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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日，創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志》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

1933年《東方雜志》第30卷第1號封面
根據編者在《讀后感》中統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滬、寧、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地人就沒有夢想?！本托詣e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嘆“很可惜我們接的女性投寄的夢太少了?！边@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體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數，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來看，編輯、作家39人、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來稿13人、未詳的3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志》19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即使是官吏、實業家、銀行家幾乎也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
“當我們發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結果則使我們失望。應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幾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更富于憧憬與幻想。社會的環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發表出來?？墒谴送猓贾袊丝诎俜种攀陨系霓r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該不至于沒有幻想?？墒乾F實對于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閑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啊！”
盡管有著種種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參與了做“夢”，這144人的247個“夢”“雖然不能代表四萬五千萬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無論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分子的夢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么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分子集體“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志》主編胡愈之的設想說得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東方雜志》文藝欄編輯徐調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國術……國恥，國難等名辭?！边@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夢想的中國”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大同”社會：
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br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br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br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種超越的飛躍，所有界限和藩籬，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br />

小說家郁達夫、燕京大學教授勝白也、翻譯家查士元、《時代畫報》編輯章克標的夢想原文。
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向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于大同?！惫馊A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br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的?！碧旖蚺訋煼秾W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于其下，形成一個經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復活，率領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沒什么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里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爭執，國里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予，也用不著儲蓄以備后患。”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姜解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莊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的）工作地點。”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楊杏佛的夢想“是一個物質與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揚中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與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br />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狈ㄕW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村公共食堂去吃?！?br />在某種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板畢云程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地討論一切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可能范圍內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道不干涉。”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并沒有什么夢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并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過多年軍閥混戰、多次暴動之后，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毀之列?！薄蹲x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言“1917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復演”。

豐子愷發表在《東方雜志》上的漫畫《建筑家之夢》。大樓是用樹苗種出來的。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房奴。
盡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千年不絕，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現代》雜志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臺”的境界，不會想象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系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彼匀鐚崢I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幾——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于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各黨和平競爭，絕對不用武力?！薄度嗣裢韴蟆肪庉嬪等曜康摹皯S言論絕對自由，決不諱疾言醫?！贝笙拇髮W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F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觸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后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志》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于政治問題，發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幾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薄案敬蠓ǎＵ先嗣駪械奶熨x人權：即身體自由權，財產所有權，居住權，營業勸，思想發現于外，言論出版集會權，并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薄胺ㄖ螇簟痹?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并沒有那么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于我們的‘夢想’，而決定于我們的行為?！磥碇袊膰疑矸荩耘f是和它的構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薄吨袑W生》雜志編輯葉圣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贝蠼淌诶钭谖鋭t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戰，不能抗外”；“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軍閥，聯絡要人”；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中國民眾能監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個人以研究經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黨，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濟問題，研究有得，忠實地揭示給民眾?！鄙虾Ｊ姓畢⒆h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么‘軍’國，‘匪’國，‘官’國，‘×’國。”民國元勛、實業家馮自由做了一個“好夢”、兩個“惡夢”，他說：“在這政治敗壞國勢危殆生產衰落社會不安的今日，凡屬稍有思想的人們，難免胡思亂想，做出種種的怪夢?！?br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三民主義的國家”，“夢想做一個輿論界的權威”終究只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幾乎都通過“夢”表達了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沃O施決之于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壞?！薄袄硐胫皇抢硐耄F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而擁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于內亂外患的悲境中?！薄蹲x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黨當局只會向國際聯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權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并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Х光照過心里并無危害國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睂ξ访袢缁⒌膰顸h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林語堂以“我不做夢”的口吻對現實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畫家錢君匋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雖然他同時也希望——“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愿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不受人的利用?？恐约旱膬芍皇稚?，在眾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奪人，也不被人掠奪。”

上海銀行張水淇等人的夢想原文。

小說家老舍和巴金的夢想原文，這二位的想法比較悲觀。
也有人不相信夢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于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我只在努力認識現實。夢想是危險的?！卑不沾髮W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已空無所有?，F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嘆氣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東北三千萬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中國歷史上當得起這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弊x者孫伯魯夢想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倍疃嗟木褪悄怯肋h不滅的田園夢——
《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中去過活?！彼墓枢l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種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蜂、養雞、養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劃著一葉扁舟，臨風駛去，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這是一幅多么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樸的故鄉，“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異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鄉訪舊，領略勝境”?！渡钪芸肪庉嫲焉鷫粝胗幸蝗铡胺艞壱磺小保靶諟Y明的‘歸去來兮’，到鄉村里去，好像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自耕自食。……”章衣萍夢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蟄存“只想到靜穆的鄉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笔氰F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鄉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笔墙逃靠崎L吳研因的“夢”。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優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豐子愷發表在《東方雜志》上的漫畫《母親的夢》：孩子是這樣“喂”大的，這是那個缺衣少食年代里母親們無奈的夢想。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嘲諷他們：“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倒不是為了“吃飯”這么簡單），使他們很少愿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狀，卻普遍向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隱，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農業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于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知識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們的身體走進了現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傳統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代人格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聽說夢》一文（4月15日發表在《文學雜志》第一號）。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br />在萬馬齊喑的年頭，這么大規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實的黑暗，暴露了國民黨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觸犯統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志》，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過總經理，王云五答應了。”胡愈之從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劃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干，“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后（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征稿，發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些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說，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br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志》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后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志》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焙髞戆斞冈趦鹊脑S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么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志》是個大雜志?！保愒队浐?，三聯書店1994年版）

豐子愷發表在《東方雜志》上的漫畫《黃包車夫的夢》。80多年后的今天，這個職業已經消失了。

豐子愷發表在《東方雜志》上的漫畫《投稿者的夢》。雖然現在的作家們沒有生出三頭六臂，但我們有了電腦、有了網絡，而現實發生的故事也遠超作家們的想象。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br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志》，“夢想”并沒有結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分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文/傅國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