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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為中心
父親在家里，一切以他為中心。從我記事起，他與我們的聯系，就是支使我們做事：買東西，掃地，洗菜，倒垃圾，買煤球，打煤糕，給他洗衣服（沒有洗衣機）。他自己從來不上街采買，家庭日用購買除了母親就是我們，包括父親自己用的煙、茶、火柴、墨水、漿糊、郵票......。1961年，我9歲，正是全國經濟困難時期，他有胃病，要吃精細一點的蔬菜，經常讓我坐電車從和平里到東單菜市場給他買菜，他大概覺得我膽子大，潑辣一些。那是十幾站的路程，一個9歲的小姑娘，挎著大籃子，上車、下車，走幾步，歇一歇。在冬天的風雪中，我的雙手凍得通紅，裂開了那么多的口子，疼死了！父親的眼睛，絕不會注意到我的手，他怎么會知道我的痛？當我一步一步往家走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樣子就像故事書里的童養媳。到了1970年代末，紙煙雖說不要票了，但也限制購買，比如一次只能買兩盒。有一次我二姐到天津出差，沿著大街，一個店鋪一個店鋪地去給他買煙，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買夠了父親要的兩條煙。回家后，他拿著女兒好不容易買到的煙，臉上并沒有什么表情，二姐連口水都沒有喝，他就說，時候不早了，趕快做飯去吧。他根本不問買煙有什么難處，也不會關心女兒在太陽底下走了多少路，是否已經饑腸轆轆，自己能為幫助了他的人做些什么？二姐說到這件事時，流了淚。父親有胃病，吃好一點的青菜并不過分，以我們那時的覺悟，對他抽煙也不會指責，但是他對待我們如此冷漠，不問冷暖，讓人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我母親帶著全家在農村插隊的時候，有一次，他讓上小學的弟弟到5里外的鎮上給他發一封信，弟弟說，我還要上學去呢。他立刻瞪起眼睛。母親悄悄告訴弟弟，先把信放在書包里，放學后再去發。我們所有的孩子都經歷過，當他讓我們為他做事的時候，不管你是否要去上學、要做作業、要高考復習，或在拉琴、在看書，稍有怠慢，他就會瞪眼睛，稍有解釋，就被視為頂嘴，巴掌很快就會跟上來。
說件可笑的事。到了晚年他知道，如果他的文集沒有財政補貼，出版社是不給出的，于是決定自費印制。我們幫助他排版印出清樣，請他自己校對最容易校的詩歌部分。他一邊校一邊煩，說：我寫了那么多東西，從來自己沒有校對過。一氣之下，不校了。這種最該自己做的事，也不愿意做，自己還能做什么呢？反過來卻不斷催家里人給他校對書稿。
從我們姐妹到弟弟，從沒有過還手意識，要么躲，要么扛。有一次他讓弟弟做什么事，弟弟沒有去，他拿起捅爐子的鐵條就往他身上掄。弟弟急了，說他是秦始皇！是暴君！他說："我就是秦始皇！就是暴君！你們能怎么樣？" 當他從我們的眼中看到了對他的不滿時，總是憤憤地說，別以為你們是靠著墻根長大的，你們把我的稿費都花光了！似乎他養育了我們，他就有權力這樣對待我們。毛澤東小時候，威脅要對他施暴的父親：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池塘。我們原以為，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是有效的，可是在我們家行不通，下一輪的暴力仍會出現。
父親讓我們做事的時候，他在干什么呢？就算他在寫作，就算他在思考，可這是一個人連起碼的父愛都沒有的理由嗎？過去曾看到詩人李季帶著孩子們去游泳，詩人聞捷帶著幾個女兒去公園，而我們的爸爸卻從來沒有帶我們去哪兒玩過。小學唯一一次去動物園，是媽媽帶我們姐妹4個去的。
多年后我看到方方的小說《風景》，故事中的父親動不動就對孩子們拳打腳踢，像對野貓野狗似地，一點都不奇怪。這種家庭中的冷酷，我并不陌生。對于那些底層市民家庭，你可以說是為貧困所逼，為愚昧所致，那么邢野的暴躁來自哪里？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不能控制我們來到世上，也就成了無奈的養育。
是啊，靠著他的養育，我們可以衣食無憂地長大，上學。他曾表示，你們如果有本事考上大學，我都供。但他未必想到，二姐為了早些脫離家庭，養活自己，恢復高考時，放棄了考大學，她怕失去工作、失去收入，不想讓父親脾氣一上來，就總把供她上大學掛在嘴上。而以她的文化基礎，考上大學是沒有問題的。
后來我看《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書，看得淚流滿面：如此大學問家，有如此深厚的父愛，實在不敢想象。梁啟超有那么多孩子，對哪一個都不怠慢，從孩子們的學習、做人到婚嫁，都關懷備至，孩子們在海外，他也要一一囑咐到，他對孩子的尊重和理解，讓我看到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人文修養應該是什么樣的。
從父親身上，開始了我的懷疑。父親在共產黨隊伍中算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他學至高中，為了與封建家庭劃清界限，參加革命后就與自己的家庭斷絕了聯系。我不明白：就算他出身天津商埠，舊時代天津市井習氣對他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就算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太深，任何人都不可能自拔于其中，但你邢野同志畢竟看了不少五四新文學的書，畢竟參加了反封建、求民主的革命隊伍，為什么最基本的人權、平等、個性、人格尊重等概念在你這里幾乎是空白？反封建不是共產黨讓人們跟著自己走的口號嗎？我反復地想過這樣的問題：這個黨、這種社會如果連邢野的"封建專制殘余"都改造不了，人們對所謂的社會主義、對共產黨的信服將從哪里開始呢？
現實生活，一方面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文化浸染，一方面還有新的等級秩序的造就。那些級別更高的人， 家里有廚子、司機、警衛員、保姆，可以什么都不管。他為人民"忘我"工作，"人民"也在為他全心全意地服務。他們也總有帶孩子們到北戴河、廬山度假的機會。父親呢，青少年時，家庭里有錢供他讀書，不需要他對家庭負有什么責任，到了部隊上，先是靠集體生活中同志們的幫忙，后來有了警衛員、通訊員，成了家，妻子兒女成了他名正言順的役使者。在生活上，他不需要對他人負責；在精神上，他不曾想自己有責。因為，他投身的這支隊伍，自由、平等、博愛，始終是受排斥的價值觀；人性、人道、相互尊重的家庭倫理，也從來沒有位置。郭小川看上去是那么文質彬彬的詩人，對兒子不也有拳打腳踢的時候？馬波的父親是師范大學的黨委書記，卻從不與孩子談心、不與兒子溝通，發生問題就是搧耳光，加上用腳踢。馬波后來忍無可忍，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告狀信，周總理批評了馬波的父親，馬波才結束了挨打。看，這就是大朝廷和小朝廷的關系，大家長和小家長的關系。只有大家長才能管住小家長。這使我想到母親說過的話，你爸爸只有他的老首長王平政委才能管得了他。所以，馬波的母親楊沫，在家庭專制中同我母親一樣，無奈又順從，在專制風暴中不能為兒女樹起一堵保護的墻。我問母親，你為什么不從一開始就保護兒女，使他不至于把打孩子當成習慣？她說，他脾氣上來，六親不認，我怕他也打我。共和國成立后，沒有人對這支“革命”隊伍的人施以家庭文明倫理規范，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也就只能因襲傳統的宗法秩序了。
我的這些感覺，永遠不敢對外人說，說出去，自己也覺得有失尊嚴。小時候只能與同氣相求的二姐小聲地聲討父親。后來，看到李南央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覺得寫得好。也許她對母親的被扭曲缺少客觀理解；也許有些人一方面認為她寫得真實，一方面又覺得她忤逆。我還是認為李南央寫出了這個隊伍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類人。在偏執、不講理、唯我獨尊方面，我父親同她母親一樣。
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傳統倫理觀念問題，有社會文明導向問題，有對婚姻家庭認識的誤區，也有個人性格的原因，甚至還有過去我們不了解的心理疾病問題。封建家長社會，未嘗沒有父慈母愛的和睦家庭；民主國家中仍有人以身試法，家庭暴力照常。
但是，我想說的是，文明人和文明社會，起碼應該以這些為恥，而不是視之為理所當然。當社會風尚演化得沒有了親情，或者說不知道什么是親情了，那真是社會的悲哀。
組織安排的婚姻
我母親說她是喝著紅薯面糊糊，吃著紅薯面面條，啃著紅薯面窩頭長大的。她的家鄉在河北曲陽縣，那里的土質，只有種紅薯產量高。據說，戰爭年代那個縣跑出來參加革命的人特別多，說來說去還是因為窮。她家鄉附近的山里埋著漢白玉，曲陽縣一直被視為石雕之鄉。從民國時起，這里雕塑的石頭工藝品就運往全國各地。但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的年月，老百姓被死死固定在那片膠粘的土地上，根本無法利用當地石材和傳統手藝尋找求生的門道。記得文革時，我去姥姥家，周邊一些村子的副業就是砸石頭子兒，用于鋪鐵路。農閑時，村里老老少少婦女兒童都去砸石頭子兒，一立方給記上幾分。當年對漢白玉石就是這樣利用的。
我的母親出生在一個宗法觀念很強的鄉村家庭。她的爺爺、奶奶、父親極其重男輕女。她的兩個妹妹都是因為有病不給治，在不理不問中死去的。母親小時候得了傷寒病，是在她碰巧來到舅舅家發現的，并在舅舅家治療養息好的。她說，若是躺在自己家里，早就死了。抗戰時期，她不顧家庭反對，隨抗日小學東躲西藏地讀書。她的潑辣要強還讓她擔任了村里第一任兒童團長。1944年，她在一個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革命，當了文藝兵。
母親參軍后在部隊文工團。她說，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被“組織”包辦了婚姻。關于這一部分，我母親的回憶錄《夕照回眸》寫得很詳細：
我17歲參軍入伍，正是蓬勃向上、奮發進取的花季年華，心中閃爍著美好理想的火花，對未來充滿憧憬，從未想過搞對象的事。不料，到冀晉軍區文工團剛一年多的時間，"大紅娘"突然找上門來。
那天是個星期日，我剛洗完兩件衣服曬上，戲劇組長李舒田來找我談話，說是征求對工作和對他個人有什么意見。我們坐在村口大樹下的石頭上，談了些工作上的事，他就轉了話題，以關心的口氣對我說："你看咱們劇團的女同志差不多都有對象了，你不考慮考慮自己的事嗎？"我說，我不想考慮這個問題，我離家參軍是為了學點本領，為革命事業多做點貢獻，不是為了找對象，至少現在不找。"哎，別說得那么絕對了，有合適的還是應該找嘛！我想給你介紹一個，他今年28歲，思想品質好，工作能力強，寫作水平高，他寫過很多東西，他就是咱們團的邢團長。"我坦率地告訴他，我將來找對象也不找當官的，我雖然是個小兵，我不怕吃苦，沒有享受思想，也沒有依賴思想。他說："你這想法太片面了，他也不是什么大官，就是大官也得找對象結婚呀！"我說那不關我的事，我站起來要走了，他說："我是一片好意，你應該好好想想。"我說謝謝組長的關心，這不是我現在想做的事情。我要想找對象的話就不來參軍了。說完我就走了。我以為這事已經過去了，根本沒有往心里去。誰知過了些日子，副團長的夫人又來找我說這事，我又斷然拒絕。我說，我今年剛18歲，年齡還小。再說人家是個知識分子，我是個小學文化；他是個團長，我是個小兵；他還大我十歲，哪兒都不合適，請你別再操心了。不料，此事很快就傳開了，有人開我的玩笑，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心想，不管你們怎么說，他條件再好，我也不會找個大我十歲的人。沒過幾天，組長李舒田來叫我到團部去一趟，走到門外，他又說是邢團長叫我去，我說不去，他說："你這就不對了，領導找你說話，怎么說不去呢？這對領導太不尊重了。"他推著我說，走吧，我送你去。我想，去就去，不同意就是不同意。進屋后，邢團長讓我坐下，他沉默了一會說："舒田對你談的那件事，你有什么想法？"我說，我年齡還小，不打算談這事。他說："你是不是感到年齡上有差距？年齡不是主要的。"他舉了些名人夫妻年齡差距的例子，讓我認真考慮。礙于領導的面子，我不好直接拒絕，只說了聲"沒有事，我走了"，就出來了。大約一周后，他又讓通訊員來叫我，我說正開生活會。誰知大家七嘴八舌對我起哄："去吧，去吧，別不好意思！......"我本不想去，又礙于他是個領導，只好勉強地去了。他見我繃著臉不高興的樣子，"怎么啦，遇到什么事了？"我說，今后你不要讓人叫我了，我討厭大家起哄。他說："起什么哄？大家知道有什么不好呢？這些天你有什么想法？"我說，現在不想找對象，說完我就走了。我以為這事到此已經結束。誰知過了些日子，他自己找上門來了，說有事問我。當著屋里的人，我不好說什么，就跟他來到村邊，坐在大石條上，他說要給我介紹他個人和家庭情況，我說"沒有必要"，他仍作了簡單的介紹。他問我家里都有什么人？我把家庭成員說了一下，純屬應付，根本不想談什么。他問我看什么書？我說看《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他說很好，那是本好書。沉默了一會，我說我有事就走了。我想，他這個人平時不愛說話，女同志都有點怕他。我看他不是老倔頭，就是悶葫蘆，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沒有意思。此后，任誰也未再提過這事。豈知事過一個來月后，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事居然發生了。1947年初春，定縣解放時，我們文工團隨部隊進了定縣城，為那里的軍民演出了半個多月。演出剛結束，就給我來了個猝不及防的突然襲擊。司務長和炊事員們操持采購忙活起來，大聲嚷著"辦喜事了，邢團長和張今慧要結婚了！"當我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刺耳的喊聲，像晴空一聲霹靂，一下把我驚呆了，腦袋"嗡"的一聲脹大了，我立刻找到邢野去問是怎么回事。我說，八字還沒有一撇呢，怎么能說結婚？他說："怎么能說八字沒有一撇呢，你沒有拒絕就是同意了唄！"我說我已經對你和找我談這事的人都說過，現在不想找對象，你還叫我怎么拒絕？是你向上級寫了結婚報告嗎？"報告不是我寫的，是團部寫的，具體是誰寫的我也不清楚。""寫以前和你說了沒有？""說了一聲。""你為什么不經我同意，也不讓我知道就讓人寫報告？"說著我就哭起來了。副團長進來說"報告是我和指導員寫的，批下來后，咱們劇團要出來演出就沒有提這事。"我說你們為什么不經我同意就寫報告？批下來為什么又對我保密？來這里這么長時間，為什么還不告訴我？從一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拒絕這事，怎么談到結婚？就是父母包辦也得事先讓本人知道啊！你們這叫什么做法？邢野趕緊說："我也沒想在這里結婚，這純屬同志們和組織上的關懷。""關懷、關懷，當然是關懷你了！"我傷心地放聲大哭起來。副團長和他的夫人把我拉到他們屋去勸說了大半天。副團長說："都怪我沒有把這事辦好。大家都是一片好心，趁現在休息幾天，就想把你們的事辦了。你千萬別哭了。"他們明知違背我的意愿，為達到邢野一廂情愿的目的，背后策劃、欺上瞞下，突然宣布舉行婚禮，對我造成強大壓力，迫使我成婚，還說是一片好心，真是豈有此理！
我缺乏社會經驗，當時年輕幼稚，思想單純，特別是不能擺脫"一切都服從組織領導"的思想束縛，苦無辦法。如果硬是不同意結婚，就得馬上離開這個劇團，再不好呆下去了。我到哪兒去呢？回家？實在不想回我那個歧視女孩子的家。再說，我真要回到家里，村里人會認為我犯了什么錯誤被開除了。村里給我家定的是富農成分（"文革"后才糾正為中農），當時很受歧視。想來想去，我一肚子委屈不知道向何處傾訴。這終身大事，就這樣由單位領導迫使成婚，剝奪了我的自由選擇和拒絕的權利。我很像一只初向藍天試飛的小燕，突然被一只兇猛的老鷹抓獲，身陷絕境。在我心慌意亂、六神無主的情況下被幾位嘻嘻哈哈的女同志硬是拉去舉行了婚禮。婚后，劇團就回到阜平柳峪村。我心情很不好，對什么事也不感興趣，也不愿理那個不修邊幅邋里邋遢的丈夫。平時我住在女宿舍，沒有事時，就抱本書看，也很少和邢野接觸。放假時，或是休息的日子，他讓勤務員來叫我。在一塊兒時，他也沒有多少話，既不關心我的生活，也不關心我的學習，也不談他自己的事。我心里總是不痛快。雖然是新婚，沒有親熱的感覺。
這樣的事我聽到不少。有個同學的母親告訴我，共和國建立初，領導告訴她，軍代表老王看上了她。她提出，老王大她15歲，不合適。領導批評她：老王是革命干部，為了革命沒有解決個人問題，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從照片上看，我同學的母親當時相當美麗。這位美麗的姑娘后來還是“幫助”了老王。
在戰爭年代，革命隊伍中男多女少，尤其軍隊的領導干部幾乎都是男性，他們結婚有年齡和級別的限制（團級干部、28歲以上）。當他們夠結婚條件時，年齡都偏大，只要他們選中某個人，女方如不同意，組織上就千方百計撮合成婚，使一些女性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像我母親這樣始終拒不同意，單位領導利用職權尋找時機突然舉行婚禮的事，并不多見。這當然是男尊女卑、等級觀念、專制思想使然。那些以組織名義出面者，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為了討好領導人，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置若罔聞。這種濫用職權、無視女性人格與心靈、踐踏女性尊嚴、剝奪女性自主權的惡劣行為，是很不道德的。
我曾經對母親說，當時你完全可以拒絕結婚。她說：“我哪有這種覺悟？那時的觀念，服從上級天經地義，再說，那時我還不懂事，從我們家鄉到部隊，我不知道自由的婚姻是什么樣子。我更怕因為不同意結婚，就讓我離開部隊”。母親與父親結婚時，還不到18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母親隨父親進了北京。當時高中畢業生生源不足，國家決定保送一批干部上大學。母親想上大學，但父親不同意。孫福田叔叔的妻子肖馳阿姨，曾是父親他們文工團演劇隊的女演員，就是在那時上了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后去了中央實驗話劇院，成為那里的臺柱子。母親很要強，也愛學習。她的文章自然、流暢，即可見一斑。她不滿足當某某人的夫人，而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贏得一份社會位置。這時，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父親說：“你不把孩子的事安排好，就別去上學。我沒時間管孩子！”其實那時的調干生中，有孩子的人很多，孫福田叔叔也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就是由孫叔叔來照管。況且，那時雇保姆也容易，級別較高的，公家還給出保姆費，父親也能享受這種待遇。母親說：“調干生上大學，得寫保證書，保證不為孩子的事請假。我不敢寫保證，因為小孩子經常要鬧病，而你爸爸又不管”。父親不支持，使母親與大學失之交臂。
母親的文化水平是在部隊中陸續補充、提高的。1949年進城后，她多隨著父親在文化系統搞行政。盡管她在什么崗位都任勞任怨，認真負責，但也有對給她的工作不滿意的時候，比如讓她去籌辦機關幼兒園。她想讓在領導層工作的父親替她說說話，父親很不以為然。母親問他：“讓我去辦幼兒園的事你知道嗎”？他說：“知道”，“你事先知道，為什么不告訴我”？父親說：“你這個小干部干什么不是一樣，有事干就不錯了”。可見，不是父親組織原則性強，而是他從心里就不把母親當回事。母親覺得在他心里，自己就是這么個地位，從此再也不在乎他的什么意見了。
家庭里的硝煙
1960年代中期，中國作協被毛澤東視為“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當時父親因病被安排在作協的創作組，編制是駐會作家。作協要求駐會作家一律到基層去。創作組的趙樹理，下放到山西省文聯；周立波，下放到湖南省文聯； 華山，下放到廣東省文聯；艾蕪，下放到四川省文聯。父親想去天津，因為是直轄市，不能去，湖南有老同事康濯在那里，他就決定去湖南省文聯。說湖南的民歌很發達，希望到那邊采集些民歌。母親所在單位《世界文學》編輯部，這時已經歸屬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所。文學所不希望我母親調離，為了留住我母親，決定調我父親到文學所，文學所所長何其芳派人與作協商量，作協同意，但我父親不接受。文學所政治部主任３次到我家說服他調入文學所，都沒能改變父親的主意。我母親在《世界文學》編輯部主要搞行政工作，人家為了留住一個行政干部，調對方的親屬，實在是破例。母親后來告訴我，在她之前的前任支部書記，都感覺大知識分子難對付，干不了多久就調離了。她是第四任。她在這個編輯部工作的時間超過前三任的總和，可見編輯部想留住她，是有歷史原因的。母親是那種別人可以把心里話掏給她，而不必顧慮第３人會知道的人；她又是能為別人拿主意，讓優柔寡斷者信任的人。后來她斷斷續續告訴我，她在這個編輯部時，幫助不少人解決了他們生活中的難題。在我們家離開北京那天，編輯部全體人馬都到火車站送行，連不常上班的病號都拄著拐棍趕來了，可見同事們的誠心誠意。其實父親對這次調動并不滿意，帶著一定的賭氣性質，但他的自尊心斷然不肯為妻子改換門庭。事情還在商議之中時，他就趁我母親上班不在家時，把家里的家具全賣了，包括他心愛的一整套硬木大理石家具以及母親剛買的縫紉機等，根本沒有與母親商量。母親下班后大哭一場，這當是他們感情的又一大裂痕。
文革結束后，一批在干校的人要回北京工作，一批被打倒的人要恢復名譽和職務，一批以前被無理趕出北京的人要求重新安排，幾乎名存實亡的中國作協正在恢復建制。這時，需要一些有經驗、熟悉作協工作的老同志回到作協。作協秘書長張僖知道我母親愿意回到作協，很高興，他問道：邢野同志什么意見？我母親說他不表態。張僖覺得邢野不同意，也不能只把我母親調到北京。后來，有人想介紹父親調往中央歌劇舞劇院做編劇，他表示不考慮。待河北省文聯恢復，調他這個文聯副主席去石家莊參加實際工作時，他又稱身體不好，不愿意挪動了。我們分析，文革后的父親不想工作，他害怕復雜的人際關系，他沒有能力在某個位置上下左右應付裕如。他只想逃避。他也希望回到北京或天津，但要以養病的方式當寓公。這當然都難辦。過去，從來都是父親調到哪兒，母親跟著一起調動，從來沒有為調動、為住房、為戶口發過愁。他根本想象不到，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進京戶口、住房已經成為干部調動的極大障礙。我記得，同學的父母從外交部干校回北京后，就住了很長時間的招待所。母親的一個老同事，也是先一個人回到北京，帶著上學的孩子在簡易房，住了好幾年。
以父親的脾氣，和母親吵架，是家常便飯。記得我7歲那年，聽到他們吵架，母親大喊著：離婚！這些孩子想要誰，你帶走。我非常害怕，心想，千萬別把我分配給爸爸。后媽是怎么回事先別說，單憑爸爸的巴掌就夠我受的了。
我問母親，你們是不是一直感情不好？母親說，也不是。他能寫作、能工作的年月，心思不在家里，我也理解他的工作，自然吵得少。那時他只是不多管事，脾氣沒有后來這么暴躁。
我記得文革時他們也不怎么吵架，可能要同心同德一致對外吧？文革中期，父親到了保定以后，處在賦閑狀態，母親還在文化局上班，后來做到市文化局副局長兼文聯主任。母親工作擔子重，父親只好擔負起了做飯的職責。父親愛吃，伙食質量不高，情緒就不高。沒有保姆的時候，他常常要親自下廚。但總讓他做飯，他是不情愿的。父親嫌母親工作太積極，在家呆的時間少，有一次他諷刺母親：“什么加班，誰知道你干什么去了？你當了官，就不要家了”。母親說他“胡說”，他抓起一個砂鍋就沖著母親砸去。那時，我們也心不平：你不想工作了，可是人家想工作，不能為了侍候你，讓母親提前退休吧？
父親過去是否自己領過工資、報銷過醫藥費，不得而知。在職的時候，辦公室的人可以替他做。但賦閑以后呢？都是母親的事。到領工資或報銷那一天，絕不容許母親有事耽擱，必須在規定的時間，把錢取回來，否則就吼如炸雷。1970年代，母親到北京做子宮肌瘤手術，從保定到北京坐火車只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因為有女兒的照顧，他不去探望也就罷了，母親出院后，在老朋友家養息，他也無一個電話和問候的信件。不高興時竟能說出：你做手術花了我多少錢！為什么走近暮年的他，依然不珍惜老來的相伴？說這話時，好像母親的病，并不重要；生與死也無所謂，錢才是他最關心的。從此，母親的工資不再與他放一起，他們開始按照比例交出不同的生活費。父親把自己的錢看得很緊。
母親離休后，想上老年大學，父親總是以各種理由阻攔她去上課。母親喜歡出去旅游，父親更不支持。作為老干部，剛離休時每年還有旅游經費，父親不想動，也不讓母親出門。我曾聽父親說過，等年紀老了，他要游遍全國各地，吃遍全國各地。不知在他身體還可以的時候為什么不踐行此愿？母親有限的兩次旅游，都是先與父親打上一場惡仗，擺出一氣之下揚長而去的姿態才走的。母親在腿腳好的時候，為了照顧他，多次放棄了出游，心里感到很窩火，能不經常吵架嗎？！
父親晚年，對我們子女反到好多了，希望我們經常回家，聽我們談談外面的事。尤其是過年過節，家里人越多，他的笑容就越多。與父母同住保定市的妹妹一家，為了讓父親多動手動腦，不至于向老年癡呆發展，星期天總是放下自己家里的事，陪父母吃飯，打麻將。但父親和母親的關系卻一天比一天惡化，動不動就掄拐杖。有一次，把母親眼瞼打破了，流了很多血。母親有時會因為與父親打架躲到某個子女家去住。這時，他就給子女們打電話，要求我們回家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經常象救火一樣趕回家。樓里的鄰居，也經常為他們調解。父親去世后，我在遺物中看到一張“文明家庭協議書”，上面有他們兩人的簽字，和鄰居阿姨作為證人的簽字。母親說，不管用，翻臉就忘。母親對他早已絕望。她說：“我天天侍候他，買菜、做飯、拿藥、報銷。但我生病３天，他連到我屋里看都不看一眼。他寧可餓著，也不去煮點稀飯一塊吃。”
母親過去嘴上總說離婚，卻下不了決心，一來她覺得面子無處放，二來覺得已經有6個孩子，她放不下。到了晚年，有一次，她和我們商量，堅決要離婚。我們說你們早干什么去了？現在他80多歲了，又有病，法院根本不會判你們離婚。我曾經問母親，總聽見您提出離婚，我爸是否提出過離婚？母親說，他從沒有提出過離婚。每次我一提出離婚，他就更加恨我。
他們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身體也很不好的母親度日如年。因為我們經常站在母親一邊，他們關系的惡化，也殃及到我們。有一次，父親非讓母親把別人借走他的一本書要回來，母親覺得這樣很尷尬，建議再等一等，他就變了臉。弟弟覺得母親有理，勸了他兩句，他竟然去拿菜刀，向弟弟撲去。弟弟舉起凳子，一邊擋，一邊說：你要敢動手，我就和你拼了！父親便去報警。警察來了，父親指著弟弟說：“他思想反動！”
2000年5月，我做了甲狀腺結節切除手術，身體很虛弱，就趁病假回了一趟家，一方面想看看他們，一方面想在母親身邊調養調養。但是這次回去，恰逢他們之間的一場風暴剛過。我佯作不知，只是隨便說到，我在北京有了新房，想讓媽媽去住幾天。父親的腿有毛病，已經多年不下樓了。他聽了以后，幾天不說話。我看他不高興，也就不準備再提了。有一天中午在飯桌前，他問我，你什么時候走？我說，有事嗎？他說，我要和你算賬。我說，有什么賬好算的？他什么都不說，突然，拿起保姆剛剛盛好的米飯就往我的頭上擲來。我一躲，飯碗摔在地上，碎了。又拿起一碗，我一躲，飯碗摔在地上，又碎了，再拿起一碗，我也只能躲。就這樣，往我頭上連擲三碗。我知道，和他沒有什么道理可講，準備拿上背包回北京。但是他事前已經把門鎖上，并且看住門對我說，看你能跑掉？于是我又報警，申明有家庭暴力。警察來后，他又對人家大喊我母親是貪污犯！我是反革命！警察判斷他為老年性神經質，勸了他一陣，就把我帶了出來，使我得以逃回北京。想來真是滑稽，當時我近50歲了，還要挨80多歲的父親的打。這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和我鬧事，完全是因為我要接母親到北京小住。
有一回，我在中央電視臺《半邊天》節目與主持人討論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我說過這樣的話：先不要說中國傳統的夫權意識如何根深蒂固，就當時的社會情況，僅軍人這個特殊的群體，就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據說《激情燃燒的歲月》播出時，很多他們同時代的人、特別是身在部隊大院的人都說，怎么劇里說的和我們身邊的事一樣呢？不止一個朋友對我說，他們父母的關系就是石光榮與儲琴。我的一個學生是部隊子弟，告訴我：“在父母面前，我們只能說是，不許有任何解釋和反駁，否則，就把我們趕出家門”。我的父母也是老干部，參加革命一個抗戰初，一個抗戰末。他們的結合，近乎組織的安排。他們的婚姻也有革命資歷的差別。母親是文工團員，父親是文工團長，以父親角度，多少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選擇。從這點看去，起點就不平等。后來，在家庭生活中，服從革命需要就被置換成服從丈夫，以丈夫為中心，以他的工作為中心，以他的喜怒哀樂為中心。在這個隊伍中，等級秩序不是縮小了，而是以革命需要為借口加劇了。象《激情燃燒的歲月》那樣的美好結局，在爭吵式婚姻中未必占多數。我的父親是革命隊伍出身的作家，不能說沒有文化。我的母親一直在文化部門工作，晚年她努力寫作，還想上老年大學學習古詩文，喜歡旅游。但是“以我為中心”的父親，始終沒有支持過她。像我父親這類干部很難培育起對女性精神追求的尊重，晚年他們完全是出于妥協將就在一起。
從石光榮他們的一生看，不能說沒有愛情。愛情的感受層面應該是復雜的、多樣的、此一時彼一時的。從他們吵吵鬧鬧、一輩子沒有多少理解看，他們晚年也就是老伴親情吧。從現代人對婚姻質量的要求看，難道這種以一生的痛苦為代價換來的老年情感，是幸福的嗎？在我看來過程比結局重要。他們的婚姻從根本上說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婚姻。
我母親在這種婚姻中，感覺不到幸福。她已經提前給自己買下墓地，決心死后不與父親埋在一起。
父親最后的日子
1973年，父親將工作關系從山西省文聯轉到保定市文聯。我們家1965年初搬出北京去湖南兩三個月，父親因為身體不適應湖南的氣候，通過中宣部轉到了山西省文聯。那里的作家趙樹理、馬烽、西戎、胡正都是他的熟人。到了文革后期，他仍有向自己的“根據地”靠攏的意思，河北省是他戰爭年代比較熟悉的地方，他決定把組織關系落在保定。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思想并不保守。我看到他一篇《夜讀有感》，熱情稱贊宗福先的話劇《于無聲處》。他說：“我首先歌頌人民在天安門前如潮的史詩，敬佩《于無聲處》的作者”，“最好的銅鑼、最好的金鼓，也會有一點雜音。但是，人民在歡呼這種驚天動地的鑼鼓聲！”父親是劇作家，對戲劇新秀格外注意。他對新時期的小說也很關注。“傷痕文學”熱的時候，有個叫李劍的作家寫了一篇《歌德與缺德》，指責“傷痕文學”是“暴露文學”。父親在這篇雜感中說：“我看這些作品好就好在'傷痕'給人的積極力量。'暴露'四人幫，歌頌了人民有什么錯？”“我正在楊樹底下聽風聲，在北瓜地里聽雨聲，沖天蓋地的枝葉，能告訴我們真實風雨的聲音。”
1980年代后期，文學批判的聲音弱了，很多青年作家從“寫什么”轉向嘗試“怎么寫”。那種自我性的寫作，使父親的關注度冷卻了。似乎從那時起他不再看什么文學作品。父親也有過自己的努力，從他的遺物中，我看到他給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這樣一封信。
編輯部同志們：
紀家秀同志：
前蒙推薦和重版拙著《王二小的故事》，謝謝。
最近我為了慶祝" 六一"兒童節，寫了一個獨幕童話劇《老虎和小猴》。不知現在少兒出版社是否需要這類作品。如為需要，請復，我即寄去，如不需要，也請告知，我再寄給別處。
此致
敬禮！
邢野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這是父親的小楷底稿。紀家秀同志回了信，大意是：這劇本于他們出版社不大合適，因為他們的讀者對象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所以建議邢野寄給《兒童時代》或《少年文藝》。至于后來怎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沒有看到發表的童話劇，連手稿也沒有見過。
讀父親的小楷信時，我的鼻子一酸。為父親的不甘心而難過。那年他才64歲，怎么會不想寫呢？從另一方面看，讓一個作家永遠保持旺盛的創作精力與較高水準的創作成果，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青年時代、中年時代、老年時代當有不同的人生。比如和他同代的山西作家馬烽、西戎、胡正，湖南作家康濯，都因為做了很多發現、提攜新一代作家的工作，使晉軍、湘軍形成了陣勢。可是，不愿意在崗位上工作的父親，又如何為年輕人開路呢？
他也關注思想文化界的反思。每當我們兄弟姐妹在一起議論一些社會上的問題時，他都愿意在旁邊聽，但很少發言。我覺得他真正的精神寂寞是從這時開始的。
其實，和他同代的一些老作家，還是可以在反思歷史中邁出新的步伐。比如徐光耀，他的長篇回憶錄《昨夜西風凋碧樹》，以切身的經歷和感受，再現和反思了當年的“丁陳反黨小集團事件”和地方與軍隊文藝界的“反右斗爭”，引起很大反響。作家胡正，也沒有停止思考。他的長篇小說《又見清明》，是對戰爭年代革命隊伍中的殘酷斗爭、自相迫害的藝術寫照。父親跟不上這班車了，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中可見他的矛盾性。政治上他認同改革，但讓他否定體制性的東西，他不情愿。他曾說過，就憑給我的離休待遇，給我報銷醫藥費，我也不說現在的體制不好。
他早就聲明，再不寫東西了。我一直以為，他已經絕然放棄。但是2002年，他再一次病倒，讓我明白了他停止寫作的不甘心。2002年，一個文化公司與父親聯系，想把電影《平原游擊隊》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爭取在紀念抗日戰爭60周年時上演。這幾年，一些過去家喻戶曉的老電影《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和長篇小說《苦菜花》、《敵后武工隊》、《呂梁英雄傳》等，幾乎都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電視連續劇是流行文化的主菜，但生產電視劇最缺乏的是題材。在重重限制中，改編舊作，既保險，又容易吸引觀眾，所以形成一股熱潮。
父親聽說有人想把電影《平原游擊隊》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自然很高興。他希望身為職業編劇的弟弟接下改編的工作，并讓弟弟代表他與那個文化公司簽了合同。他愿意努力配合弟弟。弟弟同意了，并有意與父親合作一把。合同簽了以后，父親就坐不住了。天天都在思考劇本的綱目。他希望調動他在敵后游擊時期所有的生活積累，將原來的電影故事盡可能地豐富起來。弟弟思考的則是如何有所突破，與今天的觀眾興趣接軌。很長時間不失眠的父親，夜里睡不著了，想起一點什么就在小本子上記下來。多日來，大腦異常興奮。而84歲高齡且有血壓高、腦血栓前科的他，忘記了自己身體的承受能力。一天中午，母親突然看到父親的嘴是歪的，手已拿不住筷子。父親再度中風！在此之前的十幾年里，他先后兩次中風、血栓，都因為母親發現及時，搶救過來，并能生活自理。母親說，父親第一次血栓，搶救了整整11個小時，她一天一夜不吃不睡，滴水未進。我們在外地上學的上學、工作的工作，父親住院一個多月，只有上中學的兩個弟弟請假和母親輪流日夜護理。而這一次，通過急救發現：他的身體已經大面積血栓，不能說話，不能走路，只能全癱在床了。當我們聞訊趕回家時，他見到哪一個子女，都要大哭一場。改編劇本的事只好告吹，他的痛苦與全家人的勞役開始了。
說到“全家人的勞役”，并不意味著我們對侍候父親是厭煩的。而是他的人格、性格，最終成為對家人最后的摧殘。這一次父親病倒，堅決不去醫院。他用還可以活動的手，緊緊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地方，就是不讓挪動他。他不能說話，但腦子清楚。我母親清楚他的心思——他怕回不來，就趕緊請大夫上門醫治，輸液、按摩、針灸。他躺在床上仍然是君臨全家的“主人”，一切都得他說了算，絕不遷就，絕不妥協。他已不會說話，耳朵也全聾，但他腦子清楚，“意志”堅定。
首先，一天三頓，每頓吃什么，必須經過他的同意。他不能說話，字也寫得無法辨認。我們就把他喜歡吃的東西寫在紙板上，每次指點，讓他點頭，再去采買烹飪。但是，即便這樣也不能建立一個好的秩序。他的主意不斷在變，一會兒想吃這個，一會想吃那個。遇到他改變主意時，如果你想說服他，下頓再改變，他會把碗摔到地上，讓你重做。有一天，保姆和二姐一連做了兩次，他都故意不吃。我母親決定不做第三次了。他就開始絕食。絕食一天多，大姐趕回家，第一次絕食結束。以后，他覺得這是可以召見我們的法寶，經常鬧絕食。有一次找到的理由竟然是保姆吃了他的大蝦。弄得保姆對天發誓。母親說，其實他是想找理由讓保姆走。
我們子女一有人回家，他就堅決不讓保姆處理他床上的事情。他覺得保姆不如我們處理得舒服。比如，大小便后的清洗。但是我們都在上班，任何一個單位，都不會因為你要在家盡孝，而放你的假。除了在保定的妹妹、妹夫，工作之余要幫他處理包括治療、拿藥等雜事外，我們在北京工作的幾個子女只能在周末輪流往家趕。
他心里記著誰應該回來，如果有事沒有回來，他就不高興，但不能把它理解為思念。有一次，他向母親狠狠地伸出表示6的手指。母親明白，他是說，我有6個子女，還能沒有人侍候我？也許是因為癱瘓在床、寂寞無助吧，他總讓值班守候他的人，不得安寧。他希望屋里不要離開人，一會兒無人他就要拿拐杖敲床棱，待進到他屋，并沒有什么事情。有一次大姐求他：您讓我們睡一會兒覺好不好？已患血壓高的大姐頂不住了，我們當中的另一個人又來接班。他仍和從前一樣，不管你們有什么事，也不管你們身體好不好，我是你們的老子，我讓你們來，你們就得來。這時，我們姐妹4個，都已經是50歲以上的人了。
父親對母親依然如故。有一次，母親因為在外面遇到熟人，回家遲了一會兒，他見到母親，指著鐘表，拿起拐杖就往母親身上掄。癱瘓在床，并不妨礙向靠近他的人動武。母親非常生氣，幾天不到他屋里去。過了一兩天，他不見母親，問保姆，保姆告訴他，奶奶住醫院了。他不信，一定讓保姆用輪椅把他推到母親的房間，見到屋里果然無人，脾氣上來，坐在輪椅上也要用手杖把母親桌上、床上的東西全部橫掃到地上。這時，對又聾又啞的他，還有什么道理可講？
自從父親病倒以后，生活的壓力使母親因心臟病住進了醫院。這種局面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回家后，就勸父親也去住院，說我可以在醫院同時照顧你們兩人。他同意了。可到了醫院，新的波浪再次掀起。首先，他不滿意為什么母親不能和他住一個房間。我解釋，因為你們病情不同，不在一個科室病房。接著他對保姆不滿意，堅決要求辭掉她。他的決絕態度是，寧可泡在屎尿里，也不讓她收拾。我和妹妹只好到保姆市場給他請來一個男護工。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堅決要求讓男護工走人。男護工走了以后，妹妹因身體不好，讓妹夫來值夜，他不滿意。他的邏輯是，應該你（我妹妹）來，為什么不來？第二天我去后，他就拒絕醫生治療。當時，那種要與我們戰斗一番的精神狀態，已使醫生懷疑他是否有精神病。深知他個性和脾氣的我們，當天晚上躲在別的房間，誰也沒有在他面前露面。他在做什么呢？自己拔掉尿管（他肺部一直有痰癥，輸液、導尿不暢），把被單撕成一條一條的。醫生為了讓他睡覺，先后打了兩針安定，他仍睡意全無。他一定要在精神上戰勝我們，絕不屈服。
于是，我們開始打老年公寓的主意。我和妹妹跑遍保定市所有的老年公寓或敬老院，最后挑中一家新辦的規模較大的老年看護公寓。還把弟弟叫來，再去考核了一番，他也認為條件不錯，就這樣定了。我們用那里的最高費用，要求給他24小時全護，夜里有護工在他房間值班。他想吃什么，就給他做什么吃，人家全答應了。那里的伙食真的不錯。我們告訴父親，又給他找了一家看護院，治病、養病相結合，并答應他，母親出院后可以陪住，他同意了。
以后，我們每星期最少有一人去看他，母親也不斷去看他，最長一次陪他住了一個月。他一直要求回家，有時連哭帶作揖。大約一年以后，我們又給他換了一個離家很近的養老院，爭取每天都有人去看他。我們當子女的心情非常矛盾，以至于兄弟姊妹中出現了有人傾向讓他回家，有人反對他回家——父與母兩黨的局面。他希望在家里終老，是人之常情。為了照顧好他，我們可以不去考慮經濟問題，愿意集資雇兩個保姆在家侍候他。但是，我們也知道，只要他頭腦還清楚，就必須服從他。這種習慣，使他在家不會有安寧之日。若此，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災難。最最擔心的是，母親如果心理不堪重負走在他的前面，那將是我們子女的更大災難。以他的心理與性格，誰也不敢對他抱任何幻想。當然，最后點頭的，還得是母親。母親說，如果讓父親回家，她就去老年公寓。知情的鄰居，都同情我母親。我們只能一次一次地拒絕父親，直到他再次因急病住院，去世。
怎么寫父親才算是公正的？我曾試著為他開脫，比如，內心的追求與時代的不適應；不希望被人忘記，卻拿不出呼喚現實的作品；渴望與人溝通，又懼怕人際關系的復雜；希望妻賢子從，又不得如愿；無數的郁悶無法排解，只好轉嫁發泄。父親雖然是寫過英雄的作家，但他是個常人，且因社會時代、文化背景、個人性格的多重原因，他身上有著突出的矛盾與人格分裂。
這樣寫父親，姐姐不舒服，說人都過世了，一了百了吧；妹妹說，你寫下這些，說明你心里有恨；妹夫說，棍棒出孝子，打罵對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太普遍了，有一次我父親打我，打斷了三根竹棍。弟弟則擔心低俗小報拿父親的所為去炒作。有朋友認為我父親的老年，是一種病態，希望我不要太想不開。我也懷疑這樣寫父親對他是否公平？因為他已沒有了反駁與解釋的能力。
我心里明白，我之所以這樣寫他，就因為他一輩子剛愎、固執，不會給我們相互交流的機會，談出對他的看法，我們也不可能聽到他的解釋。我能體會到的，是他內心的荒蕪。他一輩子沒有學會愛，沒有學會尊重、理解家人，不能珍視為他服務了一輩子、與他患難相扶的妻子。所以，他最終不能獲得更多的尊重與愛。他始終沒有明白，一個人最基本的價值是怎樣有尊嚴地活著，這其中包括也要讓他人有尊嚴地活著。
父親最終沒有覺悟。
我寫完父親之后，以為該說的都說了，從此可以把他放下了。其實不然，我做夢依然會夢到他，看來，父親的陰影在我心中是揮之不去了。（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