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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于2004年8月16日去世。那是一段高溫的日子，他沒有躲過熱浪的襲擊。發燒、肺部感染，退燒、消炎、降壓，輪番地輸液，臥床兩年，已經很衰弱的腎功能，無法盡職了。他死于腎衰竭。眼睜睜地看著父親一口一口地喘著喘著，最后氣若游絲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去世前痛苦難耐的表情，總是在我眼前浮動。想起來，淚水就抑制不住。
可是，他去世時，我幾乎沒有落淚。
我在心里對他說，我一定要寫下你，寫下我心中不解的痛。否則，我永遠放不下你。父親走得非常寂寞，如同他臥床兩年多的寂寞。家里人早就預料是這樣的結局，但當情況真如設想的一樣時，還是很意外。他生病期間，除了我們幾個子女輪流回家看他，幾乎沒有什么人來。河北省作協和保定市文聯分別在八月和某個節日，例行公事地看過一趟，就再沒有人過問過他的情況。個別老同志也有電話來，但他們都高齡多病，也只能相互問候了。
為了給父親一個更真實更圓滿的結局，我們子女與母親商議，不搞遺體告別，不設靈堂，不收受任何形式的祭禮。火化前，保定市委宣傳部來了個副部長，在父親遺體前與我們握手；保定市文聯來了兩個同志，陪我們到火葬廠，將他火化完畢，骨灰放到保定烈士陵園中的靈堂。烈士靈堂已經公眾化，只是按照級別對待，父親被安放在高干靈堂室。我們說，先讓那些老紅軍、老八路陪陪你吧。
2005年，我們在保定烈士陵園，給父親買了一處墓地，黑色大理石墓碑，用他的書法手跡、代表作目錄和照片，設計了前后碑文。不管今天、明天的人們怎樣看待他，我們覺得，這樣對他的一生才算有個交代。
按照民間傳統，他去世后的七個祭日，我們姐妹都有人給他燒紙。如同擦洗屎尿時那樣認真，那樣盡責。那時我們總是設法給他舒服一點的感受，希望盡最大可能讓他多活些時日。這是血脈相連中永恒的情感。
200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河北電視臺要拍一部有關他的專題片，曾經問我這樣的問題：作為子女，你怎么看待父親對你的影響；作為文學研究者，你怎么看待他這位作家的成就？我已經記不住當時說了些什么。但我一直在想：邢野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到這個世上走了一遭，給我們留下了什么？
我要說的父親，是一個在共和國里沒有大坎坷但也不走運的作家；一個熟人們都視為很好的同志；一個讓兒女心寒的父親；一個妻子不希望與其同穴的丈夫。
從沒落家庭到革命劇團
也許，我的父親邢野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作家。與其說是人有名，不如說是作品有名——1955年上演的電影《平原游擊隊》。共和國成立后到文革結束的20多年中，國產電影的數量本來不多。到了文革，很多電影成為“毒草”，《平原游擊隊》、《地道戰》、《地雷戰》幾部片子，就被輪番地放，讓億萬觀眾不論主動還是被動，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很多人說是看著《平原游擊隊》長大的，幾乎能把影片中的每一句臺詞背下來。這部電影是根據父親1952寫的話劇《游擊隊長》改編的，合作者是劇作家羽山。
父親的作家生涯，我是后來才了解了一些。他比較內向。他的身世，他的寫作，他的工作和交友，極少與家人談。不要說與孩子們談，就連對妻子，也談得很少。有些事，我問母親，她總是說：“不知道，他從不和我說”。我上大學中文系后，向他討教過一些文藝界的人和事，他的回答多是三言兩語，并總是“唉”上一聲，嘆息道：“復雜啊！復雜......”然后陷入冥想。他說這話時，我根本不能理解。本來他就不愛說話，也許害怕禍從口出，說得就更少了。對于父親，除了過去例行填表的那些內容，我們知道得很少。父親去世后，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了他的小傳和為了出文集他自己寫的年譜。
父親1918年生于天津城郊鄉村。他的祖父和叔祖父都是木匠，一家人靠木匠和務農為生。父親7歲那年，他的大伯當了河北省井陘礦務局局長，并在天津市開灤礦務局任要職，家里興旺起來，隨后他祖父這支一大家人遷到了天津市區。父親上過4年私塾，在天津第三十小學畢業，成績名列第一。我的爺爺一生沒有做過什么事，靠當礦務局長的哥哥掙下的錢，蓋了幾十間房，吃房租過活，后來因為父親的二哥抽大煙，家境敗落。聽親戚們說，天津解放前夕，我的爺爺奶奶就餓死了。父親在他們四兄弟中年齡最小，不愛說話，就喜歡看書。他自己說過，上私塾時，常常逃課去聽評書；上中學時，每天晚上都在圖書館度過。那時，他讀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有一次我問他：為什么你不寫小說，而喜歡寫劇作？他說，上中學時，我就喜歡戲劇，莫里哀、梅里美、莎士比亞的劇本，翻譯過來的我都看過。聯想到周恩來、曹禺他們在天津上中學時都喜歡演劇，可能這種愛好是當時天津中學里的一種風氣。
1937年天津淪陷，父親和一些同學到大后方流亡。1938年在桂林組建并參加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下屬的抗敵演劇隊第十一隊，藝術科長洪深直接領導他們。每日由洪深給他們排戲，數月有余。1939年春，抗敵演劇隊第十一隊奉命隨廣西一個部隊到內蒙古演出。經過宜昌、長沙、洛陽等地，到達西安。父親還代理過演劇隊隊長。４-５月間通過隨軍的電影導演鄭君里介紹，找到西安辦事處，開出了介紹信，他同另外三個同學到達陜北，父親進入了陜北公學看花宮鄉分校。不久加入了陜北公學劇團，并參加排練了侯金鏡改編的高爾基的《母親》。1939年5月，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大部分師生、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組成了“華北聯合大學”，成仿吾率領并任校長，由延安開赴敵戰區，開展國防教育。1939年7月，華北聯合大學決定由陜北公學劇團和魯藝部分學員組成華北聯大文工團，開赴晉察冀邊區。父親被分在戲劇組，從此開始了他的編劇、導劇、演劇生涯。從1940年至1949年，他獨創或與戰友合作寫了不少劇作。如：秧歌劇《反掃蕩》、《過新年》、《兩個英雄》；話劇《糧食》、《村長》；獨幕劇《出發之前》、《父子倆》、《兩個英雄》、《不賣給敵人糧食》等；歌劇《大生產》、《不上地主當》、《天下第一軍》；梆子劇《無人區》。他的長詩《大山傳》和短詩集《鼓聲》中的多數篇章也是這時寫的。他還寫了一些歌詞，如：《國民黨一團糟》、《上有青天》、《開荒》、《窮人翻身謠》、《水流千遭歸大海》、《縣選歌》、《軍民對口唱》、《八月十五》、《野戰兵團歌》、《前進，人民解放軍》、《歌唱古北口》等。邵燕祥先生曾對我說：《國民黨一團糟》這首歌，他很熟悉，“1949年前后在老區與新區極其流行”。這首歌我也會唱，是上小學時在學校合唱團學會的，劫夫將曲子的音調、節奏作得很特別。可見其為什么一直流行到共和國成立后。
也許由于寫作能力，父親由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沖鋒劇社戲劇隊長、社長，任至冀晉軍區文工團團長，后改稱察哈爾軍區文工團。戰爭年代，戲劇演出可以直接鼓動群眾，不需要舞臺，利用現成的院落、房屋、場地；也不需要道具，穿老百姓的衣服就行。有時，當天排練當天演出。雖說粗糙些，也很有生氣。父親在一篇文章中介紹：他們劇社演完了《劉二姐勸夫》，敵人炮樓里的偽軍就有不少人反正；上演了《張大嫂巧計救干部》，各村就出現了很多掩護干部的事情。父親也演過戲，在《白毛女》中飾演過楊白勞；在高爾基的《母親》、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充當過角色。據《敵后的文藝隊伍》記載，1940年的“三八”婦女節，上演《三八節婦女活報》：“封建魔王由邢野扮演，身披鎧甲，手執長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由陳強扮演，軍服軍帽，腰橫倭刀。”他和陳強還合寫過《反掃蕩秧歌舞》。文革中，父親教過我們一首好聽的外國歌曲《沙漠之路》，才知道他唱歌也不錯。
身在多事之秋
共和國建立之初，父親的寫作還是很勤奮的。1952年，他創作了多幕話劇《游擊隊長》。當時在中央文學研究所，他既是所務委員、秘書處主任，也是學員。 1954年為了將《游擊隊長》改成電影《平原游擊隊》，他被調到文化部電影局創作所。1955年電影上演后，他又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委員會任副主任。上世紀從1956年到1960年代初，他還有多幕劇《青年偵察員》出版；獨幕劇《開會》、《無孔不入》、《東莊之夜》、《典型報告》、《塞北紅旗》發表；與和谷巖（執筆）、孫福田合作的電影《狼牙山五壯士》上演；三個老戰友合作的多幕兒童話劇《兒童團》、中篇小說《兒童團長》出版；與詩人田間合寫多幕歌劇《石不爛》；及他自己寫的兒童詩劇《王二小放牛郎》出版；給中央實驗話劇院創作了話劇《春燕》（又名《女革命者》，未演出，也未發表）；粉碎四人幫后寫作并上演了話劇《古城十月》。從此，他的創作生涯基本上結束了。聽父親說，電影《平原游擊隊》獲過獎；一個獨幕話劇獲文化部戲劇創作三等獎；兒童詩劇《王二小放牛郎》獲1954－1979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二等獎，但在他的遺物中已不見憑證。他的名字，戲劇界的人還知道一點吧？1980年代初，我到《劇本》雜志社辦事 ，遇到負責人顏振奮，他還說起，認識邢野同志。其實，電影《平原游擊隊》，既是父親的創作高峰，也是他創作式微的開始。1963年以后，除了零星發表一兩首詩外，他基本上沒有什么作品了。當時他才45歲。我10歲多。記得那時看到的父親，除了練習書法，就是整天沉默不語地抽煙。
父親與多數同時代作家一樣，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虔誠遵奉。經驗告訴他們，稍微有些獨立思考，肯定會出問題。記得文革中，他為了讓我們放心，曾認真向我們保證：“我在歷次運動中，都沒有問題”。現在來看，他能做到沒有問題，可能就是因為1949年以后他寫作不沾現實的邊兒，遇事少發言吧。
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藝界進入多事之秋：1951年，批判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電影《關連長》、《武訓傳》；1954年，批判路翎《洼地上的“戰役”》；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丁陳反黨集團”；1957年，更多的作家因作品或言論被打成右派； 1962年批判趙樹理等“中間人物論”......。父親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文化漩渦，小心地回避著。但是，1955年批判“丁陳反黨小集團”，他回避不了。丁玲是他的老師與領導。正是丁玲看過他的話劇劇本《游擊隊長》，把他介紹給當時的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才得以調他去寫電影劇本的。可以說，電影《平原游擊隊》的誕生，與丁玲的發現和支持是分不開的。這時，無論是作為學員，還是文學研究所的中層干部，邢野應該怎么表態？記得我在寫作《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一書時，曾問過父親一些情況，他對我說，在批判“丁陳反黨小集團”期間，周揚曾點名讓他發言。我后來借閱到當時的會議簡報，看到了邢野的發言。感覺他揭發批判十分小心，對丁玲有批判言詞，但還是設法繞了個彎子，更直接地批判了"丁陳反黨小集團"成員李又然的資產階級作風。父親還告訴我，大概因他的發言沒有擊中要害，沒有多大分量，后來編的批判丁陳的集子，就沒有收進他的發言。
1959年“反右傾”，中國作家協會又批判郭小川的長篇抒情詩《望星空》和反思“肅反”運動的長篇敘事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1958年2月把《一個和八個》交給周揚審閱，征求意見。周揚當時沒有提出個人意見，1年零4個月后，卻出人意料地拿出這首詩批判。我問父親，這些批判您是否在場。他說：“對《望星空》和《一個和八個》，是內部批判，我在場，先發給每人一份油印的作品。但是，我沒有說話。”我問他：“您為什么沒有發言？”他說：“他們把該說的都說了，我也沒有什么好說的了。”我問：“您覺得郭小川的詩怎么樣？”他說：“郭小川很有才華，詩也不錯。就是有些情調，當時看，有些不健康。”郭小川的《檢討書》介紹：“自1959年月11月25日至12月2日，作協黨組連續召開十二級以上黨員干部擴大會議，對郭小川進行了七次批判。”父親沒有和我說這7次批判的詳情，但我覺得只要他參加了批判會，看那情勢，不可能不發言，只不過其發言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罷了。但從之后郭小川與父親的友好關系看，他對郭應該沒有傷害。
2001年，我讀到郭小惠編的《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看到了一個詩人因為想搞創作并努力進行藝術探索而受到的百般精神折磨。這種折磨不僅是對他詩作的無理批判，更重要的是，郭小川作為一個身負行政領導職務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創作，而被指責為“喪失立場”、“政治退步，個人主義膨脹”，“和黨鬧獨立性”。《檢討書》中記載了黨內對他的批判：“郭小川同志在作協四年期間，共寫了一萬余行詩，出了五本詩集和一本雜文集，但仍然叫嚷創作與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創作”。他“輕政治，重業務，花了很大精力去寫東西，開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小川的一本書主義，是受了胡風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寫呀寫呀，就發展成了個人野心”。他所提出的“創作與工作的矛盾，實際就是個人與黨的矛盾”。
面對前車之鑒，父親的內心會怎樣想？1960年代初，父親患了嚴重的胃病，1米78的個頭,體重降到了85斤。所以他有3、4年時間基本上在家休息，練練書法。據父親講，那時，他總到北京醫院，給他看病的大夫，也給劉白羽看病。醫生對父親說，你的病挺厲害，怎么劉白羽還說你“玩物喪志”？父親聽后，也只能忍著。父親在《年譜》中回憶：“1961年，作協某領導（劉白羽）叫我到《詩刊》工作，并任我為《詩刊》副主編，但未宣布。作協讓我在《詩刊》調查《詩刊》的問題，因未查出問題，我要求調動工作，又被調回外委會任副主任”。顯然，劉白羽對他很失望。
《平原游擊隊》修改記
父親不拒絕我的詢問。有一次，我問他是否參與了重拍的彩色電影《平原游擊隊》，他說沒有。我又問為什么沒有原作者參與，父親就和我談起江青讓他修改《平原游擊隊》的經過。我覺得他談得很有內容，在不斷的追問中他談得很詳細，后來我幫他把談話整理出來，在《百年潮》雜志發表了。從這篇談話記中，可以看到他在寫作方面的審慎與畏難。
父親提到，文革中江青曾讓劇作家阿甲修改電影《平原游擊隊》，準備拍成彩色電影，并提出要把電影劇本再改成京劇劇本。阿甲找到父親，請父親把"李向陽"的生活原型介紹給他，說想積累些素材然后再修改。父親就給阿甲寫了介紹信，找到了"李向陽"的生活原型甄鳳山。甄鳳山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和當時的斗爭生活都和阿甲談了。阿甲抓住了一個情節，作為修改劇本的一個重要支柱。什么情節呢？就是甄鳳山要跟日本鬼子中隊長換媳婦。這件事的詳細情況是：鬼子既打不垮甄鳳山，又不能使他投降，就想了個邪招兒：趁甄不在家之機，捉走了甄的妻子，并給甄寫信說：你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則就殺了她。甄鳳山決定以牙還牙，帶人進了城。他了解到城里有一處朝鮮人開的"白面"（鴉片）館，恰與日軍中隊長的家一墻之隔。一天，他趁日軍中隊長不在家，到了"白面"館，從墻這邊鑿了個窟隆，進去把日軍中隊長的媳婦掏了出來。回來之后，甄鳳山給日軍中隊長寫信說："你要是放我媳婦，我就放你媳婦；你要是殺我媳婦，我就殺你媳婦；你要互換，咱就交換。"日本鬼子同意交換，商量了交換的地點與交換的條件，比如提出：雙方不能打槍，要讓甄的媳婦先過來，然后才能放對方媳婦過去等等，最后事情辦成功了。這件事又冒險又有趣。但事后，甄鳳山挨了軍分區政委王平的批評，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也說他做得不對，已成事實，也就算了。阿甲認為這個材料有意思，就寫進了修改本中。江青看到修改本中的這個情節，大怒，說："這是污辱我們共產黨和八路軍"！就不讓阿甲繼續修改了。劇本沒改成，阿甲還挨了一頓批。江青這才又指派父親和賀敬之、崔嵬、馮志、李英儒５個人共同討論修改這個電影劇本；父親說，他當時被借到北京，周巍峙是他們的組長，主要負責生活問題；林默涵領導他們修改劇本。后來上邊問到父親對修改的具體意見，他說，我們根本就提不出什么。只能就小的方面提出點修改意見。他對我說：
就我的生活來說，我掌握著很多豐富的故事，讓劇本再豐滿一些不成問題，但很多事要么不能寫，要么裝不進去。比如，我知道許多有關甄鳳山的傳奇，就不可能被寫進去。甄鳳山20多歲時，給地主扛長活，每年交了租子后養活不了全家，弟妹幾個相繼餓死。母親去捋樹葉吃，地主說是捋了他家的樹葉，打了他母親，母親連氣帶餓不久病死。甄鳳山一氣之下，一把火燒了地主的房子，闖了關東。到了關東之后，淘過金，下過煤窯，最后參加了義勇軍。他在義勇軍中打了幾年仗，練出了一手好槍法。抗戰開始后，他回到家鄉。由于有了這樣的經歷，軍分區決定讓他組織游擊隊并當游擊隊長。上級提出人馬由他自行招集，槍支由他自己解決。這個任務在當時非常艱巨，但甄鳳山并不感到為難。他首先與正規部隊交涉，從正規部隊選了一些班排長以上的干部，非常能打仗，所以他的游擊隊人員素質較高。他還招募了群眾和民兵中能打仗的人，甚至土匪，只要你能為我打仗，我就要你。當過特務的人他也要，他曾吸收過一個給日軍當過特務的人在他手下當小隊長。他就用這個方法組成了5個大隊。后來在一次和日軍的戰斗中，那個當過特務的人又投降了敵人，投降之后，燒殺搶擄，做了很多壞事，群眾憤恨之極。有一天，在他又出來作惡時，被捉到了，甄鳳山對他說：“這次是應該槍斃你了，我念你有兩下子，在給我當小隊長時還打過幾個勝仗，我再請你喝次酒罷”。喝完酒之后，甄鳳山就把這個人交給了群眾。群眾對這個特務恨之入骨，有的拿刀子，有的拿剪子，生生把這個人一刀一剪地凌遲了，最后剮得只剩下了骨頭。甄鳳山的槍法很準，他雙手打槍，要打你左眼，就不打不了右眼；黑夜之中一槍能打掉點著的香火頭兒；還有一次他跟老婆開玩笑，一槍打下老婆的一撮頭發沒傷到皮膚。這都是群眾中的傳說，但敵人對他確實是聞風喪膽。
聽父親說著，我在想，這才是真實的生活。如果從歷史的復雜性和人物性格的豐滿性著眼，可以將"李向陽"這個人物寫得更有光彩，像電影中的夏伯陽以及小說《靜靜的頓河》中的葛里高利。可父親當時是絕對不敢去那么寫的。父親說，不能改還有一個原因：
我在作協外委會工作時，曾陪同一位德國作家去中南海接受陳毅的接見。在此之前，我就德國作家將要提出的問題事先向陳毅作過匯報。陳毅問我："你就是《平原游擊隊》的作者呀？寫得還可以。但是我提點意見：你這個劇本最后把敵人都消滅了，還把松井打死了，這是把敵人估計得太孬了，敵人并不是那么好消滅的，這是個弱點"。陳毅說得對。事實上，我們確實沒有消滅過日軍一個中隊，只消滅了一個小隊。我為什么這樣寫？因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還是所謂的"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認為打死松井，消滅日寇，一定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對這個問題，過去沒有人提出過意見，但是陳毅提出來了，可見他很有藝術見解。陳毅還舉例說："比如說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因為托爾斯泰沒有參加過戰爭，他的戰爭那一部分就寫得不夠好"。但是既使以前陳毅提出了這個問題，現在我也不能修改，如果江青問到你這個意見從何而來，我怎么回答呀？1963年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上陳毅的講話，文革中是被否定的。所以說有的應該改，也可以改，但是我不能改。
后來，江青又讓詩人張永枚把《平原游擊隊》改成京劇。關于《平原游擊隊》的修改結果是這樣的：張永枚的京劇《平原作戰》沒有寫好，上演的京劇《平原作戰》劇本是崔巍改編的，也不算成功之作。而后公演的彩色電影《平原游擊隊》用的卻是張永枚的修改劇本。這部彩色電影沒有得到廣大觀眾的認同，粉碎"四人幫"后就不演了。在彩色影片《平原游擊隊》和京劇《平原作戰》完成以后，有人問張春橋：作者怎么署名？張春橋說："應該說是江青同志領導下的第三創作組。" 所以無論是新上演的電影《平原游擊隊》還是京劇《平原作戰》，都與邢野沒關系了。
1949年以后成名的當代作家，大多出了一部成名作之后，便開始走下坡路。父親的朋友李英儒是個執著、勤奮的作家，文革中關在秦城監獄，仍堅持在馬恩全集的邊角寫小說。他在《野火春風斗古城》之后，還有幾部長篇小說面世，如《還我河山》、《女游擊隊長》等，但是發表后沒有什么反響。到了晚年，他很苦惱，曾問他的兒女，為什么這些作品沒有讀者？兒女們說，現在的年青人，誰還看得進去你們那些打仗的故事？他聽后，一個下午，一言不發，坐在藤椅上思考了很久，最后決定，不再寫作。我在想，如果父親晚年像李英儒一樣勤奮，其創作命運也不會有多大差別。
同事和朋友
父親認識的人很多，人緣也不見得不好，但朋友不多。僅聯大文工團時與他合作過、交往過的名氣很大的文化人就有多少！但后來都沒有什么聯系。孫福田叔叔說，邢野交友能深不能廣。孫福田叔叔是父親在戰爭年代的老戰友、老搭檔。他說，邢野不愛說話，對女同志更不愛講話。但邢野有才華，能寫劇本，也能演戲，對人真誠、寬容、幽默。賞識他的人能與他交往較深。孫叔叔還說，邢野在部隊時，身為領導干部，卻從未見他聲色嚴厲地批評過誰。父親的通訊員張鳳翔叔叔說起他，總是帶著極崇敬親切的神色，說父親待他如何視同兄弟，不分彼此。看到張叔叔鞋破了，立刻把自己的鞋拿給他穿。饞了，拿出錢，讓張叔叔買只燒雞來，兩人美吃一頓。后來，我從事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見到很多在作家協會與父親相識或相處過的老同事，大家對他印象都很好，說他是老好人，很正派，能幫助人時盡量幫人。原詩刊編輯白婉清阿姨對我說，文革后，她去看望我父親，談話中邢野了解到白想調工作，主動提出幫她聯系有關單位，并介紹朋友幫忙。我記得，無論我們家是在山西還是保定，他對被打成右派并發配到那里的唐達成、徐光耀、侯敏澤都很同情，曾讓我多向唐達成請教，讓在文化局工作的母親給他們多提供些幫助。
除了性格原因外，與共和國成立后的文藝界一個斗爭連著一個斗爭是否有關？批胡風、批《文藝報》和 馮雪峰、批丁玲、批郭小川、批趙樹理、批劉真和他們的作品，作為全國作協中層以上的干部，這些斗爭父親是脫不了身的。他在作協外委會副主任任上多年，黨組或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總把他擴大進去。以后我和文藝批評家唐達成交往，發現他談到我父親總是有些敬意。反右前后，作協對唐達成等人的批判次數不少，以父親的職務，他必得參加。我曾經問唐達成，父親在中國作協期間、特別是在各種批判會議上左不左？唐很認真地對我說："不左。他不怎么發言"。后來在很多人的回憶文章中，談到當年的運動，幾乎沒有人提到父親的名字，可見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沒有多少斗爭的積極性，不左，也不敢右，起碼沒有積極斗爭過誰，更沒有落井下石的事。在那些人斗人的運動中，有的人要么為自己過關，要么為自己往上爬，都要表現得不一般。父親的不多說話、不愛表現的性格，成就了他好人的名聲。以他的工作性質以及他的一點名氣，他會認識很多在外界看來很重要的文藝界人物，我卻沒有感覺到他與什么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一些場合，當有人介紹說，這是邢野同志的女兒，得到的反應多是：哦，邢野同志？我認識，代問他好！沒有進一步的關切，也沒有幾經多災多難、榮辱升沉之后人與人之間避免不了的尷尬、冷漠抑或仇怨之類的神色。在路線斗爭頻仍、總在選擇站隊的年代，他能做到這樣已經是很不錯了。作為邢野的女兒，我得到的也僅僅是這些點到為止的友好和客氣。這就是好人邢野留給我的。他沒有讓我在人前感到難堪、抱愧，我應該感激他。
父親的書房
說到父親對我們的影響，那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其實父親是不讓我們從他的書架上拿書的，他根本沒有要陶冶我們的意圖，幾乎所有的書，都是我們趁他不在家時從書架上拿出，再趁他不在家時放回去，"偷"看出來的。直到文革時，因他事先將1950年代發行不多的影印本《金瓶梅》藏在煤堆里，沒有讓造反派抄家時抄走，后又帶到鄉下，我們才知道還有這類書可看，我們姐妹兄弟又一個一個偷著將這部書看完。我上大學時，曾向老師請教怎么理解《金瓶梅》，老師說，這種書現在還不能提倡你們讀。我在心中竊笑，其實我早就讀了！我在小學時幾乎讀遍了中國當代著名的作品，中學與文革中又讀了不少外國名著：《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牛氓》、《簡愛》、《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安吉堡的磨工》......。其中有不少書是和同學朋友交換或借閱而來。我還記得，大姐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一書后，給我們大講其中的人物故事；二姐看杰克·倫敦的《白牙》時，緊張地尖叫，把全家人嚇了一跳。
我們姊妹在學校都以作文好出名，畢竟，我們有他的書房。我在大學教書，從學生作業中得知，他們的課外閱讀，初中是《故事會》，高中是金庸。有朋友說，如果中學時代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就完了。那么我們應該感謝父親的書房，他的書房不能說很豐厚，卻讓我們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受益終生。
父親的書房讓我想到，他這一代的“革命”作家，從文化積淀上看，“古”的不深，“洋”的也不深，宗教文化更沒有，奪取政權后，階級斗爭意識繼續強化輸入，接受最多的外來文化是前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他的書房里沒有當時的“內部小說”，也沒有當時高干書桌上可能有的內部“灰皮書”。這可能與他早已邊緣化有關。這些書，我是認識了丁東以后才一一看到。而有些干部子弟，插隊前或插隊中就已經看過，又讓我羨慕許久。
邢野是一個不走運的作家。他是一個好父親嗎？也不是！從我記事起，父親很少在我們面前露出笑容，很少和我們說話。他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遲。因為他是作家，所以在家里的時間很多。以至于小時候我一直以為作家就是坐在家里。
印象中的父親除了打發我們為他做事外，很少正眼看我們。七八歲的孩子很敏感，總覺得在他眼里，我們是那么多余、討嫌。有時不得已要問他點什么，往往還沒等我們張嘴，就聽到“去去去，一邊玩兒去”！如果有客人見到我們做兒女的，問“這是老幾啊？上幾年級了”？他甚至會一時發懵，叫錯了名字，或說錯了年齡，反過來問我們，你幾歲了？上幾年級？
從我們出生，請保姆，入托，生病、看病，上學，他什么都不管。我母親回憶錄中有一段關于我大姐的故事，大體可窺一斑：
1949年5月，我生了大女兒紅嬰。因為沒有經驗，發生了讓人痛心的事。新生的孩子用指甲老撓臉，聽人說，小孩過了百天才能剪指甲。我就用紗布縫了兩個小口袋把她的手給套了起來。過了幾天孩子哭聲不止，我找不出原因，打開紗布口袋一看，右手食指一截已經變黑，把我嚇壞了。邢野到北京參加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去了。女同事霍克幫助我帶孩子到了醫院。醫生檢查后說，指頭上的一截已經壞死，必須從指頭中間切掉，不然還會往下發展。我一聽就懵了，不知如何是好。醫生說，你們盡快決定，拖延下去可是很不利！我問大夫，只切掉上邊的一截行嗎？不行，第二截下邊已有炎癥，有細菌，必須切掉半截。霍克同志看著我說："那只好切了"，大夫說："你們誰簽字"？我拿起筆簽了字。孩子被抱進手術室，我在外邊哭個不停。霍克不住地勸慰我。
孩子的半截指頭切掉了，麻藥勁過后，她還是不停地哭。醫生說用的是最好的進口藥"盤尼西林"。如果孩子的指頭再發展，就得把手切掉。我一聽又被嚇得愣住了，好大一會才回過神來。這么小的孩子就切掉一只手，成了殘廢，我該怎么辦？我又急又累，又擔心孩子成了殘廢。緊張和勞累讓我片刻不得休息。這時，霍克已走，她有孩子在家。想到自己的處境和難處，身邊又沒有一個親人，越想越想難受，抱著哭哭啼啼的孩子我又大哭了一場。女護士見我疲憊不堪，接過孩子叫我去打中午飯，一出門我就暈倒在樓道里，護士們把我攙扶到屋里幫我打了飯。三天后，孩子哭得輕些了，醫生檢查后說，可以保住這只手了，我懸著的心才落下來。孩子住院半個多月出了院，我已筋疲力盡，四肢無力，心情非常不好。心想，這還能工作嗎？......
邢野從北京開會回來了，我一見他就來了氣：你倒痛快，想到哪兒就到哪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孩子一只手差點切掉，霍克同志給你打了電話，你不回來也罷，連封信也不來。他說："我回來頂什么事，也得聽醫生的"。"寫信的空兒也沒有嗎"？他不吭氣了。氣得我發了一通火，好多天不理他。他仍是老樣子，既不幫我打飯，也沒有洗過一次尿布，惟恐有失他大男子的體面和尊嚴。我真倒霉，遇上這么一個無情無義的丈夫。
由此可見，父親天然地就缺乏作為父親本該具有的責任感和愛心。我困惑不解，到底是封建社會男權意識潛移默化的主導，還是性格使然？
我們姐妹幾個陸續上了幼兒園，那時作家協會幼兒園可以兩個星期接一次。我們一個月才回家兩次。印象中，父親從來沒有接送過我們。他對孩子的感情實在是太冷。在他心里可能覺得我們是負擔，而且不能白養，總得讓我們人盡其力。他指使我們做著家里的一切事情，自己絕不動手。即便想讓孩子無有不能，也得身體力行有個示范作用吧？不！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一次。有一次，家里的水龍頭壞了，水溢四處，十來歲的二姐嚇壞了，母親不在家，趕快告訴父親，他二話不說先給了她一耳光："還不快去找人修理"！他就是用這種方式告訴少不更事的孩子：修理這種事，跟我有什么關系呢？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那會兒，我們經常搬家，從北京到保定、從保定到石家莊、從石家莊到天津、從天津又回到北京。下戶口，上戶口，轉學，入托，捆行李，運行李，都是母親的事，上小學、初中的女孩子當幫手。所以母親常說："咱們家沒有男人！”1960年代初，母親下鄉"四清"，父親剛給母親發走一封信，就開始寫另一封信。一封信斷斷續續寫幾天，寫什么？無非是：1、今天小群要買鞋；2、小明參加少先隊要買白襯衫；3、誰誰要交什么費用。待母親回了信，他再讓大的領著小的去買。記得我上小學時，有一次，塑料涼鞋磨破了腳，腳趾頭腫得很厲害，腳踝部已經生出了紅線，很疼，我推開很少走進的他的書房的門，怯怯地對他說："爸爸，我的腳破了，......"對我疼痛的腳，他看都沒看一眼，就說，"找你媽去！"說著給了我兩角錢，讓我坐無軌電車到十幾站以外的機關去找母親。當時我們家住在北京和平街的作協宿舍樓，離家一站路左右就有一所醫院。而他根本就沒有帶生病的孩子去醫院的意識。現在總說"情商"這個詞，父親的情商真是太低了。
父親只和我拉過兩次手。一次是在我六七歲時，跟在父母身邊走，要過馬路時，他拉起了我的手；一次是文革期間，他從接受審查的學習班回到久別的家，這個家已隨著母親的下放安置在了山西洪洞縣趙城公社的侯村。聽說他已經回到了家，我從插隊點上急匆匆趕回去看他。到家時，他正在灶前拉風箱，看到了我，立即站起來，很高興，像對久別的朋友一樣伸出手來和我相握。我有點受寵若驚。他大概是出于對外交往的伸手習慣，或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達父女幾年不見的心情。據我所知，在我們這類干部家庭，無論為父母的還是為子女的，根本沒有相擁的體驗，因為它屬于要抵制的資產階級情調。也就在這時，我看到他參加了一點家務勞動。
父親對我有些許尊重，可能與文革中對他的保護有關。文革初，他怕在當地被批斗，就跑到北京，請在中央文革文藝組工作的李英儒幫忙保護他。李以修改電影劇本為名，把他借到文藝組領導下的創作組，住到了北京。后來，有人給我們透露：山西省文聯的一方造反派要到北京抓他，當晚母親和大姐把我從擁擠的火車車窗中塞進去，讓我連夜趕到北京，給他報信兒。他立即轉移到了鄉下，躲避了一時的皮肉之苦。當時我14歲。
文革中，不管往他身上潑了多少污水——如說他是國民黨中統特務，我們始終認為他本質上是個好人，我們姊妹兄弟中沒人聲明與他脫離父子（女）關系，因為我們從沒有發現他有任何違反做人原則的行為。雖然他對我們少有那種唱高調一類的教育，但遇到我們姐妹入團入黨一類的事，臉上也會出現難得的笑容。他雖不善表達，可文革中竟然也有那么一段，天天主動帶著我們"早請示"。
暴躁得異常
在家里，我們的心永遠在嗓子眼兒處吊著，很緊張。我們見到父親的樣子就像羊見到狼，充滿恐懼。因為你不知道什么時候說"錯"了什么話，做"錯"了什么事，讓他看著不順眼，一巴掌就會搧過來，搧得我們雙眼冒金星。我感覺，搧來搧去，都被搧傻了。上小學時，只有老師經常夸我聰明，因為我在班上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母親也常說我人小鬼大，比較機靈，見情況不好，能及時脫身。否則，我會在父親的巴掌下成為很自卑的女孩兒。我的二姐性格倔強，遭遇到的巴掌多些。我妹妹比較嬌氣，挨一次巴掌，能哭上兩三個鐘頭，直到哭不出聲兒為止。這一點，讓父親很頭疼，故妹妹挨的巴掌要少得多。他唯一寵愛的是我大姐，我從沒有見他打過大姐。是不是女孩子多了，煩了，父親才這樣呢？也不是，在我妹妹之后，母親生了我的雙胞胎弟弟。開始，他是喜歡的，高興了也要抱一抱，待弟弟長大不大聽話、開始與街鄰的孩子打架，他的巴掌就上來了。等弟弟們更大，他伸手夠不著時，就抄棍子、拿鐵鍬，往他們身上掄。
只有一次，以他的脾氣，一定會打我，但沒有打。那是三年饑餓時期，我上小學三年級。一天，他讓我去買醬油，那時，買什么都排隊，我個兒小夠不著柜臺，在大人的擁擠中，丟掉了剛剛換好放在兜里的一個月的飯票兒（那時我們吃食堂）。從沒有打罵過我的母親，被饑餓的恐懼，氣昏了頭，一邊數落著我，一邊拿起笤帚疙瘩打我的屁股。而父親這時反而態度非常之好，沒有打也沒有罵，聲音不高地勸我母親說：已經丟了，急也沒有用。后來我回過了神兒：敢情是因為他讓我去買醬油，禍是他引起的。那個月，每人只有20多斤定量的父親與母親各自拿出一半口糧貼補給了我。在饑餓的年代，別人寧送你100元錢，也不愿送你1兩糧票。我內心還是很感激他們的。就因為想起他們的恩情，有一次，因為我的頂嘴，他順手拿起一根大棍子，大喊：滾！滾！滾出這個家門別回來！他以為我們沒有膽量和能力走出家門。我說，滾就滾！我這個才十五六歲的女孩兒，身無分文地離家出走一個多月才回家。在今天的社會秩序下，你敢想象會有什么后果嗎？！
也許有人會說，對父母這么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記在心，豈不是從小就學會了記恨？我不這么想。我認為，在那么幼稚、單純的年齡，一次一次地、深深地刻印在心頭的就是這些小事情。不平等的感受，首先是在自己的家里，在童年時代。
我母親也不善于兒女情長，她屬于工作型的人。母親在外面認真、亢奮的工作狀態，讓你覺得只有在外面工作才能實現她的生命價值。偏偏事與愿違，1949年以后，母親10年當中生了7個孩子（其中1個孩子6歲時夭折），無情地消耗著她年輕的生命。她記恨在心的是，當年她想做流產，必須得有單位出證明，而黨組織不但不出具證明，還批評了她，讓她做檢討。組織女同志去參觀蘇聯的母親英雄展覽。讓她們看看蘇聯母親英雄如何將11個子女培養為工程師、飛行員、教授一類的棟梁之才。這種脫離實際的教條式的宣教，效果之差可以想見，煩于家務的母親并沒有因此增長多少對兒女的耐心。（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