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民先生在《教育家輩出的前提》（《雜文報》2010年3月2日）一文中說：“一個教育家輩出的時代至少必須具備這樣幾個條件：一、社會環境比較寬松，允許各種教育理念自由碰撞；二、教師擁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權，在專業上說話算數；三是優秀教師可以獲得足夠的物質和精神利益。”這話說得對極了，但觀諸現實，這幾個條件卻極難實現。
現在的社會環境比之“反右”“文革”時是寬松多了，但也只是表面上讓人發發牢騷，說說而已，說真話的社會氛圍依然沒有形成。就說教育界吧，在現時應試教育引領一切的大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允許各種教育理念的自由碰撞，不要說難以自由地出現各種教育理念了，即便破天荒地出現一個好的教育理念，與現實一“碰撞”，定然是頭破血流的命運。有著“民間教改第一人”、“自由教育者”之稱的 “教育狂人”、原青島市二中語文教師王澤釗，就是這樣一位中學老師。
王澤釗的教育理念可謂新穎至極，他開辟了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相統一的教學途徑，十幾年來，他基本上不用國家的統編教材，往往只在開學三周內就將教材有選擇地講完，余下的時間都講自己為學生精選的文章（后來他用這些多年積累的文章編寫成了一本150萬字的自編教材）；他的語文課居然還細分出了閱讀課、對話課、辯論課、表演課等好幾種；考試方式也和別人大為不同，尤其是答案，往往是開放性的，例如詩歌鑒賞，學生所答能自圓其說就行。靠著這種天馬行空般的授課方式，王澤釗帶過17屆高三畢業班，而且所帶班級的高考成績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
但就是這樣一位有著先進教育理念的老師，卻不被世俗社會接受。不但有家長直接打電話給校長：“從未見過這樣不重視課本的老師！”還有學生寫“匿名信”向校長反映他“不負責任”，更有校領導認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學生在課后無法復習；而且更可怕的是他語文教學組的同事。一位與他共事的老教師在校長面前老淚縱橫地評價他說：“他這是在誤人子弟啊！我以一個老教師的身份要求，不能讓這樣的人教學。”在這種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即使學生再喜歡他，王澤釗還是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運。2000年學校搞競爭上崗，讓各學科組自己投票，王澤釗落了個差點下崗的結果，最后被“降崗使用”。要強的王澤釗“覺得窩囊”，再也無法在官辦學校里呆下去了，最后以“不適應學校環境”為理由，遞交了辭職報告，無奈地到外面去應聘民辦學校。（《教學研究》 2009年3月23 日）
說到教育自主權，教師們就更可憐了。雙休日變成單休日甚至不休日，寒暑假補課，這樣累死累活的玩命工作，教師們愿意嗎？可由于自由權利的缺失，為了養家糊口，只能不由自主地隨波逐流了。連什么時候教的問題都無權決定，更遑論專業上的事情了。教什么，怎么教，這些教材教法的大問題，教師們更是不容置喙。教材是全國統編的，教學參考書是全國統一的，再加上學校領導的諄諄教誨，教師在傳播所謂知識的中間只是起了一個傳聲筒的作用。當然，勇敢如王澤釗者也是有的，但那被淘汰出局的噩運卻是非常可怕的，一般教師誰敢去面對呢？常寫雜文有點叛逆心態的鄙人，也非常想向王澤釗學習，但也沒有勇氣去和目前這種僵化垂死的教育體制叫板，唯一敢做的，就是在課堂上叛逆一下，還怕學校領導知道了，從此毀掉自己在領導心目中的光輝形象事小，讓自己的錦繡前程從此成了死路一條那可就賠大了。
我們中小學教師在應試教育的大染缸里已經被醬染得身心麻木，在專業上唯唯諾諾仰人鼻息也是無奈之事。那么大學教師呢，即使那些貴為教授者，在專業上可能做到說話算數？不要說用什么教材上課，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考試，教授們能完全做得了主嗎？可否還有民國教授身上的一絲傲骨？著名學者黃侃在中央大學任教時，每逢期末考試，既不看學生試卷，又不在試卷上判分，而是來個“每人八十分”，教務處當然不滿意。可鑒于黃侃的名氣和脾氣，也只好不了了之。林語堂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職任英文教員，到期末評定學生成績時，他的做法是“相面打分”： 根據學生面相一一判分。據他的學生們回憶，林語堂“相面”打下的分數，其公正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以筆試命題考試計分的方法，同學們心中無不信服。五四時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錢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燕京大學等處任教，也是從不批改學生們的考卷。北京大學為此特意刻了一枚印有“及格” 二字的木質圖章，錢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務室，由教務室統一蓋上及格的圖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別記入學分檔案。及至他到燕京大學兼課時，仍舊照此辦理。不料此番他碰了個釘子：學校方面竟將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樣退回。錢先生的脾氣立馬來了，毫不退讓，將考卷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校方生氣地警告錢先生，如再次拒絕判卷，將按照校紀對他進行懲罰，扣發相當數額的薪金。錢先生立即作書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從命，現將薪金全數奉還。”信內附鈔票若干。（《教育文摘周報》2009年12月30日）
我們盡可以把民國教授們拒絕考試判卷視為荒唐之舉，其實只要反過來想想就明白了，學校里的那些考試除了能給學生一個虛無的分數外，真的能反映出學生的能力高低嗎？真的需要教師耗費精力去做那種形式主義的東西嗎？由此推及教育上的其他事情，那一樣教師能做的了主啊！
至于優秀教師獲得的物質和精神利益，那就更可憐了。2009年教師節前夕，教育部評出第五屆國家高等學校教學名師，100位獲獎者中，擔任黨委書記、校長、院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實驗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等行政職務的，占到九成，還有人身兼幾種職務。不帶任何“官職”的一線教師僅有10人左右。這也很好理解，現今的學校里，行政權力主宰一切，領導們對各種利益擁有優先占有權，等到他們不需要了，或膩煩了，或要做做高姿態了，或許才會給普通教師賞賜點殘羹冷炙。而這種殘羹冷炙，大部分優秀教師一輩子也是無緣得到的。嘔心瀝血鉆研教學，只落得兩鬢斑白一身病痛，這樣的優秀教師誰還會去當啊？這才出現了數十位教授爭著去搶一個處長的職位，這就是斯文掃地的殘酷現實啊！
在這樣的現實大環境下，還想呼喚教育家的出現，豈不是白日做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