元。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以“小學”乃音韻學、文字學綜合之古稱，也是他研究文字形、聲、義三者統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點，拒改書名。此書因此不能出版，他因此令家人不得動用稿酬。《小學識字教本》書稿后來由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分贈專家。梁實秋分得一冊，十分珍愛，日后帶往臺灣，請專人描清字跡不清處，影印500冊，仍感不佳。再請人費時十月，將全稿重描無誤，書名改作《文字新詮》，隱去作者姓名與《自敘》，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臺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為陳獨秀遺作。《小學識字教本》因此得以傳世。
1942年5月27日，64歲的陳獨秀在重慶江津一間破落的角門里悄然辭世。彌留之際，給潘蘭珍遺言：“蘭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倘有合適之人，可從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王森然先生在《陳獨秀先生評傳》中痛切感慨道：“以先生之學力，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顧乃獨甘如此結局!……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毅力，無用武地。吾不僅為先生惜，吾將為吾民族哭矣。”
王先生如此感慨陳獨秀，足可見其天地良心，但以陳之人格，聽了未必領情。
陳一生如此結局，恐怕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否則，就不是陳獨秀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陳獨秀一人集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各種偉大人格于一身，這樣的大人格不僅在第一代的共產黨人中無人可及，學生輩中更難覓望其項背者。學生輩的毛澤東個性上似乎有些形似，但品質上乃至思想境界上則南轅北轍，不可相提并論——這一點即使傲視一切的毛氏本人在內心深處恐怕也不敢不自愧不如。
但是，我們仍然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向陳獨秀回歸，特別是在文化上回歸陳獨秀，既能為自己贏得道義上的合法性，也有面子。
四、并非題外的話
有論者認為，陳獨秀之所以政治上失敗，是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書生、學者，而不是一個善于搞政治的人，缺乏搞政治的經驗和手段。搞政治，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是一點書生氣都要不得的。對于那種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像陳獨秀這樣的書生、學者是應付不了的。陳搞政治，是歷史的誤會。對此，筆者不以為然。陳獨秀的確不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那樣的政治家，但也完全不是囿于書齋的書生、學者。他不僅僅是精神領袖、思想導師，而且也是偉大的實踐家。他親自領導了五卅運動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并取得了勝利。毛澤東也認為“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以他的學識，秦皇、漢武一類帝王搞的那一套帝王術他不會不懂：以他的個性，真想玩帝王術，恐怕別人也不一定是對手。但他是陳獨秀。他屬于現代，是五四新派人物，自然不屑于與專制帝王們為伍。他是開啟現代政治文明的、創造歷史的現代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應該能夠引領歷史的進步。從這一點看，大大小小的秦始皇們即使玩天下于股掌之中，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誠如黑格爾所言：“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所以，評論政治家的陳獨秀，要以現代眼光，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以現代眼光看，政治家的陳獨秀是失敗者，更是勝利者。說他是失敗者，是因為他畢竟被趕出了政治舞臺，說他是勝利者，是因為他留下的政治遺產可以澤披后世。
附錄： 念奴嬌(讀陳獨秀)
有峰獨秀，
滄海事，歷歷烽煙如昨。
奮起凌云一枝筆，
盜入啟蒙天火。
倡導科學，
高揚民主，
拋灑萇虹血。
平生毀譽，
蓋棺誰予評說?
白頭寂寞江津(1)。
歷盡劫難，真理無敵我(2)。
市井誰人識國士，
紙上空留干戈。
冠蓋京華，
英雄故事，
潮起觀潮落。
孤魂永在，
有君才有中國!
【注釋】(1)江津句：陳晚年出獄后，流落重慶江津，時值抗戰期間，倍嘗寂寞艱辛。(2)真理句：陳氏晚年之思想，已超出黨派、主義之爭，回歸五四之民主與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