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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時分為兩部分：歷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歷史”。大饑荒這樣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沒有“正式記載”和合理解釋，沒有被教科書承認，基本上處于屏蔽中。對于新生代來說，大饑荒的歷史有如天方夜譚。
這跟那場災禍一樣，是人類不應該犯的錯誤。
然而，更悲哀的現象發生了：在大饑荒剛剛結束的年代出生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中，出現了否認大饑荒存在的風潮。大饑荒被他們定義為意識形態分歧，說成是對當年的政治領袖的污蔑。
幸好許多見證人當事人尚存人世，歷史資料也不難獲得和甄別，現在我們還可以追究這場災難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歷史事實流失的第一個拐點。如果現在不搶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歷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誠實。對歷史的態度，應該是只對歷史負責，一切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應該靠后。
實際上，50年前的血淚，已經被時間晾干，“責任人”也已經被時間赦免。清理歷史只能收獲經驗和教訓，不能要求誰父債子還。如果說，今天要承認50年前的大饑荒是人類史上的一場罕見的災難還需要艱難的勇氣；那么，只能說你沒有走出歷史，還在為歷史背書。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張餓死人數的多少，當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線；其次，不能認為大饑荒餓死的同胞“為數極少”，這樣講有違良知。
大饑荒持續不止一年。一般是從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減少約一千萬。而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誠實的態度、開放的環境，從現在開始努力，應該可以做到。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書上談到大饑荒死亡人數時，永遠給出一個模糊的數字，后人會鄙視我們。
其實，民間對大饑荒的紀念、追問和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這些研究已經為后世留下了信史。這是一個民族必須自發的意識，是良知和本能的趨使。
到底什么叫“大饑荒”？它給了我們什么教訓？只需查一查當年的氣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資料（不難找到），就可以得出結論。大饑荒的面目之所以變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為沒有誠實地面對。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講過，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這也是一種折衷的說法。在我們遼闊的國土上，哪一年沒有天災？實際上那幾處的氣候并不特別壞，為什么只有那時會餓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傳播，卻一直說成“三年自然災害”。
當時，國家實行極端計劃經濟，配以現在很難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壞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時農村和農民高度集體化，破壞了土地生產力，極為低下的產出再由國家統一調配。
商品市場已經取締，農民的勞動幾乎換不回商品。當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戶籍管制使他們離不開規定的土地，離開了找不到飯吃，所以，逃荒也沒有活路。這跟歷史上任何時期的饑荒都不同。歷史上的天災，不會在所有地方同時發生，農民和市民遭災后可能通過流亡逃荒存活下來，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濟屏障。
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我們已經告別的年代，直面慘痛的警示：永遠不可回到那樣的體制。讓我們永遠記住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1958年，湖北孝感縣號稱畝產早稻2萬斤的試驗成功
一個農民的“糧食關”紀念碑
野草、榆樹皮也被吃光的時候，人們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性命，就那么癱倒在炕上，等著活，等著死。
沒事的時候，68歲的吳永寬喜歡騎上三輪車，從村里跑到光山縣城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下，給人搖簽算命。
這天下午來算命的女孩，顯然不太相信這套把戲。她求了一簽姻緣，卻又說，“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吳永寬不說話。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給他算過—卦：命里八字相沖，少年克父；老得貴子，卻離他很遠。幾十年中，皆已應驗。
父親吳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饑荒，那一年吳永寬15歲。
對于那場饑荒，至今有著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獻稱它為“信陽事件”，教科書稱它為“自然災害”，農民則實實在在地叫它“糧食關”——人死得多了，就成了個難過的“關口”：過去的，算是幸存；過不去的，成了餓殍冤魂。
吳永寬清楚記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吳圍孜小隊，“過了關”55人，“沒過關”73人。2004年，作為村里最年長者，他決定為那些亡魂立一座紀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紀念。
一個月后，清明，“糧食關遇難者紀念碑”立起來了。幫忙操辦的人圖省事，把碑建成了兩座，一座吳姓，一座外姓。外形簡陋，跟普通的墓碑沒什么兩樣，與佇立在縣城里的那座刻著光山籍將軍尤太忠題字的“烈士紀念碑”，相差甚遠。
“誰跟你講理？”
43年后，回憶起那段日子，吳永寬感覺到的仍然是恐懼。
《光山縣志》上說，從1958年開始，縣里連旱4年，糧食產量連年減少。吳永寬的記憶卻并不相同：光山雖不是江南，卻也稱得上魚米之鄉。那些年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從此“ 躍進”的號角不斷吹響。河南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麥畝產2105斤，放了第一顆“高產衛星”，信陽楂岈山人民公社開始將一塊畝產小麥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感召下，各地逐漸加碼，輪到信陽雞公山人民公社放衛星時，水稻畝產已達萬斤。此后，報上的數字一個比一個驚人，一萬、一萬五，乃至報出畝產四萬三千斤的“奇跡”。
吳永寬記得，1959年糧食豐收了，糧倉卻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縣所在的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二十多億斤，而各縣市報的糧食產量竟高達72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給信陽地區派了上交16億斤的任務。河南全省上報糧食產量則超出實產一倍。征收任務從省里一級一級壓下來，壓到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最終壓到農民頭上，滿倉的糧食被一車一車拉了上去。
父親吳德金當時是吳圍孜小隊的會計，他偷偷跟家里人說：倉庫里不到兩百斤稻，只夠村里下一個月的口糧。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檢查時，村干部就在糧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沒人敢說出去。1959年農歷八月，正如父親所說，村里食堂的“大鍋飯” 果真越來越稀，到了農歷九月，食堂干脆斷了火。
此后的幾十天里，吳永寬再沒聽到過食堂打飯的鐘聲。但信陽的糧食征收任務量還是完成不了。地委認為有人將糧食藏了起來，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時任地委書記路憲文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
和信陽大多數村莊一樣，吳圍孜的老百姓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糧食。吳永寬記得，村干部帶人幾次挨家挨戶“查糧食”。母親從地里撿了十幾斤稻穗，藏在笸籮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吳永寬后來覺得，如果母親藏的那些糧食留下來，父親后來或許就不會死。但村里也有人因為抗交糧食，挨打、挨斗，“最后還是個死”。
“那個時代，誰跟你講理？”吳永寬說。
“什么時候才能吃上碗干飯”
食堂關門后，農民被禁止私自開火。誰家要被發現冒了炊煙，連鍋都給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糧食，村干才不再管開火的事了。
那時所謂“開火”，不過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餑餑，填填肚子，“兌個命”。“那東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吳圍孜的一位老人說。
榆樹皮也成了好東西。村里的老榆樹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樹皮曬干了磨成面，“吃起來特別黏、扎嘴，有一股'青’（澀）氣”。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吳永寬的記憶里，村里第一個餓死的人是吳德剛，按輩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歲，孤身一人，無兒無女，放現在算是'五保戶’，即使死了也無人過問。”
堂伯父死后，是幾個小孩，接著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時候一天能死幾個。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兒了，“沒準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對于死亡，吳永寬總是輕描淡寫。他親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著，翻個白眼，“很簡單地”死了。
那時候，餓死的人已經“不像個人”，但吳永寬也不怕了。即便輪到他的親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個餓死的，是三叔吳德才。因為饑荒，他從湖北逃回吳圍孜，卻發現村里同樣沒得吃。農歷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吳永寬從饑餓中醒來，發現睡在身邊的三叔“不動彈了”，一摸，人已經涼透了。
父親負責料理后事，但他同樣餓得沒勁，卸了塊門板，把三叔拖出去，挖個小坑、鋪上浮土，算是墳。
人人都知道村里餓死人，但沒人敢往外說。直到農歷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隊長吳永冠餓極了，和一個姓李的社員一起殺了生產隊的牛。牛肉沒吃多少，兩人就被生產隊抓住。吳永冠被扣上“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的大帽子，又被生產隊隊長吳永壽帶人在會議室一頓毆打。
吳永冠一怒之下說了實話：“老百姓餓死了，我對北京首都有意見。”他當過兵，“脾氣暴得很”。
村民們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誰也沒吃到。吳永寬只記得，他們看到吳永冠跌跌撞撞從生產隊出來，后來就聽說他從小橋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場饑荒里，因為殺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數。時任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孫廣文在1960年撰寫的一份《我的錯誤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農村發生殺牛問題后，當時把這一問題錯誤的分析為兩條道路斗爭、富裕農民破壞生產的花樣，像這樣情況經我批準法辦也冤枉不少的人。”
帶頭打人的隊長吳永壽是吳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個“六親不認”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樣在村里蔓延。隊里的吳德榮因為說了句“糧食這么多，為什么不給社員吃”，被斗、被打幾天幾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吳德桐也因為罵了句臟話，被活活打死。
吳永寬的父親吳德金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餓得皮包不住骨頭，斗膽說了句“老百姓快餓死了”。因為這句實話，他也差點被打。村干部礙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頓，轟回家去。
吳德金又氣又餓，流著眼淚回到家里，一屁股癱倒在地上。看到父親餓得不行，吳永寬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錢的木桌子抬到鎮上賣了3塊錢，換回了兩碗稀菜湯。
他們趕回家里，父親已經在地上斷了氣。吳永寬捏著父親的嘴灌了一口菜湯，卻已無力回天。
三叔餓死一個月后，15歲的吳永寬像父親埋三叔那樣，卸下塊門板，把父親抬出家門。同樣，挖個小坑、鋪層浮土，便是墳。
吳永寬記得父親死的那天，自己并沒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壓抑已久的難過，才不斷涌上來。他想起饑餓的父親留在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話：“什么時候才能吃上碗干飯？”
“普天下都這樣，逃到哪去呢”
吳永寬說，那時候的城鎮戶口，就像一張免死牌。縣城里的人雖然同樣吃不飽肚子，但在食堂憑票打飯也可以茍活。村里的長輩吳德琴，本想到縣城投奔大兒子，但沒走到縣城，便餓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見尸。
吳永寬也差點成了同一條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縣里的學校看看有沒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學校，卻發現因為缺糧停課學校沒有開門。回來的路上，一陣風吹來，他一下子栽倒路邊。不知昏迷了多久，掙扎著爬起來，接著一個踉蹌又栽倒在路邊。
他本該這么餓死，但偏偏“八字”里說他命不該絕。
天擦黑的時候，一個路過的城里人發現了他，偷偷幫他叫來了城里的親戚。那親戚趕緊跑來給他灌了口稀飯。吳永寬這才算是撿回一條命，身體卻從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點餓死，但誰也不敢明說。在那年月，這樣一句“錯話”便可能招來大禍。時任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
吳永寬記得，當時吳圍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隊干部抓回來批斗，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出去。關鍵是，“普天下都這樣，逃到哪去呢？”
到了農歷十月下旬，天寒地凍，野草、榆樹皮也被吃光的時候，人們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況誰還有力氣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癱在炕上，等著活，等著死。
“馬龍山，大壞蛋，餓死人民千千萬”
吳永寬并不知道，他們躺在炕上“等死”的時候，《河南日報》卻登出了頭版頭條——《今年我省糧食征購任務超額完成》。他至今也說不清，這條喜訊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餓殍。
《光山縣志》記載，1959年、1960年全縣的死亡人數分別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這一數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縣的死亡率高達270.6‰，縣史志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真實的情況比縣志上的數字更嚴重。
吳永寬已經記不清是1959年底還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終于又響起了鐘聲。
“聽說上面解決糧食了，老百姓喜歡得不得了”，幾個莊的活下來的人，撐著木棍從家里慢慢走出來。吳永寬已經餓得走不動道，母親拿著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帶著糠渣的米糊湯。雖然稀得只能“當開水喝”，但終歸可以救命。
喝了幾天“米糊水”，吳永寬的手腳開始浮腫，一摁一個坑。養了一個多月，身上的浮腫慢慢退去，這條命也就保住了。
吳永寬也記不清是哪一天，時任河南省省長吳芝圃來到光山，在縣一中的操場上開了一場萬人大會，旁邊還站著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那天，他作為學生代表出席，親耳聽到當時那位個頭很高的省長向全縣人民道歉：“我對不起光山60萬父老鄉親，我這個省長當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檢討還有什么用？”吳永寬表情漠然。
在那場災難中，吳永寬家只剩下了他和母親兩個人。本有128人的吳圍孜，有73人遇難，其中四十多人絕后，17家絕戶。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無人種地，第二年吳圍孜只打了幾萬斤糧食。直到1962年前后，從安徽阜陽來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這些外鄉人，讓他們下地掙工分。
1960年冬，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河南省委改組了光山縣委，派出工作組糾正“五風”（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化和強迫命令風）錯誤。但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卻把饑荒的原因歸結為“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主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
這期間，信陽的8位縣委書記被捕，除了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由死刑改判為“死緩”外，其余幾人被判2-3年徒刑。
這在當時被視為又一場“斗爭”。馬龍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過街老鼠”。縣里從此流傳一首童謠：“光山縣，兩頭尖，中間住個馬龍山。馬龍山，大壞蛋，餓死人民千千萬。”吳永寬曾看到，馬龍山的兒子“馬大頭”被學校里的大孩子們追著打。
毛澤東最終對“信陽事件”作出批示，稱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這場“民主補課”一級一級補下來，到了吳圍孜，便是把隊長吳永壽和村里的干部關起來，開會學習。“課”還沒補完，“四清”運動又開始了，緊接著，“文革”的火苗開始點燃。
“你說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條性命，吳永貴始終難以忘卻。
1960年，被吳永寬稱為“休養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結了婚，和父親一樣在村里當會計。1968年，有了大兒子吳曄——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吳曄考到南開大學；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錢來，給村里挖渠、修路。
吳永寬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時間。出國前，聽吳永寬講起當年村里的慘狀，吳曄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輩們所說的那場'糧食關’中，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餓死。開始他和村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是“壞人”馬龍山造的孽，后來讀到當代史專家丁抒寫的《人禍》，才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吳永寬時常會擔心，“再過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沒有人知道了。”他覺得，在子女中吳曄最像他，“良心的驅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為那些死去的人立個碑。
2004年，吳永寬從天津回到吳圍孜養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難者的名字一一寫下來，然后掏了3200塊錢，刻碑、做法事，請村里人幫忙操辦。
那年清明節，吳永寬自家的莊稼地里立起了兩塊“糧食關紀念碑”。刻碑之前，他記得當時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來兩個，但其中一個已經記不起名字。
他寫了篇祭文，寫上那72個名字，寄給美國的兒子。吳永寬覺得自己不會講漂亮話，他在祭文中寫道：“這些慘劇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當年批斗右派太過頭了，從上而下，治理國家不是實實在在從源頭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風’這樣一些方式，給人'扣帽子’，壓得人們抬不起頭來，讓部分壞人占了上風，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眼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過，讓為官者都來看看這兩塊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應該忘記老百姓。 ”
碑立起來，麻煩也來了。當地有干部對此有看法，說他這碑“不該搞”，“是跟國家作對。”后來，信陽安全局、縣安全大隊真就找到家里。對方查了幾天，“沒說你不該建，也沒說你該建。”
這些事讓吳永寬有些后怕，他想著自己本來是出于一片好心，現在也開始懷疑“是不是辦了壞事”。但那些想法他還是堅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臟東西就好好洗一洗，這樣才好”。
后來的幾年里，吳永寬總覺得，這兩塊普普通通的紀念碑，立得其實有些“不盡人意”。他本打算立塊高兩米的大碑，底下堆個高高的土堆子，讓人們遠遠就能看到，再在臺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吳圍孜田里的麥子已經微微泛黃，水稻正等著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兩年的光山總算下了一場痛快雨。
吳永寬在家里喝了點酒，琢磨著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國家開始反思當年的大饑荒，他就真的掏錢把紀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寫一副更有意義的對聯”。他覺得那時候國家應該不會反對。說著，他又開始顧慮，“你說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歲這一年，他沒有想到為此再給自己算上一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