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請選擇問題分類進行咨詢。
聯系電話
- 010-64938082
從羅家倫到錢鐘書
有關民國時期的“高考”，被傳誦最多的大概是與錢鐘書有關的故事。
1929年，清華大學外語系招生時爆出一條新聞，一位數學只考了15分、本應被退回的考生卻被破格錄取，這個人就是錢鐘書。為了突出戲劇性，在另外的版本中，錢先生的數學成績被說成是0分。他自己后來回憶，“我數學考得不及格，但國文及英文還可以，為此事，當時校長羅家倫還特地召我至校長室談話，蒙他特準而入學。我并向羅家倫彎腰鞠躬申謝。”錢鐘書并沒有說自己數學考了多少分，但他英文、國文是特優，確實是事實，而英文還是滿分。主管老師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報告了校長羅家倫。羅校長親閱試卷后立即定奪：此為奇才，破格錄取。
拍板錄取錢鐘書的時候，羅家倫一定想到了自己當年考北大的經歷。
1917年，北京大學在上海組織了一場自主錄取考試。當時，剛剛從美國回來的胡適也參與了閱卷工作，負責國文閱卷的。他看到一位叫羅家倫的考生，作文寫得非常棒，便給了滿分。可后來得知，羅家倫雖然國文很厲害，可數學卻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績也并不出眾。怎么辦呢？胡適在招生會議上，力主“破格錄取”這位偏科嚴重的考生。幸運的是，主持招生會議的校長蔡元培也支持胡適的建議，最后，力排眾議將數學考了零分的羅家倫招進北大。
事實證明，蔡元培和胡適的決定是正確的。羅家倫不但成為“五四運動”的得力干將，1928年，還以北伐少將的身份，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改組后的國立清華大學首位校長;30年代，羅家倫還做過南京中央大學 （今天南京大學的前身）的校長。錢鐘書并不是清華大學破格錄取的特例，1931年，吳晗考清華，數學是不折不扣的零分，但也被錄取了。
這樣的“故事”或許會讓人認為，破格錄取是很隨便的事，其實并非如此。民國時期，由于其政局不穩，無法保持大學的連續性，而那時的大學，也多處在“青春期”，錄取工作也難免隨意。1930年，臧克家在青島國立大學的入學考試中，數學考了零分，作文也僅僅是三句詩歌，“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成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就憑這三句詩歌，文學院院長聞一多將臧克家“破格錄取”，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風云的詩人。系主任這么“任性”，這在現在是難以想象的，或許可以作為當初招生制度不規范的一個明證。
張充和：“數學零分入北大”的背后
隨著當時大學教育的日益成熟，在招生方面就日益注重程序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事實上，在30年代初北京大學就已經做出規定，單科考零分的，禁止錄取。周有光、沈從文的小姨子張充和被北大“破格錄取”，就很能說明這一點。流傳的故事是這樣的：1933年，沈從文與三姐兆和在北京結婚，張充和去參加婚禮，隨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勸她考大學，她也想不妨一試，于是就到北大旁聽。當時北大入學考試要考國文、史地、數學和英文，充和見到數學就頭大，她在16歲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幾何、代數。她干脆放棄，把復習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第二年臨考的那天，家人為她備好圓規、三角尺等作圖工具。她說“沒用”，因為她連題目都看不懂。數學當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國文考了滿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學生活》 寫得文采飛揚，受到閱卷老師的激賞。試務委員會資深評委胡適希望錄取這名優異生。然錄取規則明文規定，凡有一科為零分者不予錄取。試務委員會向閱數學卷老師施壓，希望“網開一面”給幾分。那閱卷先生軟硬不吃，復判后，仍給零分。試務委員會愛才心切，不得已“破格錄取”了她。
這個故事，從敘述角度看，應該來自張充和的家人，也有可能是后來某個知情人的追憶。1934年9月24日的 《大學新聞周報》 對此事有過報道，標題是 《北大新生中的女杰》：“北大此期招生投考數千人，各科試卷由各系主任分別總評閱，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胡博士于評閱國文試卷后對人云：此期新生國文試卷以張旋（張充和的化名） 女士者為最佳。言下似有得此女弟子已滿足之狀，蓋張女士報考之學系又適為國文系也。女士年尚幼，儉樸誠篤，不趨時尚，擅長于文學而數學則非其所好，是以此次考試結果，僅以試讀生入學，然此殊無礙其努力文學也，吾人當刮目候之。”
從這篇報道看，確實是胡適賞識了張充和，不過張充和的數學是不是零分，國文是不是滿分，這篇報道都沒說到。關鍵的是，這篇短消息里提到的不是破格錄取，而是“僅以試讀生入學”，意思是備取，沒有正式學籍。長期以來，人們放大了各種“零分考入北大清華”的故事，為偏科的怪才尋找進入高等學府的理由，但是，任何意義上的高考，都只能一種選拔性考試，客觀、公平是這種考試的核心，成熟的招生必須盡可能破除人為的因素，即使像西南聯大這樣在戰亂中臨時拼湊起來的大學，考試和招生也是非常嚴格的。另外一方面，出于美好想象，人們夸大了錢鐘書這樣的天才路徑，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民國時期靠關系進入大學的紈绔子弟。
何兆武的上學記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后就讀于土木、歷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后，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譯有盧梭 《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 《思想錄》、康德 《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等。2006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著名翻譯家、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的求學生涯得以為更多普通人所知，也讓我們很直觀地感知到，一位普通的高考生在民國時期，是如何考大學的。
何兆武出生在北京，父親是中級技術人員。在北京，何家算是中下等家庭。何兆武在北京師范大學附中讀完高一，1937年7月底，正值暑假，北京淪陷了。這一年的9月，和很多家庭一樣，何家也離開了北京，回到了祖籍湖南。北京師范大學附中的教學質量相當高，何兆武的數學老師閔嗣鶴，當時才大學畢業不久，但已是小有名氣的數學家，后來的陳景潤也是他的學生。北大、清華和南開最初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何兆武去學校找姐姐玩，碰到閔老師，才發現他已經教大學了。到了昆明，閔嗣鶴也在西南聯大任教，他也曾是華羅庚的學生。
在長沙，何兆武改讀中央大學附中。和現在一樣，何兆武和他的同學們也很追求分數，大多數同學考慮的也是哪一門課重要、最能拿分、就努力攻哪一門，像歷史、地理，臨時背背就行，反正不會不及格，也不會得高分。最重要的，還是語（國語）數外，而其中數學和英語又是關鍵。當時的高中考試，數學往往是出5道題目，每一題20分。數學和英語，在上大學時也是最重要的兩門課，學理工課的，數學過不了關就沒法學，而學文科的，外語不過關也看不了教科書。
據何兆武回憶，他在中央大學附中時的教科書幾乎都是美國版本，雖然有翻譯，但專用術語，比如“速度”“加速度”“無限大”之類的，都用的是英文。初中學幾何，課本是由三個作者合作的，因為他們的名字都有一個S，所以叫“三S幾何”，高二的時候學大代數，用的是Fine的版本（美國教科書），非常艱深，叫“范氏大代數”，另外一本代數書，是Hall和Knight兩個人合編的。有個叫上野清的日本人，把這兩本書結合起來，編了一本《大代數講義》，匯集了前兩本書的優點，在當時的中學里非常流行，數學拔尖的學生都在讀。這本教材的流行說明，在當時的中學里，努力學數學已經是一種風氣。盡管中國古代也有自己的數學，但是作為一種話語系統的數學，卻是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理性思維大發展的產物，它是現代科技的基礎，也是現代社會的標志之一。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也包括接受現代科學的過程，而讓學生對數學產生普遍性的興趣，是現代教育的成果之一。如今，數學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上世紀20 — 30年代，還是有一些傳統意義上的才子，根本無法接受數學，像羅家倫、錢鐘書這樣的天才，因為不懂數學而被人津津樂道，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們的成功只是個案。胡適也是如此，當年他進康奈爾大學，最初學的是農學，但美國的農學，其實是理科，和中國的種莊稼不是一回事。胡適學得吃力，最重要的是沒有興趣，他不得不改學哲學。
進入高中，何兆武就開始讀英文的課外讀物了。起初是比較簡單的，比如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亞故事集》，當時譯作《莎氏樂府本事》），作者是19世紀英國文學家Charles Lamb，他把莎士比亞的劇本改編成故事。另外，還有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記》），在讀高二的時候，英語老師向他們推薦了這本書。這本書往往被視為小人書，但是其英文非常簡潔、清楚，是學英語的佳品。雖然是戰亂時代，但當時的中學英語教學，由于其路子對頭，效果非常好，那時候出國留學的學生，大多都沒有任何語言上的障礙，和英美同學能做到同步。
1938年春，日軍攻占徐州，武漢百姓開始緊張，長沙百姓也跟著害怕，很多學校再次開始搬家，往西南轉移。1938年秋到1939年秋，何兆武在貴陽住了一年，非常閉塞和苦悶，他決定以“同等學力”的身份報考大學。當時的大學和中學考試，都是學校自己組織考試，你考你的，我考我的，由于精力和財力所限，每個學生往往選兩三個學校去考。1937年還是這樣分開考，但是由于形勢所迫，1938年就改成了統考。全國分成幾個考區，貴陽、昆明、成都、重慶、西安等，都是在大后方。何兆武所讀過的北師大附中和中央大學附中，都是名校，而他的成績名列班級第一，因此，他所報的三個志愿都是西南聯大。除了語數外，那一年的考試，還包括歷史、地理、物理、化學，還有一門政治。其中，數學非常難，比何兆武所學的還要艱深。有一道題是這樣的：“在橢圓上任取一個點，把這個點到橢圓圓周上每個點連線的中點連接起來是什么圖形？并列出方程式。”何兆武記得，他描繪出了連接后的圖形，是一個內切小橢圓，但是卻無法列出方程式。后來成績出來，他是貴陽考區第二名，錄取后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第一名。
楊振寧：16歲少年震動西南聯大
楊振寧和何兆武同一年參加高考，不同的是，楊振寧是在昆明考區。而相同的是，他的成績也是考區第二，錄取后是系里第一名。
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何兆武一樣，離開北京的還有楊振寧，那一年他還不到15歲，剛念完崇德中學的高一。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帶著全家大小，乘坐火車經過天津到了南京，改換乘輪船到蕪湖，再坐公共汽車回到合肥老家。楊武之在清華大學教書，北京和天津淪陷了以后，在北京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在天津的南開大學便南遷到湖南長沙，聯合成立為臨時大學，由三個學校的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和張伯苓共同主持校務。楊武之在合肥安頓好家小之后，就兼程趕往長沙的臨時大學去了。
1937年9月，楊振寧進入合肥大書院的瀘州中學繼續高二的學業。1937年12月，楊武之由湖南長沙趕回三河鎮附近的桃溪鎮，這個時候臨時大學已經決定遷往昆明，于是楊武之帶著一家大小，由桃溪鎮經過安徽的六安、宿松和湖北的黃梅等地，到達了漢口。再由漢口坐火車到了廣州，經過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取道越南河內，沿紅河北上，經過老街到中國云南河口，再搭滇越鐵路火車，整個行程5000公里，到1938年2月才到達昆明。
1938年，楊家七口在昆明城內西北角文化巷11號租賃的房子住下之后，楊振寧進了昆華中學念高二。那個時候輾轉流離而來的中學生非常之多，教育部門在那年夏天公布一項措施，所有學生不需要文憑，可以憑同等學力報考大學，楊振寧在父親的鼓勵下，讀了半年高二，就參加了統一招生考試。
他借了一本物理書在家里學習。他一直不明白為何圓在旋轉之時，“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徑”，整整想了兩天，最終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最終，在兩萬多的考生中，他以第二名考進西南聯大。
16歲的楊振寧心懷探索大千世界莫測變幻奧秘的愿望，報考了聯大化學系。物理系教授吳有訓翻閱楊振寧的入學試卷時，發現楊振寧更適合學物理，便向楊振寧講述了物理學對促進人類科技發展的重大作用，引導他入學后轉到了物理學系。物理學系由饒毓泰等名師執教，給楊振寧上普通物理課的是趙忠堯教授、上力學課的是周培源教授、上熱學課的是葉企孫教授……楊振寧跟隨這些大師，很快步入了物理學的殿堂。
西南聯大的招考，體現了自由和嚴謹的統一。自由是因為時代原因，不得不放開報考資格，開“同等學力”報考之先河，則體現在它嚴格按照分數高低進行錄取。在錄取后，學生的轉系和換專業又非常自由，最終能做到因材施教，因興趣施教，何兆武在西南聯大一共學了4個專業，像他這樣換來換去的，不在少數，最終，西南聯大短短數年，培養了非常多的人才。
何炳棣：“復讀”一年入清華
在西南聯大之前，和北大一樣，清華大學在招考方面也制度化和嚴格化了。史學泰斗何炳棣當年比楊振寧大5歲，他1932年冬被南開中學開除，但“跳了一班提前混了個中學文憑”，于1933年夏考入山東大學，一年后他通過考試，轉學到清華大學。他后來回憶，在他被南開中學開除的兩年內，他的同學和朋友，幾乎一致的意見是：大代數只做美國Fine所著教材中的習題是不夠的，還要作英國Hall和Knight合著的課本中的習題才夠用，因為后者要比前者繁難不少，這種印象和何兆武先生的回憶是一致的。當時的學生，研究過各高校數學考試難易程度，發現交大和武大的數學，都比清華的要繁難，但是這種繁難中也透露出一種笨拙，相比之下，清華的數學題，要輕巧，似乎更能考出學生的靈性。何炳棣在山東大學的一年，其實類似于今天的復讀，他最大的收獲是英語成績的提高。這一年他有機會學習地道的英語口語，改進英文寫作。教他英語的是美國的泰勒女士，作為美國人，泰勒警告學生不要學美式英語，而要練英式發音，所謂“皇家英文”。她帶領全班學生讀愛爾蘭作家James Joyce的Eveline的短篇小說后，讓學生用英文寫出一篇這樣的中國故事來。這樣的訓練，對提高學生的讀寫水平，可謂立竿見影。
經過在山東大學一年格外的努力，何炳棣于1934年夏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那是他童年的第一志愿。這一年，清華大學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共有報考者4000余人，正取317人，何炳棣名列第二十一，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清華一向不公布入學考試分數，何炳棣入學后，卻發現了自己的物理和數學分數，因為這與理工方面的選課有關，何炳棣的物理考了77分，數學則只有55分。因為其志愿是主修化學，一年級必須選高數，這成為讓他頭疼的事情——然而最終，何炳棣成為了蜚聲中外的歷史學家。
何兆武、楊振寧和何炳棣，都是著名的學者，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內都有很大影響力。他們的共同點是都通過了非常嚴格的“高考”，并且成績都極其出色，可謂是“應試教育”的勝出者，另外，他們在進入大學后，興趣都發生了轉向，并成功地以自己的愛好為職業。如今回頭看民國時期的高考，與考試的方式相較而言，更有值得借鑒之處的，是當時大學的培養方式。招生過程的嚴格和培養過程的靈活相結合，既保證了相對公平，又盡可能地做到因材施教。
（本文選自《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