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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技術文明非常發達，不僅散見于像《考工記》、《氾勝之書》、《齊民要術》、《天工開物》等這樣的典籍中，外國學者筆下的中國古代技術文明也是令西方“高山仰止”的。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中提出的“為什么14 世紀的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映射出我國在14 世紀就已經具備了17 世紀西方工業革命發生所具備的一切條件，并提出“在科學技術發明的許多重要方面，中國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3 到13 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1]，這足以表明中國古代技術文明的輝煌。但同時，由于我們的社會制度等原因，在“中世紀結束時已幾乎停止了向西方傳輸技術和思想，并自那時起一直在吸納西方的技術和思想”[2]。因此，對于我國古代技術文明及其創造古代技術文明輝煌的工匠精神的哲學思考，無論對于當前職業教育的發展， 還是回應全球技術危機的現代性難題，都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善美境界：中國古代工匠精神的價值追求
所謂善美境界，是指由于物質生產、科技文明的相對不發達而出現的美為善所統攝的文明狀態[3]。對于我國古代技術文明而言，一方面籠罩在以儒學為核心的東方文化之下，政治倫理文化始終是文化的主流，因此善美關系表現為文道關系，“文以載道”是主導性理念；另一方面，善美階段的存在，與物質文化發展的水平息息相關，由于古代科學發展水平相對不發達，故在求真方面并未得到豐富的發展，雖然存在真善美原初的統一，但卻以善對美的統攝和善美的結合最為突出。因此，中國古代工匠精神的善美境界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真善美的原始統一；二是美以善為準繩。前者是古代技術文明的背景，后者是中國古代工匠精神的靈魂及古代職業教育的精神主題。
（一）真善美的原始統一
原始文化中，從粗糙、不規則的“打制”石器過渡到光滑、勻稱的“磨制”石器；從“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禮記·禮運》）到“刀耕火種”的農業方式；從“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禮記·禮運》）到“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通鑒綱目外記》）；從簡單的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藝制作到復雜的制陶、紡織、房屋建筑、舟車制作等原始手工業，都體現了原始人類真、善、美完整樸素的統一及進化。但總的說來，在這種樸素的統一之上，人類文明的原初目的是族類的生存，如中國氏族社會的“陶公陶氏”、“繩工索氏”、“神農氏”、“釜工氏”、“巫氏”、“卜氏”、“屠氏”等，都以生活技藝為姓氏，家族的命運與勞作性狀緊密相連。
隨著原始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的時候，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的狀況必然會被打破。進入氏族公社后，掌握生產技術的人被推舉為部落首領，相傳在五帝時期以部落首領為代表的“職官”開始出現，依托血親關系的“世傳家學”逐步發展，夏商周時期培養“百工”的手工業職業教育開始萌芽；同時，從“三皇五帝”開始，“圣人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底色，如舜帝文化精神之魂被稱為“德為先，重教化”，史學家范文瀾列舉的受祀的祖先神（神農、周棄、后土、堯、舜、禹、黃帝、契、冥等）皆品德高尚，功勛卓著[4]。原始教育生產與生活屬性逐步浸染并凸顯道德特征的精神走向，原始文化的“崇德尚賢”成為中國工匠精神倫理走向的源泉。
（二）“善”是古代工匠精神的價值追求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乃是教人如何“做人”，“道德”二字正是其特殊精神之所在,而“善”恰恰囊括了“道德”的內涵[5]，“與人為善”、“止于至善”、“為善最樂”、“眾善奉行”的“善”被看成是最高德行和最后原則。中國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它凝結成中華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烙印，直接映射到中國教育的思想發展中。中國工匠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無權階級，其“訓育”的過程無不信奉和追隨著這一精神主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體現出一種道德的人本主義，這種人本主義既不同于西方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神本主義”，而且也和西方近世的強調個人解放的人本主義有所區別。首先它強調的“人”是關系中的人，以“明人倫”為目的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離婁上》）的道德觀念，成為古代職業教育道藝學習、考核、選拔等的重要參考前提。其次，“人”是關系中的“核心”，強調“天人合一”。它一方面用“人事”去附會“天命”，要求人“替天行道”；另一方面又往往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為理性的、道德的化身。“天理”的基本內容則是仁、義、禮、智、信等至善的德行，而中國人對這些心性的修養，往往體現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通過日常生活工作的修練，一個平常人的人格精神逐步上升進入“圣賢”的境界中去。因此，我國古代工匠的實踐活動最根本的是道德實踐，最高的藝術作品也必須以“至善”為前提，即所謂“盡善盡美”[6]。
二、“德藝兼求”：中國古代工匠精神的價值表征
先秦典籍《左傳·文公七年》記載，“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據明清之際著名實學家李塨《廖志編》的解釋，“六府”幾乎囊括了古代職業教育的全部內容。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則闡述了古代工匠精神的內涵并規約著古代職業教育過程的教育原則。“正德”居于統帥地位，要求工匠必須服從仁政德治的需要，規定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利用”是指掌握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活動；“厚生”則指工匠的勞動要服務于治國和惠民。“以德為先”、“德藝兼求”與“經世致用”三者統一而不可分。基于此，中國古代工匠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強力而行”的敬業奉獻精神
不管是官匠還是民匠，就總體而言，都屬于下層勞動人民，他們都具有吃苦耐勞、兢兢業業的美德。其中以墨家最為典型。墨子特別注意職業道德行為的鍛煉，主張“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孟子﹒修身》），要求學生“強力而行”，加強意志鍛煉，指出意志不僅是重要的道德品質，而且對知識才能有直接影響，他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而意志要經過長期磨練才能強大，否則便會衰退；“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孟子﹒修身》）。
墨子并非空發此論，墨家弟子躬行實踐，“多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在教學中墨子發揚“強說人”的主動精神，他不同意儒家“叩則鳴，不叩則不鳴”的消極等待態度，主張積極主動“強說人”，叩則鳴，不叩亦鳴，問則答，不問則講。他認為“不強說人，人莫之知”。
孔子教人是“來者不拒”，墨子則進一步主張，對不來者也主動去教，“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這種以教人為己任的精神是很可貴的。由此可見，強調“強”的敬業精神和“自苦為極”的獻身精神是墨子的一貫作風和應有之義，也是墨子職業倫理思想的內在精神品質。此外，在實踐中墨子主張“述而又作”的創造精神，不同意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態度，主張“述而又作”。他認為應該繼承古代文化中善的東西，又要創造出新的東西，使善的東西日益增多，“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這種主動意識也是工匠精神的很好體現。
（二）“切磋琢磨”的精益求精精神
不恥求師問學，勤奮學習技藝，這既是一切工匠謀生的必備條件，也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求?！?/span>詩經·衛風·淇奧》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佳句，形象地展示了工匠在對骨器、象牙、玉石進行切料、糙銼、細刻、磨光時所表現出來的認真制作、一絲不茍的精神[7]。孔子在《論語·學而》中對這一精神高度肯定；朱熹在《論語》注中從工匠道德的角度，做出“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解讀。后來，孫中山將它擴展到近代工業，并概括提煉出“精益求精”精神，使萌芽于《詩經》的切磋琢磨的工匠精神最終提升概括為技術道德的重要規范。
中國古代工匠關于技術的設計規范與工藝的精細要求不乏歷史記載。據《考工記》記載，戰國編鐘的細密程度可以做到“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輪人》、《車人》諸篇中，對車輪的制作和檢驗，規定了從選料、外觀、功能、檢驗標準等方面多達10 項的詳細技術要求。自秦漢時期開始，中國古代紡織品、陶器等工藝品的制作技術的精湛及外觀的精美已深受國外商客歡迎，遠銷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羅馬帝國，當時世界稱中國為“絲綢之國”、“陶器之都”。到了宋代，冶煉、舟車、橋梁、建筑、織造、印染、制衣、陶瓷、茶、酒等工匠技藝類的工藝技術水平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并誕生了《木經》、《營造法式》、《陶記》、《夢溪筆談》等一系列科技史上的珍貴史料。
此外，為了訓育工匠精益求精的技術要求，制度建設也相當完備，實行了“物勒工名”（制品上標明制作者姓名）的管理制度，制定了《工律》、《工人程》、《均工》、《效律》等一系列法律與管理檔案，為保證產品質量，考核標準十分嚴格。因此，中國古代工匠精益求精的技術精神，不僅僅是創造舉世矚目的技術輝煌的意志體現，更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興利除害”的愛國為民精神
這是古代工匠走出個人、家庭利益小圈子，將目光投射于國家和人民利益而達到的道德境界升華，中國第一個工匠團體墨家在這方面很突出。墨子以培養“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士”為教育目標，其目的是把“農與工肆之人”培養成掌握實用技術的“兼士”，“興利除害”便是道德行為和道德評價的根本尺度。《墨子·尚賢上》記載“兼士”必須符合三條標準，即“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要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這是評價職業行為是否道德的最高標準。這種道德價值觀，得到后世工匠的認同。
浙江紹興出土的神人車馬畫像鏡上，鐫刻有著名鏡師周是的廣告銘文，“吳向陽周是作竟(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谷熟，常保二親此天力，傳告后世樂無極”。廣告銘文蘊含了這位名匠追求愛國愛家、安居樂業、國泰民安的職業理想[7]。據《元史·許衡傳》記載，許衡不僅自身發明創造極為突出，創制了簡儀、仰儀、圭表、景符等天文儀器，修建27 所觀測臺并制定了《授時歷》，完成我國歷法史上第四次重大改革，而且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說”，強調“言為學者，治生最為重要”，心系國民，成為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且在教育等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工匠的愛國為民精神雖有不同于其他職業精神的特點，但就其主導性的道德價值觀而言，是與儒家的“仁、義、忠”的倫理道德相通或相同的，特別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工匠精神基本上是儒家倫理準則在職業活動中的具體化，這種倫理精神在強化工匠道德責任、提高器物質量、發展社會經濟、造就巨匠高師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心傳體知”：中國古代工匠精神的價值實現
我國古代職業教育起源于世代手口相傳的家庭教育，歷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不斷變更，這種血緣關系的技藝傳承逐漸走出家庭，經歷了從非制度化到制度化逐漸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各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要求培植和造就了形式多樣、途徑各異的職業教育。無論是作為官方職業教育的設官教民、職官科技教育、藝徒教育、職業專門學校，還是作為非官方職業教育途徑的家傳世學、私人授徒等職業教育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在勞動和工作過程中進行，“心傳體知”的教育過程是培養傳統工匠精神的主要途徑。
（一）“心傳身授”的教學過程
所謂“心傳”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熏陶和無形的心理傳遞，沒有固定的范本和模式。對于傳授之人來說，是一種默會的教學方式；對于受教者來說，學習的過程不是單純的技術繼承就能達到。施教與受教雙方只有兩者之間心理的傳授和領悟，憑經驗行事。墨子“自苦為極”的實踐精神是古代工匠精神“心傳身授”教學過程的典型范例。此外，古代職業教育是一種全程的教育模式，師徒一起生活、學習、討論、鉆研技術，師傅通過自己演示和在指導徒弟操作的過程中傳授技術經驗,通過具體實例說明行業規范，如工師“立樣”與“程準”，就是工師授徒首先做好模版（“立樣”），然后學徒加以模仿，學習制作，直至掌握了制作的標準和典范（“程準”），也就等于學會了技術。因此，徒弟從小追隨師傅的技術熏陶， 一旦心領神會， 便可“不肅而成”、“不勞而能”、熱愛工技、不見異思遷，并在生產制作過程中，不斷創造出新的技法、樣式和風格，也使得技藝在傳承過程中，不斷地被賦予新的生命。
（二）“體知躬行”的學習過程
中國的“體知”內涵非常豐富，相關的概念諸如“體察”、“體驗”、“體會”、“體味”等，宋明理學還講“體證”，強調道不外于我心，道是我的體認，即主張通過人的主觀體驗，領悟道之所在。雖“至道”之徑儒、道、佛三家論及較多，但“悟道”靠智慧、靠心理體驗和價值領悟的觀念同樣體現在古代職業教育過程中，而且其“知行合一”的做法更值得借鑒。古代職業教育師徒關系一旦確立，就類似于父子關系，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就是源自藝徒制度。張正明記載《學小官須知》言，“學小官（學徒），清晨起來，即掃地、撣柜、抹桌、撣椅、添硯池水、潤筆、擦戥子、拎水與人洗臉、燒香、沖茶，俱系初學之”。實際上還有很多不成文的雜役，如早拆鋪、晚搭鋪、洗碗、買夜宵、倒便器等。“湘諺云：三年徒弟，三年奴隸”。在學藝過程中，“尊師”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準繩，這種“情感效應”對知識技能的授受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中國古代職業教育的藝徒學習，師傅不僅有責任傳授給徒弟技術，更要像父母有責任教育子女一樣，使徒弟學會做人，能夠自立。當然，這一教育過程實際上也存在著剝削，但是將做人寓于做事的學習過程是值得借鑒的。
中國文化精神是一種“道德的精神”，這一種道德精神乃是中國人所內心追求的一種“做人”的理想標準，乃是中國人所積極爭取渴望到達的一種“理想人格”[8]。因此，中國古代工匠也是以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心，強調“以德為先”、“德藝兼求”的工匠精神，其教育目的及過程若到達此種境界者，完全是以這種道德精神為其最后的解釋。這樣一種“向善”的“道德精神”的指引，一定意義上陶鑄了中國匠師精益求精的技術精神，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古代技術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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