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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 澀澤榮一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04月
《論語》中國儒學的經典，“算盤”商業中的工具，一者以義為代表一者以利為代表，一般認為兩者如車之兩輪沒共通之處，但有個日本人并不這樣認為，他就是有“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先生，以自己數十年親身經歷和直接體驗，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解析了“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我對澀澤榮一不算太陌生，在不少描寫幕府的書中都有其出現，在中央電視臺《大國崛起—日本篇》對他有介紹，澀澤榮一“一手握《論語》，一手握算盤”的經商思想被稱為是“日本崛起的秘訣”。他曾是幕府最后一代將軍德川慶喜的部下，并且在德川慶喜下臺后他給慶喜極大的幫助并謹守為臣之道，他還投巨資編撰了數百萬字的八卷本《德川慶喜公傳》。澀澤榮一極守儒家的禮節完全是個君子。
《論語》代表仁義、倫理和道德，而“算盤”當然是“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的“利”的象征。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后，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明治前后的日本和中國一樣，士農工商中商人是排到最后的，一般人對商人沒好感，商人亦有很多不為人稱道的行徑，有什么辦法可提高商人的素質？澀澤榮一從《論語》中找到答案。他認為后代的儒學誤解了孔子的學說，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在他們看來，《論語》中說的“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二者是冰炭不相容的，后代的儒學認為，孔子的意思是，富貴者無仁義王道之心，要成為仁者，就得舍棄富貴的念頭。但是，澀澤榮一自己說遍查《論語》20篇，這種意思是一處也找不到的。舉例來看，《論語》中有一句話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這，不去也。”一般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輕視富貴，但澀澤榮一認為從一個側面來說的，就知道完全沒有鄙視富貴的意思，只是告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孔子要說的是，如果不是合乎道義的富貴，則寧可貧賤；但如果是沿著正道而求得的富貴，由可泰然處之；另有一例，《論語》中有一句話是“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句話一般也被解釋成鄙視富貴，但澀澤榮一認為，句中絲毫沒有鄙視富貴之處，富而可求，雖然卑賤的執鞭之人也可以干，說的是只要從正道以求富，下半句是說，不以正當的方法致富，則永遠不與富結緣，與其用奸惡的手段去積累財富，不如甘于貧賤而行正道。總結這兩句的意思，就是由正道而致富，雖當執鞭之士亦無妨；但是，如果采取不正當的手段，則寧可貧賤。孔子所說的富是正當的富，對于不正當的富，不合乎道的功名，他是不贊同的。可是后代的儒學不明其間的區別，只要說到富貴，說到功名，不論其善惡，一概視之為惡，這不太輕率了嗎？合乎道理的富貴、功名，連孔子也會爭先求之。因此，澀澤榮一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并不違背“至圣先師”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和道德有虧。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認為，“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因為不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利益，人民、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富庶，這無疑是種災難；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這樣也才能確保其富持續下去。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與務實。“如果偏于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澀澤榮一認為孔子并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并且澀澤榮一對此聯系到一個國家安危的高度來考慮，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人們對孔子“義利觀”最嚴重的誤解是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于道德的規范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盡可能鉆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但這種利己主義會把國家送上不歸路，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后走向了亡國。”因此，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采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澀澤榮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明治和大正時期的大實業家。在日本，澀澤榮一的名聲極大，從后人贊美他的頭銜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這些頭銜有“日本實業之父”、“日本企業創辦之王”、“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產業經濟的最高指導者”、“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等等。他一生的業績確實宏偉非凡，遠非他人所能比擬，僅僅參與創辦的企業，就多達五百余家。這些企業遍布銀行、保險、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日本當時最重要的產業部門。更重要的是，他熱衷于西方經濟制度的引進和企業形態的創新，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銀行和股份制企業，并率先發起和創立近代經濟團體組織。在實業思想上，他把來自中國的儒家精神與效仿歐美的經濟倫理合為一體，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他不僅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近代產業先驅，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業的精神領袖。澀澤榮一自幼便修漢學與習劍，但明治維新改變了他的命運。1867年，他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后又在歐洲游歷將近二年。當時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為他以后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回國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升任大藏大臣。他直接參與了新政府的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發行公債等幾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和制定。在當時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間的社會地位猶如天壤之別，毫無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見到幕府官僚、武士無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澀澤痛切地認識到，要使日本興盛，就必須打破官貴民賤的舊習，排除輕商賤商的思想，向西方學習，把工商看成是強國的大業。于是澀澤榮一卻做出了一件在當時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他遞交了辭呈，要棄官從商。辭官后的澀澤榮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銀行，并由此開始了自己極具傳奇色彩的企業家生涯。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筑等眾多領域，堪稱日本近代的“實業之父”。澀澤榮一還成為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的人。他的著作《論語和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以上資料摘自百度）
儒學是孔子創立的，在中國儒學也幾經變遷，一變為漢代經學，再變為宋明理學，三變為經世致用之學，一向都是各有各的認識，澀澤榮一的儒學，又同中國的儒學大不一樣。澀澤榮一拿的那本《論語》，盡管文字還是那些文字，但是內涵是不是還是那些內涵，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因為澀澤對《論語》的解釋，已經在本質上對《論語》進行了改造，從孔子開始，儒學就有一個共同基點，即特別強調義利之辨，尤其是義利之分，基調是重義輕利；而澀澤的解釋則強調義利之合，強調的是孔子重視財富不亞于重視道德。僅僅這一點，就使澀澤的《論語》打上了鮮明的“大和”印記和一般人的認識并不同。所以，認為澀澤榮一成功地弘揚了中國的儒學，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情判斷代替了理性判斷，尤其是那種用模糊的“東方”概念來展開論述的，多半都忽視了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日本與中國的差異。雖然澀澤榮一所說的《論語》不是我們熟知的那部《論語》，澀澤榮一推崇的孔子也不是中國人心目中的那個孔子，但澀澤榮一的做法，卻值得我們在中國研究管理時思考。任何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都不可能割斷傳統，當然傳統本身也要和現實相結合，因為變化著的傳統依然是傳統。試圖割斷傳統，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和燦爛的明天，最終都會撞上傳統的南墻。雖然很多中、日的儒學家對澀澤如何不屑，不管澀澤榮一對儒學的表達多么“淺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夠正面影響歷史進程并產生了如此效應的人物，無疑屬于大師一類的人物。澀澤榮一的最大貢獻，就是以符合工商社會的觀念，在尊重和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給傳統的儒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個人認為當一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各種規章制度、法律法規并不健全時，社會就為個人的非法獲利留下了空間，在這種情況下，道德的自律就更顯得重要。如果沒有道德的依托，市場經濟的架構最終將無法建立起來。所以，即使在今天，《論語》與算盤也應該合而不能分，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因此《“論語”與算盤》這類的書就有其生存的空間就值得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