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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是位政治活動家，她關心國內外大事，卻只能在給摯友的私人書信中訴說自己對國家動蕩的憂慮和煩惱。
名人日記、書信，歷來被視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宋慶齡的特殊身份，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她在孫中山病逝、國共分手、北伐面臨危難之時，義無反顧地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同共產黨親密合作，為新中國而奮斗。新中國成立后，她身居高位，又低調示人，在國內外各種場合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為國家、為民族、為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盡心盡責，無私奉獻。她被稱頌為“國之瑰寶”、“20世紀的偉大女性”。
然而，宋慶齡的晚年心境到底如何，尤其是處于“文革”動亂歲月里她的心跡，鮮為人知，公開資料也極少。許多親近她的人或“為尊者諱”，或只是回憶她處理公務私事的某些細節，很少有人知曉她的內心世界。
最近出版的《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1971-1981）》（東方出版中心，2013）是一本難得原始文獻，書中收錄了晚年宋慶齡十年間親筆書信159封，其中，有近100封是“文革”中后期給陳翰笙的私人信件，宋慶齡內心世界，從中可見一斑。這些信件中，對時局、對親友、對自身處境，都坦陳自己的看法，一些信箋還寫上“密”和“閱后請銷毀”的字樣，但陳翰笙深知這些書信的價值，冒著風險將其保存下來，為后人留下這筆可貴的文化財富。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編校出版工作十分嚴謹，所有書信均以中譯文與原信件影印對照編排，書末附有英文錄入件，注釋也很翔實，便于查閱和考訂，是一本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陳翰笙（1897-2004），是我國罕見的傳奇革命家，著名學者，他活了107歲，橫跨三個世紀，四個時代。他早年投身李大釗門下，接受共產主義信仰，親歷過“北京三一八運動”，他曾秘密從事共產國際情報工作，后來又成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是一名忠貞不渝的共產黨員。1925年，蔡元培聘他為北京大學教授，時年28歲。他曾被李大釗派去蘇聯學習一年，后又留學美國、德國，精通多國語文，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等方面就頗有建樹，被孫冶方、千家駒、薛暮橋等名家尊為前輩。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曾邀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長，被他婉拒，他只愿當一名“布衣教授”。
陳翰笙
陳翰笙與宋慶齡的友誼，始于1927年莫斯科期間，此后，兩人保持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密切交往。抗戰伊始，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保盟），陳翰笙受邀擔任保盟中央委員，負責對外宣傳，后又在宋慶齡名下的“中國工合”組織中任執行秘書。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創辦《中國建設》英文雜志，陳翰笙應邀擔任雜志編委會副主任，主持編輯工作。長期以來，陳翰笙以其淵博學識、精美文筆撰寫許多時評文章，也曾為宋慶齡代擬不少重要文稿。可以說，他是宋慶齡的得力助手，也是唯一能在工作上緊密合作、思想上推心置腹交流的摯友。
“文革”初期，陳翰笙遭幽禁，宋慶齡聞訊后立即向周總理求助，使陳得以釋放。這本書收錄的，是從1971年起，即從“文革”中期起到宋慶齡逝世十年間的書信。
古老的四合院中，《中國建設》的創辦者們將中國的聲音傳播給世界--陳翰笙（后左三），李伯悌（前左三）邱茉莉（后右二）。
需要說明的是，書信不同于日記，時疏時密，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活動軌跡，但這些書信，透露出晚年宋慶齡憂時傷世之情。書信往來，是宋慶齡與外界交往的重要渠道，她的信件，都用英文書寫，主要是習慣于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思想，看來倒不是有意避人耳目。陳翰笙得以獲取宋慶齡的信賴，精通外文為他們的思想交流提供了方便條件。
對九一三事件的態度
“文革”期間，宋慶齡當然不可能認清這場“大革命”的實質，許多事情使她對國家的命運倍感憂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宋慶齡也和許多人一樣，開始時對這一事件渾然不知，直到當年10月下旬，她在信中說：“一些謠言正在流傳，說當這架飛機被我們另一架飛機在烏蘭巴托附近擊落時，這個叛逃者也被擊落，機上九人均身亡。以后會有更多消息。如果是真的，當局以后會宣布的。”1971年底到1972年1月，她在信中告訴陳翰笙：“我每天都在參加‘九一三’事件會議，但從外國報紙得到的消息卻更多。”“當我們再次見面時，我有很多關于林、陳那些壞蛋的事情要告訴你。”在另一封信中，說到人們對此事件感到“迷惑不解”。
“文革”期間，社會秩序紊亂，物資供應匱乏，民眾生活艱難，宋慶齡在信中也流露出對當時社會生活的關切和不安。宋慶齡自己沒有子女，她將警衛秘書隋學芳的兩個女兒作為養女，充當她們的監護人，經常呵護她們。1975年4月的一封信中，她寫道，她想托友人從國外買兩個哨子，因為“我們這一帶充斥著流氓和阿飛，他們干下了好幾起可惡的罪行。我們附近沒有警察駐守，而有兩個在我的監護下長大的女孩周末要來，她們住得非常遠，得坐公交車，無法提早來。所以我想讓她們隨身帶著哨子以嚇走歹徒。”
雖說宋慶齡還不至于像老百姓那樣憑票過日子，但她就所見所聞在信中寫道：“生活在郊區的可憐的人們每人每天只配給三兩糧食，他們生活一定很困難啊！”（1972年7月）“現在我們這里（指上海）也有許多東西買不到了，包括過去很容易買到的東西。因為沒有新鮮水果，所以我們只能吃罐裝的，希望不久西瓜將上市。”“聽說北京天氣很熱，而且眼下各種物品都很短缺。送上新鮮的花生醬，聽說北京買不到的。”（1976年6月）
宋慶齡晚年，一直病痛纏身。腰腿傷痛，行走困難，還有那惱人的蕁麻疹和眼疾，常年困擾著她的生活。“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紅衛兵叫嚷要沖擊宋慶齡在北京的府邸，身為國家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內墻上的畫和架上的工藝品，換上毛主席語錄。“文革”大動亂，雖說未直接驚動她，但舉國大亂，友人“失蹤”，社會無序，物資緊缺，使她的心情十分壓抑。她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文革”的種種不理解和郁悶。
1971年9月5日，宋慶齡致函陳翰笙，這是收入本書的第一封信，信中開頭就說：“親愛的朋友：言語無法充分表達我看到你的手跡時的釋懷和再次聽到你的消息時的高興。我最后給你的一封信一直沒有得到回復，我開始懷疑是否發生什么事了。因為現在，生命就像燭光一樣閃爍跳躍，突來的一陣邪風會把它徹底吹滅。”“文革”乍起，風狂雨驟，友人之間相隔天涯，“生命的燭光”會不會被“突來的一陣邪風會把它徹底吹滅”，這是她最擔心的，因而當看到陳翰笙的來信后，欣慰之情就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了。此刻雖未直接評論“文革”，但對那些無法無天、邪風肆虐的日子刻畫得入木三分。
五十年代陳翰笙(后排右二)陪同 宋慶齡 副主席接見外賓
1973年4月，兩人的聯系中斷了三個多月，才接到陳翰笙的來信，宋慶齡立即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在沉寂了這么長一段時間后收到你的信真讓人高興！我正在懷疑是否出事了。”宋慶齡的地位和身份，很少能結交知友，周圍的人都是工作之交，在“文革”動亂大環境下，她更是深居簡出，只能靠報刊和書信獲取信息和對外交往。宋慶齡晚年書信已陸續出版不少，但據筆者所查閱到的，她給陳翰笙的書信，是談論時局最多、最為坦誠和開懷的，這些書信的研究價值就在于此。
宋慶齡有許多外國友人，有的是孫中山的故交及其后裔，有的是為支援中國抗日戰爭而與宋慶齡結下深厚情誼的。他們中不少人，如愛潑斯坦、馬海德、路易·艾黎、耿麗淑等長期在中國工作，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可是，“文革”一來，幾乎都逃不過厄運，被審查或被關押。宋慶齡對這些朋友是了解也是信賴的，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她對友人的安全保障無能為力。她的好友愛潑斯坦，早在1938年就追隨宋慶齡到“保盟”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又在中福會和《中國建設》社工作，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與宋慶齡結交達四十多年，他是宋慶齡生前指定的傳記作者，但愛潑斯坦夫婦“文革”中受到誣陷，被監禁五年之久，宋慶齡卻愛莫能助，只能默默關心著他的命運。1973年4月25日的信中，她寫道：“你見過艾培（愛潑斯坦昵稱）嗎？我聽到關于艾培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夢醒在我離開北京前告訴我說‘他已承認他收受外國特務的巨資為他們做間諜’，但現在他已獲釋，并且重新回到我們的《中國建設》辦公室。”對于愛潑斯坦等友人的遭遇，宋慶齡只能無奈地感嘆：“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中國成立以后，宋慶齡除了參加國務活動外，將很大精力放在婦女兒童事業和對外宣傳工作上。中福會（全稱中國福利會）便是她親手創辦并直接領導的工作平臺，中福會下設的《中國建設》（英文版）社、幼兒園、托兒所、兒童藝術劇院、《兒童時代》社、少年宮，還有她用斯大林和平獎金建造的婦幼保健院，這些機構均設在上海，她常往返于京滬兩地，她常說，北京后海是她的辦公地點，上海則是她的家。可是，“文革”狂飆襲來，她苦心孤詣創建的中福會及下屬單位的一些人便起來要與她劃清界限，使她十分寒心。
“文革”初，長期在保盟和中福會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含冤去世，這件事她一直埋在心底。1977年底，為籌備紀念中福會成立40周年，宋慶齡深有感觸地在信中說：“文化大革命期間令我十分驚愕的是，當我和金仲華試圖了解我們的辦公室在斗爭中所發生的事情時，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轉而反對我們……使我十分光火。”“我與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至今還是松散無序，——比如，逢到某個周年時（如孫中山的周年），他們會給我寄來一封信。除此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匯報和聯系！我已經把我所有的財產、我母親的房子等，都獻給了中福會，而我得到的回報只有‘資產階級’的壞名聲！”
對周總理懷有深厚感情
作為國家領導人，宋慶齡當然熟悉高層政治生活的一些內幕和規則，因此即使在給摯友的信中，也很少有關領導人的議論。雖然她對“文化大革命”有種種不理解，但總的說來，在與共產黨的長期合作中，她對黨的領導人充滿了敬意和信賴。這里，有兩個事例值得一談。
1976年1月8日，宋慶齡從廣播里聽到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她就端坐著淚水不停地流。“文革”初起，是周恩來，把宋慶齡寫在“保護干部名單”的第一位；造反派將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慶齡父母的墳墓掘開曝尸，消息傳到北京，宋慶齡悲痛欲絕，周恩來立即下令將墓地修復。如今，周恩來離世，全國人民處于悲痛之中，宋慶齡抱病參加了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和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追悼會，不料，傳來上面對她的微詞，宋慶齡再也無法承受，在臥室大怒，說：“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回上海養老！”1月27日她就回到上海。宋慶齡平日里溫文爾雅，待人平和，這次發怒，迸發的是積壓內心已久的對時局不公的憤懣和對周恩來的深情。
周恩來與宋慶齡
“四人幫”粉碎后，宋慶齡有了對周恩來表達感情的機會。1978年4月，宋慶齡得到一座周恩來的雕像，她在信中說：“我覺得這座周總理的半身像做得非常好，這位藝術家捕捉到了他慣常的表情，所以我即將把它連同信一起送給鄧穎超大姐。”她對周恩來一直抱著深深的懷念。
寫懷念毛澤東的文章
1977年12月，某個單位要求宋慶齡寫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她寫信給陳翰笙，為怎樣寫此文章征求他的意見，并簡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說：“我想我可以寫一篇短文，談談我對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看法。我認為他是我有幸遇到過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誨引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我們必須忠實遵守。（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為什么不一舉斷絕他和江青的關系，以防止她制造麻煩？）”關于這篇文章，宋慶齡在1978年11、12月間的信中還有后續故事，前一封信中說：“你還記得我被要求寫一篇關于毛主席的文章嗎？他們對我發給他們的文章（一篇簡短的評述）不滿意，要求我重寫！”是哪個單位約請宋慶齡寫的文稿，何處不滿意，筆者無從查考，也許，有些人無法接受她把毛“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看法。
奇怪的是，在后一封信中，她寫道：“人民文學出版社昨天讓我吃了一驚。在數月前拒絕了我的《追念毛主席》一文后，昨天下午打電話給我的秘書說，他們現在想要把這篇文章編進他們的回憶錄。”這件事，當然也不能歸咎于出版社，他們無非秉承了某個長官的旨意。
批評江青，否定“文革”
眾所周知，江青在“文革”中做了許多壞事，宋慶齡對此人有敏銳的評論。1974年6月，有一個美國人訪問宋慶齡談及協助其拍攝一部有關中國的電影，可是，“后來我被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該觸犯她！！”同年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慶齡遇見江青，信中說：“江青從天津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她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穿襯衫和裙子，可我認為我們目前的這種服裝風格看上去并不舒服。”這是“文革”期間宋慶齡在私人信件中對江青這個“風云人物”直截了當的評論。“四人幫”粉碎后，可以公開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因此，宋慶齡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稱江青是“我們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1977年5月），并說“康生是江青企圖奪周總理的權的幕后策劃人”（1978年12月）。
有一封信引起筆者的注意，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說：“唐明照三天前來看我，說他將去聯合國六個月，擔任我們代表團的秘書長。他還告訴我，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的《中國建設》缺少干部。”我們知道，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動亂”、“浩劫”，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事，在1972年的書信（雖說是私人信件）中竟然使用這樣的語句，是令人詫異的。筆者特地查對了原文，宋慶齡使用的是“holocausts”一詞，翻譯還算貼切。她用這個詞描述“文革”，是耐人尋味的，雖則很難認為敘說者當時已經對“文革”持有鮮明的否定態度，但至少說明他們對“文革”中大批干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慮和不解。
在公眾的印象中，宋慶齡是一個高雅嫻靜、端莊大方、慈祥仁愛的偉大女性，從這些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她也與普通人一樣，在摯友面前，她訴說自己被多種傷病折磨的痛楚，訴說自己獨處高層而倍覺孤寂的心境，訴說自己對國家動蕩的憂慮、煩惱和困惑。信的內容是很廣泛的，但宋慶齡首先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她關心國內外大事，卻只能在給摯友的私人書信中訴說自己的喜怒哀樂。可以看到，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她對時局的某些看法不免也有偏頗之處，但晚年宋慶齡書箋中透出的憂傷，卻是這位偉人憂國憂民情懷的真實寫照。
宋慶齡給陳翰笙的最后一封親筆信，是1981年3月2日，此時距宋慶齡辭世不滿9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