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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打敗了國民黨，這是長期以來流傳甚廣的現代神話之一。
這個神話的基本邏輯是：“土改”把土地分給了農民，使他們“翻了身”，滿足了他們千百年來的渴望，共產黨因此擁有了穩定的兵源，考慮到當時農村人口所占比重極大，則國民黨事實上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持，因此喪失執政基礎。
不能說這個解釋就是錯誤的，但失于簡單。
首先，這么好的辦法，為什么國民黨不去模仿？其次，為什么在一些地區，農民并不歡迎“土改”，只好靠暴力來推行？在傳統社會中，農民的意見對歷史影響究竟有多大？民國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農民的認可(一般來說，只要不是大多數人極端反對，一個政權總能維持下來)，可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類似的問題還可以問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農民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
國民黨的土改嘗試
近代以來，政治者關注地權，帶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農業社會的傳統價值觀，認為農業是“國本”；一是國門洞開后，中國經濟從南北格局轉為東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發展，(看猛料加微信：laohanf）大量優質勞動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農村中層，富戶與赤貧往往留在鄉村，導致鄉村沖突加劇，社會趨于解體。
倫敦脫險后，孫中山曾說：“暫留歐洲，以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而孫的“心得”，即1899年，孫中山在與章太炎、梁啟超的討論中，“提出土地國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張”，并在1902年在越南設立的興中會分會的誓詞中加入“平均地權”。
1926年北伐時，國民黨提出“二五減租”方案(減租25%)，1927年5月又頒布《佃農保護法》，在1930年6月公開的《土地法》草案中，規定地租額為收獲總量的37.5%，如能遵照執行，農民負擔確實大大減少。
國民黨采取了漸進道路
雖然國民黨也認識到農民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但采取了漸進道路。即：先“減租”以調整租佃關系、“提高佃農生活”，再由政府以“贖買”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
首先，中國社會當時階級分層不明顯，許多地主僅夠溫飽，奪其地均分，農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傳統鄉紳階層是社會的穩定器，打擊這一階層，鄉村可能失序，不僅政府稅收困難，養老、教育、慈善等問題亦無人組織，成為政府負擔。
第三，執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張靜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減租”，導致18萬國民黨基層黨員被地方士紳武裝槍殺，6千多國民黨鄉村黨部被搗毀，只好作罷。
現實是，提高執行力，政府的成本就會提升，可靠農業那點產出，根本養不起。抗戰結束后，國民黨曾計劃將保長、甲長亦納入公務員系統，使其雇員規模超千萬，這顯然不切實際。
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面臨日本巨大威脅，無暇深入土改，隨著抗戰爆發，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轉移。
解放前農村貧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梁漱溟到達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兩人爭執不休，各執己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分歧就是：梁漱溟認為中國農村貧富差距不明顯，沒有階級區分，不應強制沒收地主土地，而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確實存在，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一切無從談起。
梁漱溟曾在山東鄒平搞了7年“農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農村進行過調查，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
山東鄒平是當時土地分配相對平均的地區，而湖南在軍閥戰爭時期地處南北拉鋸戰前線，無論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稅，能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得到重用，農民苦不堪言。
從整體看，當時農村的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統計材料不完整，只能舉出一些個案。
以甘肅定西縣農村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為20%(地主戶數為總戶數4.7%)，半自耕農為40%，佃農為40%。
據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1950年編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獻與資料》統計，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區地主、富農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區，地主、富農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據1873年的統計資料，當時英國貴族擁有土地73.9%，而他們只占土地擁有者(不是農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擁有者，僅擁有26.1%的土地。
根據山西省永濟縣吳村檔案估算，土改前該村家戶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421，個人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355；土改后家戶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272、個人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228。
而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12年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74。
貧富差距客觀存在，但是否達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變效應
雖然土改確實減少了鄉村的貧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導致“蠕變效應”。
所謂“蠕變效應”，是指一個行動初期目標并不大，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不得不去解決關聯問題，帶來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關聯問題反而越多，最終從一個小問題變成一個大問題。
比如“一戰”就是典型的“蠕變效應”，戰爭開始時，絕大多數參戰國認為幾個月就能結束，英國初期甚至未采取義務兵制，可最終卻變成激戰4年、造成1600萬人死亡的慘劇。
土改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很快便出現了土地私人買賣的問題，產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貧民，尤其是后者，給政府帶來負擔。其實，以山西省永濟縣吳村為例，在成立高級社前，家戶地權分配基尼系數進一步下滑到0.266，個人地權分配基尼系數下滑到0.209，貧富差距顯著縮小，但對可能出現的貧富分化，讓決策者憂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誰的地
在許多農村，即使將地主的土地全部沒收，平分給農民，農民收獲亦不多，未必能喚醒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那么，群眾是怎么發動起來的呢？
首先，沒收地主財產并平均分配，這是一種有效的運動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財產，加上積極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樣作用”，普通民眾亦會緊跟。鄉村社會相對封閉，為防止報復，人們更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單純地追底財，用盡各種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財，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會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僅冀南二地委復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僅占38.4%，富農530人，占26.6%；中貧農721人，高達35%，有的全縣土改大會甚至直接被稱作“殺人大會”。
其次，當時農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總數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來養老、祭祖、辦學、治病，滿足低層次社會需要，雖主要掌控在富戶手中，難免有貪腐，但整體看，這是一筆重要的社會資產。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積大，分配后農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會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擔起來。土改后，當出現貧富分化的苗頭時，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外，在實際操作層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畢竟貧富在享受同樣的福利，承擔同樣的責任，縱容下去，難免出現“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的局面。
從集體化，到嚴禁城鄉自由貿易，再到半軍事化管理，很可能是為了應對土改的蠕變效應而采取的舉措。
土改成敗看團隊
其實，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風順。
由于解放區彼此間隔，導致各地重視程度不一，一度進入凝局，對此，在1947年9月召開全國土地會議上，認為地方黨組織滲入了“地主、富農和壞蛋”，各地區開始整黨，晉冀魯豫邊區1700人集中開會85天，調查每個與會者的“階級成分、思想和行為”，部分人受到懲罰。會議后，宣布在對現有黨員全部調查結束前，停止注冊新黨員。在一些地區，整黨甚至請農民來參與。
在土改中，基層團隊起著關鍵作用，因為干部既要熟悉農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監督的前提下，他們的表現決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戰中，北方農村基本被日本占領，但日軍兵力只夠維持交通線和大城市，中共在農村的巨大空間中得到充分鍛煉，而國民黨抗戰主要資源來自南方農村，為了稅收，只得更加依靠鄉村精英階層，無法通過土改來磨練團隊。
其實，在縣長林詩旦帶領下，1942年國民黨在福建龍巖進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贖買”土地一項際借貸高達10.2億元，此外對全縣進行了大規模培訓，按此投入，當時全國14省82個縣級政府118.7萬名行政共需經費7.6億元，顯然不具普及價值。
投入不足，則人們最終選擇了制度的解決方案。
國民黨輸掉了農村
對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實政府汲取資源的能力沒有顯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時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戰時期，土改基本未推廣，而在解放戰爭中，雙方來回爭奪的地方，中共也沒有推行土改，對可能丟掉的解放區和新得到的解放區，亦采取了暫緩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負作用，毛澤東明確說過，短期看，土改會影響生產。但為什么還要堅持土改呢？因為土改的最大紅利是打掉了農村原有的精英階層，使農村走向中農化。
1948年初，中共中央估計中農已占到老區鄉村人口的50—80%，其中新中農有達一半以上。據1952年山東9個典型鄉44個典型村調查，貧農占總戶數的比例約為15—20%，中農比例達到70—75%，富農比例約為1—2%，多者占到4—5%。
精英層被破壞，國民黨失去了對北方農村的掌控能力，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不得不繼續依靠南方鄉村的資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滿，國民黨失去了鄉村的支持。
相反，通過土改，中農成了農村的主導，他們有一定資產，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會呈原子態，干部動員的效果得以最大化。(看猛料加微信：laohanf）而副作用是，也出現了權力財富化的傾向，比如1954年，郭集鄉32名黨員中已有10人上升為富裕中農，其中6人剝削雇傭勞動；1人上升為新富農，剝削雇傭勞動40%。萊陽地委約有5%的黨員雇工，多者達到9%。德州地委400名區鄉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年為3.8%，1952年已達17%。
但，與國民黨在大陸最后時期驚人的貪腐相比，這一切并不醒目。
中產階級沒能左右歷史
在胡素珊看來，“因為土改，所以農民走上前線”的邏輯并不通順，而是“因為土改，國民黨失去了鄉村的控制能力，導致統治動搖”。
那么，城市的情況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傾向于中產階級拋棄了國民黨，但胡素珊反問道：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的腐敗已達到峰值，“劫收大員”令民怨沸騰，為什么國民黨大陸政權此時沒有垮臺，而是拖到了1949年？
確實，1948—1949年的通脹驚人，但城市的各單位都會給員工發米發柴等，市場交易已成輔助，只對沒單位的邊緣人員生活有影響。況且，此時知識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輪車夫的幾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他們并無特別的政治立場。
通過數據分析，胡素珊認為，當時知識群體更希望走第三條路線，而走不通時，支持國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這也是為什么后來運動不斷的原因之一，因為城市知識人的支持遠不如鄉村那么多，所以他們要到農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認為，城市持平，而鄉村一邊倒，則共產黨的勝利有其必然性。
當家都有當家的難
或者，可以嘗試回答一下本文開始提出的四個問題了。
為什么國民黨不去搞土改？因為土改的作用是在鄉村建構新的精英階層，在戰爭壓力下，國民黨拿不出更多資源來做這件事，特別是其缺乏足夠的干部儲備，土改至少在初期會降低農村生產力，土改以分“公地”為主，使鄉村社會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對于這些風險，執政黨難免望而卻步。
為什么在一些地區，農民并不歡迎土改？因為土改試圖重建農村社會精英層，對已貧困化、趨于解體的鄉村，它有組織價值，而在相對富裕、階層差距不大、宗族血脈聯系較強的鄉村，自然不受歡迎。
土地交給農民后，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過集體化收回？因為土改出現了蠕變效應，土地均分后，有的農民善于經營，或利用權力，迅速發達，成為富農，有的農民不得不賣地，又成為貧農，要防止貧富兩極分化，必須取締土地市場，進而取締個體勞動，當然，土改在意識形態上亦有無法合拍處。
最后，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實，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歷史書寫的方式讓它看上去顯得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