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覽：1708次發布時間 : 2017-02-16《不平等：我們能做什么》：大師的絕唱，平等的藥方
[摘要]在他看來，西方將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割裂開，不僅在道德層面上不允許，在事實層面上也不現實。 2017年的第一天，牛津大學教授安東尼·阿特金森辭世，享年73歲。盡管對于公眾來說，這位英國老紳士可能顯得比較陌生，但在學術圈，他卻是鼎鼎大名，素有“不平等問題教父”之稱。 就在《21世紀資本論》大紅大紫的時候，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阿特金森也出版了一部討論不平等問題的著作《不平等：我們能做什么？》。在這本并不算厚的小冊子中，阿特金森教授不僅對不平等的趨勢和成因進行了深入思考，還給出了一整套應對不平等的行動綱領。可以說，相比于《21世紀資本論》，本書的議題要更加寬廣，也更為深邃。 研究精華的總結 幾乎以一己之力撐起了整個英國的不平等和貧困研究，撰寫了大量著作，培養了大批學生 早年時，阿特金森曾師從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米德，并在米德的指引下選擇了收入分配這個冷門的研究領域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后四十多年中，他一直在這塊領域辛勤耕耘，撰寫了大量著作，培養了大批學生，幾乎以一己之力撐起了整個英國的不平等和貧困研究。因《21世紀資本論》名噪一時的托馬斯·皮凱蒂就曾是阿特金森教授的弟子，并深受其影響。
本輪金融危機后，長期被主流經濟學忽視的收入分配問題重新成為了顯學，探討不平等問題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也因此紅極一時。就在《21世紀資本論》大紅大紫的時候，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阿特金森也出版了一部討論不平等問題的著作《不平等：我們能做什么？》。或許是因為缺乏足夠的宣傳，又或許是因為這位英國的老紳士不習慣像他的法國學生那樣使用過多煽情的語言，這部作品的知名度一直不高。不過，作為一部學術泰斗一生研究精華的總結，其價值卻不容忽視。在這本并不算厚的小冊子中，阿特金森教授不僅對西方不平等的趨勢和成因進行了深入思考，還給出了一整套應對不平等的行動綱領。可以說，相比于《21世紀資本論》，本書的議題要更加寬廣，也更為深邃。 在書的開始，阿特金森首先呼吁英國人對結果公平的重要性給予高度重視。從表現上看，不平等可以分為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很多學者認為，在兩類不平等中真正需要重視的是機會不平等，只要能夠著力解決這一問題，社會的和諧和活力就能得到保證。對于這一觀點，阿特金森并不認同。在他看來，西方將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割裂開，不僅在道德層面上不允許，在事實層面上也不現實。一方面，由于現實中有太多的不確定，即使能夠保證機會的平等，也未必可以實現結果的平等。如果對于那些只是因為運氣不佳而陷入困境的人坐視不管，那么在道義上是站不住的。另一方面，結果不平等也有可能成為機會不平等的起點。例如，如果一個成年人處于貧困，那么他的孩子陷入貧困的概率也就更大；而如果幫助這位成年人脫貧，那么他的孩子也就更有可能免于貧困的侵擾。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忽視了結果不平等問題，那么真正的機會公平也難以實現。 不平等并非不可戰勝 對于西方不平等原因的探究，必須要追溯到市場的力量和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在強調了結果平等的重要性后，阿特金森對西方不平等的歷史演化趨勢作了考察。通過大量數據，他雄辯地向人們說明，在西方，不平等并不是不可戰勝的，只要人們可以設計出更合理的初次分配方案、采取更好的再分配政策，那么不平等就完全可能被遏制。事實上，在戰后的歐洲以及最近幾十年的拉美，都曾在反不平等領域取得過重大的勝利，而這一切都是合理運用政策的結果。 緊接著，阿特金森又從理論角度對西方導致不平等程度擴大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目前，學界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西方不可控的經濟因素是導致近期不平等擴大的主因。持這派觀點的學者認為：在最近幾十年中，全球化不斷加深、技術變革不斷加快、金融業不斷發展，這些因素對分配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導致了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對于以上觀點，阿特金森明確地表示了反對。他指出，無論是全球化、技術變革，還是金融業的發展，其實都不是經濟和政策體系以外的外生因素，它們是個人、企業，以及政府共同決策的結果。因此，對于西方不平等加劇的原因的探究，必須要追溯到這些決策究竟是如何作出的，以及它們背后涉及了怎樣的權力平衡的改變。在阿特金森看來，西方市場的力量充其量只是對分配結果設置了上下限，社會上的權力結構才是決定分配結果的最終力量。那些可能改變權力結構的措施，例如強化工會的作用、增加再分配政策的規模等，都將有助于減少不平等。 浸潤滿滿的情懷 西方國家要遏制不平等，必須要采用一些足夠大膽的方法 和一般的學者不同，阿特金森并不滿足于成為一名純粹的西方不平等問題的研究者。在對不平等的趨勢和成因進行了詳細分析的基礎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在他看來能夠為西方大幅減少不平等的行動方案。在這套方案中，阿特金森給出了十分多樣化的建議。這些建議中，有一些是比較傳統的，例如實行累進所得稅、加強社會保障、征收遺產稅和贈與稅等；而另一些則顯得頗具爭議性。例如，為了緩解由于財富繼承問題帶來的不平等，他建議在西方國家所有人成年時支付一筆贈與資本（最低繼承款）；向所有兒童發放較高水平的兒童津貼，并將這一津貼納入應稅收入；富裕國家應該將官方發展援助目標提高到總收入的1%……盡管阿特金森對這些建議中的每一條都給出了嚴密的論證，但在大多數學者眼中，它們可能還是會顯得匪夷所思和過于大膽。事實上，阿特金森本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書中強調，西方國家要遏制不平等，必須要采用一些足夠大膽的方法。 回顧經濟思想史，收入分配曾是經濟學討論的中心議題，李嘉圖、馬克思、克拉克等經濟學大師都曾在這一領域作出過杰出的貢獻。但遺憾的是，隨著經濟學的發展，這一議題卻逐漸被邊緣化，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甚至對這一話題嗤之以鼻。例如，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就曾經評論說：對經濟學最不利、甚至最有“毒害性”的做法就是聚焦于分配問題。西方對不平等問題的漠視，不僅讓經濟學失去了人文關懷，更讓它難以回應很多現實問題提出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阿特金森教授數十年持之以恒鉆研不平等問題就頗有一些“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悲壯了。從書的字里行間，我們不難讀出這種浸潤滿滿的情懷。 需要指出的是，阿特金森在書中提出的一些建議未必適合我國國情，未必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他建議的提高稅率在當前低迷的經濟環境下是否適用；高福利措施是否可以被財政力量所支持等，都是值得商榷的。當然，瑕不掩瑜，《不平等：我們能做什么？》實屬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有關收入分配的佳作，分配問題的研究者和對此問題感興趣的讀者都應該花時間讀一下這部大師的遺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