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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胡福明43歲。頭發花白的他與孫長江等人合作，寫下了名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聲。該文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為否定“兩個凡是”、進一步反思“文革”和推進改革開放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和輿論基礎。
這篇文章改變了胡福明的命運，使他由學界轉入政壇；
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的走向。彼時，“文革”的創傷尚未痊愈，舊有的思維模式仍強悍地霸占著主流意識形態廣場。這是一個需要回歸常識的年代，胡福明內心激蕩的想法與中央高層的革新力量不謀而合，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是國內有識之士在新時期將來未來之際謀劃的意識形態“兵變”。“說到底，這篇文章也只不過反映了全黨全國人民共同的心聲，講了大家想講的話。早晚有人要出來講話，要出來寫文章，要來批判”兩個凡是“，你相信不相信？這是歷史的規律。時勢決定了需要這個文章，而我恰好是寫了這個題目，恰好比人家早講了幾天，就起這么個作用。”胡福明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說。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頭發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蘇省政協自己的辦公室內讀書。案上放著出版社剛剛郵寄來的全本《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原來讀過，但是被刪了很多，所以這次買了全本。”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衰成敗仍是他迄今最關注的時代話題之一。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文革”的廢墟上啟程的。粉碎“四人幫”后，南京大學的討論氣氛非常熱烈。身為哲學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覺得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應該出來說話了。在南京大學召開第一次揭批“四人幫”的大會上，他第一個發言；在江蘇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幫”的萬人大會上，他也是第一個發言。
他還不斷在發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學第四期學報發表了他的《評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從1977年開始，胡福明在南大學報上基本上每期發表一篇文章。因為存在爭論，他的《誰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發。這時，兩報一刊提出了“兩個凡事”的論斷，胡福明決定向“兩個凡是”開火。
當時凡是穿牛仔褲，跳迪斯科，留長發，唱鄧麗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覺得很可笑，我主張不要擴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興趣愛好，你別問，只要不把褲衩套在頭上就行，這是我在省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
政協在參政議政上是比較活躍的。但是總的說來，民主監督很難，這個牽扯到政治制度設計，很多情況下人民沒有知情權，監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覺得沒有權力的人監督有權力的人，這個本身就不好辦。
我始終認為，一個國家要建設民主政治，要民主監督，要依法治國。
批“兩個凡是”，心里有點虛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二七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樣的說法仔細研究我就覺得不好，這“兩個凡是”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政策都要維護，都要貫徹，那么人民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許多冤假錯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決策都要維護，都要執行，毛主席講過的都是真理，都要堅持。“文化大革命”還要七八年再來一次，中國人受得了嗎？
有一次省里召開座談會，講教育戰線的，我發表意見說，教育質量是下降的，教育領域也很亂，科研也沒法搞。當時有些老同志怕我闖禍讓我千萬別說，我說我講的是事實嘛，我從這些現象中覺得撥亂反正降溫了。“兩個凡是”出來以后，批判“四人幫”更難了。
粉碎“四人幫”之后，我從來不說毛主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是對的，我不敢公開說是錯了，但我心里認為是錯了。我感覺到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期，中國正處于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開始醞釀寫文章了，觀點已經明確了，就是要批判“兩個凡是”，但是呢，心里有點虛啊。
我不曉得“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提的，我知道是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文化大革命”以來，兩報一刊的社論從來都是代表黨中央發言，而且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意見一直都是通過兩報一刊社論來傳達。所以批判兩報一刊的社論不就是等于反黨反中央嘛，這個罪名可大了。而且“兩個凡是”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子出現的，那我批判“兩個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這個罪名更大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國沒有比這個罪名更大了。彌天大罪，歷史上的漢奸還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間，由于喊錯了口號、批評毛主席的錯誤的，被槍斃的每個地方都有啊。
說領袖也犯錯，對凡是派打擊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這個題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當，千萬不能跟他們商量。一旦事發，肯定牽連。當時還是下決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論工作者；第二，我是共產黨員；第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南大校園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幾乎是公開議論，但是沒有批“兩個凡是”，因為大家沒有發現“兩個凡是”問題。我發現了“兩個凡是”，我只能一個人去搞。
猶豫很久，個把月吧。我是吃過“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擔心再被整。最后還是戰勝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當然不能說“兩個凡是”是錯的，寫在標題上，公開向“兩個凡是”宣戰，那是不行的。一個老同志曾根據我的一貫表現警告我說，不要學《三國演義》里面的許褚，赤膊上陣，要能夠保護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夠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計回避“兩個凡是”，我給“兩個凡是”另外找了個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謂“天才論”、“頂峰論”，它們與“兩個凡是”本來就是一個東西嘛。讀者一看就能夠明白，這就行了，我就達到目的了。
同時我也考慮了，要拿一個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叫什么呢？當時我也想寫一篇關于實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實事求是的文章寫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較新的，而且得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因此我寫了“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論斷，作為我的基本主題，也作為我文章的標題。
我要說明幾個觀點，一個觀點是：所有的理論、路線、政策，包括共產黨的理論路線，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不是正確的，都要經過實踐檢驗，沒有例外。
另外一個書上并沒有說，是我從讀書中觀察出來的一個新觀點，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他們，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權威，他們自己也是自覺地運用實踐的標準來檢驗自己的理論，正確的，要堅持；錯誤的，要拋棄；不完全的，要修正。他們自己這樣做了，他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們從來沒有說過對他們的理論路線政策要搞“兩個凡是”，他們承認自己跟普通人一樣，并不是不犯錯的。這一點對那些凡是派來說是打擊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須寫到這一點，再否定“兩個凡是”。你們說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對他“兩個凡是”，我就說毛主席并不認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爾也犯錯誤。你的“兩個凡是”不適用于毛主席，你們錯了。文章的關鍵問題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參與修改，胡耀邦審定
到6月下旬，正要動手寫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開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護，整個晚上也睡不了覺，就拿個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資料，寫提綱，準備文章。花了好幾個晚上。到后來出院了，回家，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寫出來了。自己寫，自己改，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改了好幾遍。到了9月初開學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給了《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
此前，大概是5月份，王強華來南京參加江蘇省委黨校的一次理論討論會，會議休息期間，王強華通過別人跟我認識，他說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觀點是相同的，你給我們寫文章吧，我說好。
我最初給《光明日報》郵過去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還有一篇是《女人也是生產力么？》―――這篇是原來手里就有的。文章寄過去后三四個月沒有回信，1978年元月份報社寄來一份清樣，說要我寫得嚴謹一點，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修改一下，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樣又寄回來，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一天晚上，王強華接我到光明日報社，這個時候楊西光、王強華、馬沛文，還有孫長江也去了，在楊西光的辦公室討論怎么修改。他們的要求跟開始的要求不一樣了，開始要求我收斂一點，后來要求現實針對性更強一些，加強戰斗性，另外文章寫得更準確點，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而且時任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的馬沛文建議點名批判兩個凡是。我當場就說恐怕不適合，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論，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開“兩個凡是”，不可能明著和兩報一刊社論直接對抗，那樣不可能發表。即便發表，人家也會抓住辮子，說你公開地反對中央。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批天才論，你拿我怎么樣？我沒有接受他的觀點，大家也不贊成。
在北京又改了幾遍。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報的通訊員開了車子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樣送來，來來往往幾天。會議結束了，把我接到《光明日報》招待所又住了幾天，繼續修改。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整個過程里，楊西光跟我談了幾次話，我也跟孫長江見了面，最后確定，交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孫長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楊西光告訴我，他已經定了，先由《理論動態》發表以后，《光明日報》第二天再公開發表全文，而且《光明日報》發表后，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立即轉載，發通稿。實際上楊西光沒有這個權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審定的。開始投稿和發表的稿差不多長。修改了好多次，開始越修改越長。后來修改又變短，長長短短幾遍。
這篇文章，孫長江同志做了很多修改，也提高了文章的質量。修改文章的人多了，楊西光當然也改過，馬沛文也改過，王強華也改過。但從頭到尾，基本觀點一個也沒有改。文章開始三個部分，后來我自己改成四個部分，也沒有變。第一部分，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第二部分，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第三，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是自覺地用實踐的標準檢驗自己理論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論，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結構沒變，文章的基本觀點沒變，但是文章也補充了新材料，新內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文章是改得比較好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家都出了力。
當時也沒有想到什么著作權不著作權的，那是冒著風險寫文章，準備坐牢寫文章的，所以沒有想到后來誰的著作權問題。老實說，當時也沒有想稿費，那時的稿費也剛剛開始，一點點。當時純粹是為了撥亂反正，是為了駁“兩個凡是”，開辟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沒有什么別的意思。
當然也沒有想到效果會那么大，哪想得到嘛！所以楊西光同志跟我商量，為了加強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報》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不以個人名義發表，你有什么意見？我說我一點意見都沒有，只要文章能夠起它應有的作用，我就很高興了。你看《光明日報》所有留下的稿子，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到了最后發表的時候是特約評論員。所以一定要告訴你，歷史就是歷史，而且我推動撥亂反正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參與修改的，特別是胡耀邦同志審定發表的，功勞很大，說文章是集體創作，也有道理，人家都是動了筆給你改了的。
“你已經卷入中央高層政治斗爭的漩渦里面去了”
我離開北京之前，看過我文章的華南師范學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觀點的)當時對我說，你已經卷入中央高層政治斗爭的漩渦里面去了。我說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經意識到了，知道要斗爭，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說，那你有很大風險啊，我說我知道，我準備要坐牢，你要給我去送飯，因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說我一定給你送飯。
文章發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興。特別是南大的老師、同學，都是一個調子支持我。家人開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內容，也不知道這個風險，后來知道了已經時過境遷了。
這篇文章出來后，有一段還是挺緊張的。后來是聽了6月2號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感覺很輕松了。我是早晨在廣播里面聽到播報講話的，里面講到了理論與實踐統一，我只要聽兩三句就懂了，當時感覺就很輕松了。當時，我跟我愛人在一起。文章發表后她也一直為我擔心。
文章發表是一回事，真理標準大討論又是一回事。文章發表后，如果是給汪東興、華國鋒他們扼殺了，真理標準也討論不起來。領導真理標準討論的，應該說是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是我們全黨的同志，特別是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真理標準大討論是花了大力氣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沒有他們，形不成這么一個討論的形勢，也帶動不了一個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
那篇文章發表過后，我到各地去宣講了三十多場，是各省市的單位自己來請的。我繼續寫關于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發表。有的文章也發不出來，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三個月后，我寫了一篇《否定階級斗爭為綱》，寄給一個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壓死了。編輯要用，主編不用，怕擔風險。
改革開放剛剛邁步，解放思想遠沒到位
1979年的時候，有一次南大學校黨委告訴我，省委組織部決定把我調到中央宣傳部去，后來還說要調我到中央黨校去。但是我沒去，因為我覺得大學當教師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個人都不熟，中央的情況又十分復雜，一個書生沒有能力應付那種復雜場合。
后來省委書記找我談話，要我到省里去當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我當時沒有表態，說讓我考慮考慮吧。拖了大概一個月，學校黨委書記再次來找我，因為我一直沒有表態，他催我：應該有個態度。這種情況下，我就寫了封信給省委，表示作為黨員，我當然要服從組織的安排，但還是希望不要把我調到省委，讓我留在學校工作，我還列了五六點理由。
報告送上去兩天，我的調令就到了，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進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為這篇文章了，否則沒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調到省委宣傳部，到1984年底開省黨代會，被選為省委常委。宣傳部副部長成為常委是很少見的。
省委宣傳部管理媒體、高校還有文藝等，范圍很大。我覺得我們那幾年已經寬松了許多，因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開始全面地抓學習，徹底否定“文革”，學習《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到省里工作的時候，應該說是新時期的起始階段。應該說，改革開放的步子剛剛邁出，解放思想還遠遠沒有到位。很多同志腦子里面所認識的社會主義，還都是“文革”前那個社會主義，很多人當時的觀念遠沒有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沒有擺脫“一大二公”。
比如人們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議論紛紛，一些人就感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資本主義要復辟了，地主富農也要回來啦”。又比如當時發展很快的蘇南鄉鎮企業，因為是以市場為取向，依靠市場發展起來的，完全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所以當時對鄉鎮企業的批評也很多，說它挖社會主義墻角，是破壞國家計劃經濟，是不正之風的風源，請客送禮等都是從這里產生的，把它罵得一塌糊涂。
經常有爭論發生，省委下面的爭論很多，省里面不大容易聽得見。具體怎么爭論我們不很清楚。我們在省委里的爭論比較少，討論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進行的。有時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譬如說，什么叫剝削，雇用幾個工人叫剝削？有人說雇用八個工人叫剝削，因為這是馬克思書本上說的，靠剩余價值生活，變成資本家了。那么容許不容許呢？
所以，在那個時候當宣傳部副部長，還是很艱苦的，一方面必須堅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時還得逐步推進改革，就要對雇工這樣的問題作出回答啊。我當時對于一些新的東西都采取支持態度，我以為蘇聯那個社會主義模式本來就是不成功的。
面對爭論，宣傳部是比較苦惱的
當宣傳部副部長是比較苦惱的，在我看來，當時一個總的特征是，“左”的思想還在阻礙改革開放，傳統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許多人腦子里還根深蒂固，它被作為標準來衡量我們改革開放的新事物。當然了，我認為有的人關于解放思想的理解還是不夠的，他們的講話并不那么科學，那么確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辮子，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批判。還好，我沒有被抓住什么辮子。
江蘇省的媒體也有過一些重大爭論，當時有個文化界的人撰文說，四項基本原則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內部引發爭論，北京也有人在批判這篇文章。省委宣傳部知道后，沒有參與批判。后來胡耀邦同志很快講話了，胡耀邦同志是把這個事情了啦，說不要再糾纏了。當時好多同志講話還是心有余悸，因為有些人老在抓別人的辮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卻想做一個裁判官。
對反對“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記得我到北京去開宣傳部長會議，當時鄧力群主持的會議，他是宣傳部部長。他點名讓我和上海宣傳部副部長龔心翰發言。我在講話中專門問了個問題，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經濟領域里面能不能搞，經濟領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處搞下去的話，經濟建設也要被搞爛，去反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它們才剛剛起來呀，那樣的話經濟工作都得亂套了。請中央回答我們，否則我們不好掌握。講了幾分鐘，鄧力群馬上回答了我們的問題，他說昨天請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說經濟領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面進行。
當時凡是穿牛仔褲，跳迪斯科，留長發，唱鄧麗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覺得很可笑，我主張不要擴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興趣愛好，你別問，只要不把褲衩套在頭上就行，這是我在省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我開了句玩笑。我還批評了一些學校的干部，他們站在學校門口，把學生的褲管給剪爛了。他們認為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的這種觀點在當時也是有爭議的。不過我并不感覺到無奈，我們省里并不爭論這些問題。當時省里常委干部主要關心的都是經濟建設，特別把鄉鎮企業當作寶貝，“千萬不要去碰它，讓它們發展”。我們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對一些爭論我們也采取應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們的工作，當時我們離退的老書記、老省長，他們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開朗。
我跟上了時代，沒有扯時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黨校去當校長去了。我到黨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變教育內容。原來的黨校是教所謂“三門課”，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還讀馬克思的原著，如《共產黨宣言》等。我過去后，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為黨校的主課，重新編寫教材，把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為黨校學習的主要內容。就我所知，這個轉變在全國黨校還是較少的。
我做了兩屆江蘇省省委，1984-1994年。1995年我到省政協當副主席，感覺工作輕松了許多。最后三四年，我負責政協的常務工作。政協在參政議政上是比較活躍的。但是總的說來，民主監督很難，這個牽扯到政治制度設計，很多情況下人民沒有知情權，監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議一般都有回復，提的批評？我就沒有看到有誰提批評。而且，我覺得沒有權力的人監督有權力的人，這個本身就不好辦。
我始終認為，一個國家要建設民主政治，要民主監督，要依法治國。
從政以后，讀書的時間少了，研究學問的時間少了。從政以后也變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大量的會議非去不可。同時呢，要傳達中央文件，按照黨的精神講話。即使你個人有想法，也只能先放下來。從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問題，就可以講我的觀點，從政之后，不想講的你也得講，因為這是你的責任。如果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還是會選擇教書。教書很自由，可以獨立思考。而且我認為我這個人的適應能力很差，從政到現在都沒有完全適應。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艱苦，但比我預期的走得要好得多。關于真理標準問題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錯案、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就行了。我沒有想那么遠。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書生，我只能說，我以為我跟上了時代，沒有扯時代的后腿，我還是比較自覺地跟著這個時代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