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作家、社會批評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臺灣高雄，1974年畢業于成功大學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讀英美文學，1982年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
曾任教于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外文系、并任臺灣中央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臺北市文化局長等。現任香港大學傳媒及新聞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種。在歐洲、中國兩岸三地文化圈中，龍應臺的文章成為一個罕見的檔案。
摘要：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墒?，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臺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李小龍 2005年11月27日，香港人興高采烈地為“香港之子”李小龍的雕像揭幕。觀光客、影星和影迷擠在星光大道上慶祝。電視談話節目討論為什么香港電影沒落了。這是重大娛樂新聞。 非常巧的是就在前一天，2005年11月26日，另外一個李小龍雕像也揭幕了，在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聯邦國的莫斯塔城。 莫斯塔是個古城，居民主要分三個族群：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正教的塞維爾人，和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一座1566年建的古橋是聯合國指定的文化遺產，串聯起族群之間的交流。在1992-1995的波黑戰爭中，鄰居反目，村民互砍，一個村的八千人被秘密槍決，種族大屠殺造成萬人冢。戰爭結束時，大概有二十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離失所。莫斯塔的古橋被炸斷，但真正被炸斷的，是記憶。 不是沒有了記憶，而是，從此以后，以往尋常日子里在市場和學校點頭微笑、擦身而過的和平記憶中斷了，被恐怖的、血淋淋的仇恨記憶所取代。雖然停戰了，可是往后每天仍然要擦身而過的日子怎么過下去？ 莫斯塔的一群年輕人于是苦苦思索，究竟這三個心中充滿傷害記憶的族群，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甜美記憶？ 他們找到的是李小龍。1970年代，他的電影風靡整個南歐，不管是穆斯林還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李小龍代表了一個大家向往的價值：對弱者的慈悲，對強權的反抗，對正義的勇敢捍衛。他們把李小龍的雕像放在莫斯塔中間的一個公園，公園分隔不同族群的人。也許李小龍可以喚醒人們心底最純潔、最美好的共同記憶，讓人們可以重新帶著微笑走進市場，走過學校，走進公園。 這個雕像，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搗毀。 記憶，是功課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它可以把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沖破道德的水壩毀山滅地，把良田變成萬人冢。在佛教里，“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地思索，智慧地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對記憶這門功課也有人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方法。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歐美戰勝國這個日子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致敬，帶小學生到古戰場巡禮……但是戰敗國呢？或者說，始作俑的侵略國怎么面對呢？對于德國，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戰敗日”還是“解放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 德國人在戰后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太難堪的記憶不忍、不敢拿到陽光下去看。但是“功課”逐步地作———1970年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的犧牲者紀念碑前下跪，1985年終戰四十周年時，魏茨澤克以德國總統的身份公開說，1945是德國的“解放”。 在2005年的普查中，35％的德國人認為1945是德國的“戰敗”，十年后的今天，只有9％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課之后，對于這痛苦記憶的處理方式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飛到莫斯科去蘇聯戰士的墓前獻花。 金瓜石 面對記憶，臺灣也是左右為難的。對于戰爭，臺灣人主要由兩股記憶繩索組成，一股是在日本統治下被送到東南亞的叢林戰場中協助日軍作戰的艱辛經驗，一股是在日軍侵略的炮火下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的浩劫感受，這兩股激烈抵觸的繩索要緊緊纏在一起變成一根不會斷裂的粗繩，你說容易嗎？ 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視察行程。我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小區發展。金瓜石小山村里最顯著的地標，就是“國際戰俘紀念碑”，一個圓錐形的碑，建在村內，紀念四千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一面黑色的石墻，刻著四千多個名字。這里已經成了金瓜石的觀光景點。 一路陪著我的兩位村民耆老，在解說礦坑的歷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里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一種欲言又止。我察覺了追問，老人家有點靦腆，問，“真的可以說嗎？” 我說當然。 他們試圖告訴我1942年金瓜石發生的事情。老人家的敘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后，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當這些盟軍戰俘被關在俘虜營里時，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國民，俘虜營的監視員也往往用的是臺灣兵。政府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些盟軍士兵，把一個宏大的紀念碑放在村子中間──說穿了，它難道不是一個每天指著你的“提醒”？這或許是應該承受的，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了的，也不只是這些外國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1942年日人鎮壓礦區，逮捕仕紳菁英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么我們的碑在哪里呢？ 有時候，辯論歷史曲折遠不如慈悲來得重要。我看見了老人心里隱藏的創傷。“文化部”馬上聯系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1942金瓜石事件，并且結合地方，由鄉民自發地去進行建碑的事。這個“巖志”，在2014年建立：“于1930年代，日本統治的末期，由于爆發二戰，為恐臺人乘機謀叛，日人發起‘莫須有’之鎮壓，遂于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紳、耆老、菁英百余人或威脅或監禁，嚴刑酷訊……” 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可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那些存在的敘述界定了我們的想象區，使得我們習慣地而且往往極為固執地認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 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2013年“文化部”推出“臺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搜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像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璜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么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臺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臺灣人的心情。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不慍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后立志環游世界。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墒?，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臺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來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