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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一是教育，二是醫療，三是司法。
無論社會如何不堪，只要教育優秀，未來就有期望；只要醫療不墮落，人的生命就能獲得起碼的醫治；只要司法不貪腐，社會的腐敗就能被壓縮到最小限度。
縱觀上世紀中國的政治、科學、文化、教育、經濟、司法、外交領域，民國教育培育的精英不少是領軍人物且享譽世界。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民國教育到底優秀在哪里？
顧土，本名陳原，相繼在出版社和報館做了二十二年的編輯，現在人民日報社供事，所著散文曾結集為《故園風雨》。想看更多精彩文章請加微信號：sjqa003
民國的教育是優秀的，盡管有不少人后來留學海外，但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國內完成的，而且去國外深造本身就是民國教育的一部分，報效祖國也是那個時代學子的理想。
縱觀上世紀中國的政治、科學、文化、教育、經濟、司法、外交領域，民國教育培育的精英不少是領軍人物且享譽世界。
1、人的素質教育，結下碩果
我就讀的中學原名崇慈女中，是一所教會學校。
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于1870年創辦，1926年由中國人接掌，1949年后更名為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學，也叫女十一中，“文革”開始時易名為人民中學，1972年再改為北京一六五中學。
1970年我入學時，學校里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在民國時代接受的教育。
我的歷史老師時宗本，曾先后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學習，1949年6月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其實他還在天津百樂門餐廳做過司賬員，在天津樂樂劇廳當過售票員，可見那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固定來自于某一階層。
那時老師不但教歷史，還能代英語、數學、語文課，不僅學識豐富，而且講話抑揚頓挫，富有感染力。
地理老師王守讓畢業于輔仁大學，中外地理了然于胸，得心應手。
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講課深入淺出，什么難題經她循循善誘，無不豁然開朗。
但在我入校時，她每天還帶著大口罩清掃院子，頭上扣著個“特嫌”的帽子，后來終于被允許走上講臺，歷史問題的尾巴卻依然保留。
這幾位老師的共同特點，是“溫良恭儉讓”——樂業敬業，學問扎實，舉止得體，儀容整潔，談吐有度。
鄰居曾憲楷對我的影響很深，大約有10年的時間，我經常向她請教。
她是曾國荃的后人，先后在藝芳女校、湖南大學讀書，最后從燕京大學畢業，什么是“言辭莊重、舉止消停、戒談私語、禁出惡聲、心懷渾厚、面露和平”，從她的身上最可以體現出來。
她手不釋卷，滿腹學問，經史子集信手拈來。
當時報刊發表毛澤東詞作，內有“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一句，我在樓道里遇見她，隨口向她請教出處，不料她一連說了數條，讓我佩服不已。
民國教育，不只是大學、學院、專科學校，也包括大學前的教育、職業教育和家庭教育。這些教育既飽含中國傳統文化，也大量引進了西方近現代教育方式和文化理念。
各種思潮兼容并包，各種社團和刊物紛紛涌現，教育改革與教育實踐不斷推出，不但教學問、教知識，更是教素質、教修養，為民國教育飛速提升創造了基本條件。
2、“五四”的出現，正是當時高等教育帶來的卓越成果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學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教授和敢于擔當的青年學生，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民國現代教育的快速成熟。
長期以來有種時興的觀點，就是“五四”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五四”對傳統文化的進攻，不能過度解讀。
作為“五四”游行示威，確實轟動全國，“五四”的輿論確實影響了時代，五四新文化成果尤其是白話文、新文藝，也確實改變了中國文化，延續至今，“五四”誘發的一些政治理想更是主導了中國的走向。
不過，作為文化思潮，雖說聲勢浩大，卻只局限在一部分人那里，主要是知識階層；
“五四”對舊文化的批判只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自由輿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對。
那時交通不便，信息不暢，閉塞的地方占大多數，城市里一部分人的輿論呼聲能有多大的傳播力和制約力？
“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一樣，也不過是一說而已，只停留在口頭上、筆頭下，并沒有真打倒，而且反對的勢力也不小。
民國教育在學識方面對人的培育所結下的累累碩果已不必多言，但有一個方面的栽培往往被人忽略：這就是經過民國教育的學子里，理想、真誠、淡泊權力，是許多人的精神特征。
民國有很多達官顯宦的子女并沒有依賴父輩的權力，或以父輩的資本作蔭庇去做官經商，而是走上了與父輩截然不同的道路。
有的追求真理、向往理想的社會，如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張作霖的兒子張學思等，都投奔到反對父輩的革命行列；
有的則成為著名的文藝家，如孫元良的兒子秦漢、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等。
我在北京府學胡同小學就讀時的班主任孫文繡是孫良誠的女兒，她畢業于家鄉天津的一所女子學校，從20來歲起就熱愛孩子，一生獻給了小學教育，對待學生如慈母一般。
還有一些叱咤風云的民國人物，他們的女兒既沒有看中仕途中人，也沒有選擇擁有萬貫家財的富家子弟，而是選擇了科學家，如杜聿明的女兒嫁給了楊振寧，蔣百里的女兒嫁給了錢學森，何鍵的女兒嫁給了湯飛凡——她們選中的這幾位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3、有的學校接近世界優秀教育水準
教育救國曾是幾代中國人的追求，教育可否救國姑且不論，但教育決定了民族的未來，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的主要標準，卻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從1912年算起，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短短20來年，民國就已構建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群體雛形，有的學校甚至接近世界優秀的教育水準。
雖說一些學校建于民國之前，但其蓬勃發展時期卻是在民國，其中既有私立也有公立，既有教會學校也有職業學校。
它們的起點很高，一開始就以世界現代教育為標準，培養了無數國家棟梁之才和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
如此短的時間內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不多見的。
當時，無論有文化還是沒文化的人，即使軍權在握，被人稱為軍閥的那些人物，對教育也很尊崇，張作霖、馮玉祥、韓復榘、閻錫山等人無不如此，連張宗昌這樣的人都對教育加以呵護。
始建于1942年的四川大邑縣文彩中學，占地數百畝，由德國專家設計，籌資時當地士紳紛紛解囊，劉文彩出資最多，所以被推舉為發起人。
學校直到1945年3月才建成，耗資3.5億法幣(相當于當時的200多萬美元)，在幾十幢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中，還顯露出西方建筑美學的風采。
學校建成之初，就擁有圖書室、禮堂、音樂室、實驗室、儀器室等，操場建有標準的400米跑道，設施在全省中學中最為齊全。
劉文彩在學校建成后就立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有擁有權和使用權。
劉文彩的弟弟、曾任地方大員的劉文輝也曾說過：“如果縣衙蓋得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這種尊崇教育的風氣與外來的近現代教育思想相融合，讓民國教育得到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而外來的學校、學科、教育方式和各種新知識又對當時的中國人產生了強烈吸引力，人們認定學會這些知識才能立身立命，才有望振興中國。
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聲名赫赫，自不消說，正如校歌勉詞所唱：
“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的時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恢復失掉的家鄉！”
西南聯大的成功：
一是得益于當時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日寇鐵蹄之下，最先撤退并最先保證安全的就是教育。
二是得益于教授治校、高度自治的學校管理制度。這種制度在民國一直是主導，所以有不少學校甚至是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左翼師生占主流。
抗戰期間組建的另一所“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多年來一直被西南聯大的光輝所遮蓋，其實也值得一述。
1937年平津淪陷，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等院校于9月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守后，又遷往陜南，改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西北聯大”雖遠不如“西南聯大”那么出名和成就輝煌，僅僅存在了一年多，但這次組建卻為原本教育落后的西北帶來了大量優質教育資源。
民國教育的成績不但表現在綜合大學的建設上，還體現于那些專門學校或以革命、以施政為目的的各類學校里。
在民國教育中，有兩所軍校蜚聲海內外，留下了一段永遠值得中國人驕傲的軍事教育史。
一是黃埔軍校，是短期內成熟、壯大并形成規模的軍事教育的奇跡，培養了國共雙方很多著名的指揮官。
二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為清朝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盡管在民國中只存在了11年，辦過9期，但畢業生有6000多人，不少人還成為黃埔軍校教官，無論在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內都有其學生。如果從清朝北洋速成武備學堂算起，這里訓練了近一萬名軍官。
國立中央大學，前身很復雜，后身也很紛亂，但如果從1927年算起，僅僅20來年，這所大學就成為亞洲最優秀的學校之一，其間還有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
根據1947年統計，學校有學生4000多人，教授300多人，其規模之大，學科之全，師資力量之雄厚，居全國之首，因而有“民國最高學府”之稱。
1932年8月起，被清華“驅逐”出去的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當時中央大學已數易校長，正處于動蕩時期。
羅提出“安定、充實、發展”的治校方針，以“誠、樸、雄、偉”作為學風，并把“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當作辦學使命，進行大刀闊斧的各種改革，中央大學終于迎來了黃金時代。
在抗戰初期的全國聯考中，全國多半考生都把中央大學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
民國教育最值得研究和學習的，是優質教育資源并沒有集中在首都和少數幾座發達的大城市里，而是遍布各地，似乎無論在什么地方，無論用什么樣的教育方式，都可以辦出高水平，都可以吸引眾多杰出學人，都可以培育出各類人才。
江蘇無錫的國學專修學校人才薈萃；長沙縣立師范專科學校培育的學生影響中國；諸如開封福音醫院、海口福音醫院、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等教會醫院附設的學校或培訓班，都曾培養出大量高水平的醫護人才。
新中國和解放軍醫療事業的奠基人傅連暲，就是長汀福音醫院培育出來的名醫；
而河南的私立焦作工學院則是中國礦業學院的前身；河北的唐山交通大學更是聞名海內外；
張孝騫、湯飛凡、謝少文、李振翩等都是20世紀我國醫學的一代宗師，培養他們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不在北京、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湖南長沙。
“南湘雅，北協和”是民國兩所著名的醫科大學，可見，長沙在那個年代也能享有與北京、南京同樣的醫學教育資源。
4、教會學校培養了哪些人才？
在民國教育中，教會的分量舉足輕重，輔仁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圣約翰大學、之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等，加上全國各地一批教會創辦的中學和專科學校，促成了民國教育與國際迅速接軌。
民國時代，北平的四大名校——清華、北大、燕京、輔仁中，外國人支持的占了3個，教會支持的占了兩個，而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前身協和醫學堂其實也是由教會創辦的。
這些教會學校有的早在清末就已成立，不過，在民國時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有的教會學校雖由外國人主持，但也有的就是由中國人管理或者歸屬權逐漸改為中國，而且后來都改叫私立學校。
另外，還有外國人與中國人聯合創辦的大學，比如有名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就是耶魯大學畢業生創辦的雅禮協會與湖南育群學會合作的結果；
也有外國基金會或社會組織出資的學校，如北京協和醫學院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投資。
教會學校和外國人在中國創辦大學，對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建立與發展貢獻獨特，因為它們引進的教材、設備、理念與師資都與國際優秀的大學同步。
學校以英語教學，也讓那個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甚或法語。
像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等學校都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醫學培養了大量精英。
別看他們畢業或任教于教會學校，卻沒有成為什么“帝國主義間諜”或者“洋奴”，反而極其愛國，有一些還是中共的高層領導，有的創造了歷史或是改寫了歷史。
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鄒韜奮、林語堂、經叔平、周有光、劉鴻生、嚴家淦、吳宓、黃宗英、董樂山等，都是從圣約翰大學出來的，人民日報歷任社長和總編中就有錢李仁、范敬宜兩人，還有港澳辦原主任魯平、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汝信等，也都來自這里；
雷潔瓊、吳文藻、容庚、 張友漁、江平、馮友蘭、錢穆、顧頡剛、鄧之誠、韓儒林、王世襄、蕭公權、鄭振鐸、冰心、黃華、龔澎、侯仁之、孫道臨、冰心、譚其驤、周汝昌、周一良、周南等人則曾為燕京大學師生。
外國人來華辦學，教會來華辦學，為民國甚至為晚清帶來的另一大益處就是醫學院。
這些醫學院培育了中國最早的醫學人才，也為中國培育了最優秀的醫生，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協和醫學院、華西協和大學等均是如此。
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仿照美國現代醫學教育模式，以堅實的基礎課程、合格的專任教師、完善的實驗設備、充分的實習時間、良好的臨床基地和完全的英語教學為教學模式，贏得了“南湘雅，北協和”的美譽。
醫學院的附屬就是醫院，這也成為民國醫療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教會主辦的醫院經常選擇在中小城市和偏遠地區。
在清末和民國，這讓那些缺醫少藥的地區能接受來自國外的先進醫療。
以傅連暲為例，他出生在福建長汀縣，自幼受洗為基督徒，免費就讀于教會創立的小學、中學，以后又進入亞盛頓醫館，半工半讀學習西醫，191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一直在長汀行醫。
這樣一個生長在偏遠地區，“基層醫院”半工半讀的畢業生，充其量只是個小地方小醫院的小大夫，為什么能有如此之高的醫術呢？
原來，亞盛頓醫館1904年由英國人亞盛頓捐款興辦，后改為福音醫院，英國醫學博士賴察理任院長，藥品和器械等一概由英國進口。
1925年后，外國醫生相繼回國，院務改由傅連暲主持。1929年紅軍抵達后，在傅連暲帶領下，改成閩西中央蘇區紅軍醫院，1933年醫院遷往江西瑞金，創辦中央紅色醫院，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