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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的醫生生涯正如日中天，當了20年醫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間一切全變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長在手術臺上突發腦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動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決心放棄心愛的專業，轉業到中央統戰部一局當了一名處級調研員。
這是一片嶄新的天地。到部里后，經常見到一些名字如雷貫耳的人物：費孝通、雷潔瓊、錢偉長、程思遠、周培源、梁漱溟、周谷城、賈亦斌、謝冰心、吳祖光、蕭軍、王光英、吳階平等等。開會議論的全是國家大事：聽黨外人士對教育法、新聞法、經濟改革、知識分子政策、港臺問題的討論；參與過胡適故居是否應該修復、周作人漢奸案能否平反這類重大問題的報告起草；甚至有幸去中南海聽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
從1987年到1989年，我在統戰部雖然只有兩年，卻一頭扎進了我們黨聯系黨外知識分子的工作，回想起來，還真是全心全意（卻又是徒勞無功）地做了一些事。其中，我身處幾個重大歷史關頭，目睹了各方各面、黨內黨外、上上下下的政治表現，經常縈繞于心。將這些做一番梳理和反思，想必有其特殊的價值。
組建六局（黨外知識分子局）
1987年3月初進中央統戰部一局時，真有找不到北的感覺，幸而黨外知識分子處的處長熊運藻將我要了去。熱情而又經驗豐富的老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信任。從此，我與黨外知識分子結緣，有的至今仍是私人朋友。
上世紀80年代，被文革中止活動的8個民主黨派還來不及有什么像樣的發展，總人數不過30萬左右，而黨外知識分子有2,000多萬。不僅人數龐大，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這個階層處于某種政治覺醒和要求獨立思考的狀態。在遭遇多次整肅后，他們灰頭土臉、意志消沉，但是粉碎“四人幫”、真理標準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接連幾個大動作，重燃了他們的希望之火，多年被壓抑的愿望和政治要求，同黨內高層改革派的主張出乎意料地契合。到了80年代中后期，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醫衛界、社會科學界，以知識專長服務社會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獨立政治需求的群體。他們當中，涌現了成批的代表性人物，活躍程度遠遠超過了8個民主黨派。這種態勢，給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提出了全新的任務，統戰部僅僅在一局（民主黨派局）設置一個黨外知識分子處，已經明顯地無法適應工作需要了。
1988年10月12日，中央統戰部六局又稱黨外知識分子局正式掛牌成立。熊運藻和我均任副局長，局長暫時空缺。
雖然剛成立的六局不大，但引起了海外的關注，臺灣《中國時報》用的標題是《統戰部新機構，增設第六局專事懷柔被冷落的讀書人》。
從1987年春到1989年5月實際停止工作，我僅做了兩年黨外知識分子工作，而我在副局長崗位上才不過半年時間。捫心自問，可以用兩個“一腔熱血”來概括我這兩年的工作：一腔熱血地為黨的統戰事業賣力；一腔熱血地為知識分子服務。至于孰輕孰重，還真沒去多想，因為我不認為二者有矛盾。但實際上這里有個“屁股和腦袋”的問題，這是我以后被醍醐灌頂后所悟到的。
我相信“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個新時期的統戰方針，更牢牢記住了閻明復部長的一句話：“統戰部的工作就是團結服務，修橋補路。”
我還記住了吳階平的一句話：“像周總理那樣去做知識分子工作，這就是標準。”吳醫生是周總理的主治醫生，后來當了九三學社中央主席。
知識分子獨特的訴求與發聲
上世紀80年代末已是“眾聲囂囂”，知識分子總體上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雖然也有種種不滿，但是對國家還是充滿希望。正如一位知識分子說的：“我們這一代人有牢騷，對政府有意見，但乃是屈子之騷，焦大之罵，是為了楚國和賈府啊！”
當時最突出的是知識分子待遇問題，所謂“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那個時候最流行的調侃。對這一現象，我曾有過這樣一段概述：“我國有知識分子2,500多萬，其中科技專業人員只有868萬（均為當時數字），占全國總人數的0.78%，而全國卻有文盲2億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本應很寶貴。然而事實不然，一組數據表明，勞動密集型行業職工平均工資高出知識密集型行業職工平均工資49元。從增長率看，工人工資平均增長率是15.5%，而工程技術人員工資平均增長率僅為11.5%。這種倒掛現象在全世界都絕無僅有。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知識分子平均工資是工人工資的5～6倍，這符合規律。連趙紫陽同志也認識到體腦倒掛問題，并說此問題不解決長期吃虧的是我們。”后來鄧小平對老布什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看來改革的一大失誤是沒有重視教育和知識分子待遇低下。”承認這一現實是需要大智慧的。
在我們舉辦的座談會上，知識界最強烈的呼聲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善知識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說：只希望在書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書，能夠立即掏錢買下來。”我在北大見到張岱年、季羨林、周一良等學界泰斗，對他們簡陋的著裝好生驚訝。北大老同學向新生這樣介紹：“在校園里你看誰穿的最破誰就是頂級教授。”
1988年，在1214期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刊發了一篇文章《但為教師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師劉××住房的悲慘景象：夫婦二人均是師院畢業的中學教師，在一間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兒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覺只得長期弓成蝦米狀。閻明復部長看后很動情，立即批示“請知識分子處商市委統戰部，先解決劉老師的住房困難，解決一戶，安定一大片”。（寫這個批示時，黨外知識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識分子處）后來我們找北京市給解決了。
當時別說是普通教師，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條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樂教授沈湘，三代人擠在兩間小屋里，連鋼琴都放不下。作家梁曉聲一家三口住在北影筒子樓一間小屋里，除床外只能放一張矮飯桌，他的幾部長篇小說就是趴在矮飯桌上寫出來的。而更凄慘的還是1982年從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編輯經明士，他終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親戚拋棄，住在一座破敗的高層建筑里，大門對著垃圾桶，又臟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紅學家周汝昌住在一個大雜院里，家里破破爛爛，讓人看了唏噓不已。
知識分子第二個不滿是教育問題。當時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經費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過4%這一國際最低標準），百歲老人雷潔瓊曾怒斥1987年教育經費被挪用。國家對教育的不重視，造成大批兒童輟學，上大學更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正是對當時進大學的寫照。由于教師收入低，隊伍不穩定，人才大量流失，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令人感動的是，有識之士憂慮民族興亡甚于自身的貧困，北京三中的聶老師含淚說：但最讓我“盡管我們是知識分子里的乞丐，痛心的還不是待遇問題，而是教師素質下降，這關系到民族的命運。”時任北大校長的丁石孫在《中國青年報》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視教育的人將成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層浪，北大學生高呼：“丁校長好樣的！”我們支持你！轟動一“丁校長，”時的報告文學《神圣憂思錄》和《國殤》，振聾發聵地反映了當時中國教育的狀況。
腐敗也是知識分子熱議的話題。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從黨、政、軍到社會的全面徹底的腐敗，而主要是“雙軌制”催生出的“官倒”現象。官倒本質上是“權倒”，他們倒賣土地、項目、批文、礦產……幾乎無所不“倒”，極大地破壞了國家的經濟秩序。
1987年我去部里時，正值“反自由化”運動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造成了一個沉悶的低氣壓狀態。1986年底的學潮只是暫時平息，1987年元月開除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黨籍，這股浪頭最終導致了胡耀邦被迫辭職。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讓知識分子感到陣陣寒意。他們的情緒在我面前袒露無遺。
在六局我只是個過客，但這兩年聯系黨外知識分子的工作經歷，卻讓我全過程地觀察了海上熱帶小氣旋是怎樣發展成12級臺風的。
截然不同的兩位副部長
上世紀80年代末，由于胡耀邦總書記下臺，激起了社會上，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的逐步高漲的不滿情緒，同時，一些不切實際的、過激的言論如潮水般洶涌而來。無疑，統戰部被推到了風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閻明復部長召見一局的鄭洪溪、孫楠兩位局長，研究室的任濤主任，還有六局的我，研究應對當時復雜形勢的對策。閻部長先傳達了中央常委胡啟立與加籍華人、清華大學教授彭培根的談話，彭提出中央領導層應與方勵之對話。閻說我們對不同政見者應該有個清晰的指導方針，讓我們幾個局室搞一個方案出來。他讓我們打消顧慮，大膽去想，有問題他負責。這個活兒具體派給了一局的王彥君和六局的沈沖。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標題是《對處理黨外知識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見者的幾點建議》，我認為寫得不錯，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做了具體分析，提出了區別對待的方法。
但主管副部長看后很不滿意，尤其對“重要的原因還是我們以往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一句批得很重，認為我們太右，堅持讓推倒重來。這位主管副部長是老統戰，忠誠是毋庸置疑的。他堅持認為當前仍應遵從黨的一貫方針，即“依靠左派打擊右派團結中間派”，因此對右翼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開座談會，我請了文革史專家高皋參會，這位主管副部長質問我為什么邀請高皋這樣的人來統戰部？我急了，說：“知識分子反感被稱為統戰對象，每次開都要我們三請四請的，現在他們肯來，是由于覺得在統戰部可以說些真話，他們的意見有渠道反映上去。”后來主管副部長在一次會上說：“陶斯亮對統戰理論的理解，猛聽上去有點道理，實際上是違背黨的一貫方針政策的。”
幾天后，常務副部長李定叫我去他辦公室，對我們按主管副部長意圖修改的關于“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滿意，說我們還是舊觀念，本質上把這些人當“臭老九”，視為圈外人，而我們統戰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里來。他又認為我們太“左”。
兩位副部長的意見相去甚遠，讓我很為難，但心里還是認可李定的。李定是統戰理論家，有修養有水平，很受閻部長倚重。1989年，他主動承擔了部里干部行動的一切責任，是第一個被免職的部級干部。這是后話。
李定對我們的批評我們是服氣的，后來我寫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見》交差了事。該文核心要點是：1.提出對“不同政見者”的定義，要慎用這頂帽子。2.對方勵之這樣的不同政見者在處理原則上以法律為度。3.對絕大多數黨外知識分子以愛國為界。4.對旗幟性人物要重點做工作，要下大功夫。
“京豐賓館會議”覓精英
六局是由一局的黨外知識分子處演變而來，所以一成立就已經有了一支相當可觀的朋友隊伍，有些是國寶級的大知識分子，如梁漱溟、程思遠、吳祖光、蕭軍、沈湘等。還有一批是在各自專業出類拔萃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如許嘉璐、梁從誡、劉西拉、王立平、韓美林、梁曉聲、傅敏、鄭也夫、何新、劉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黃方毅、陳兆綱等。我們還與一些“異見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觸，如方勵之、金觀濤、溫元凱、許良英等。
除了邀請這些朋友開會議政，在內部刊物上反映他們的訴求，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外，逢年過節我們還要備些薄禮登門慰問。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貼在門上的一張小字條，上面用毛筆工工整整寫著一行字：“各位訪客，因本人年事已高，請將談話時間限制在兩小時。”我看了直樂，九旬老人接待訪者如此寬松，還要張貼告示，足見老人是多么較真的一個人。就因他這種倔強的、對是非曲直死磕到底的性格，使他吃盡苦頭，也贏得了人們的崇敬。
當時，我們局的朋友的特點是大（大學者）、老（老知識分子）、名（知名人士），感到缺乏年輕的新鮮血液。很巧，時機很快就來了。
1989年2月，由全國青聯、青年經濟學會及體改所聯合舉辦了一個“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我當時還是全國青聯常委，故受邀參會。李定副部長布置給我一項任務，到會上物色一批有議政能力、社會影響力較大的青年精英，以擴大六局的朋友隊伍。
會議在京豐賓館舉行，故而也稱京豐賓館會議。這個旨在總結十年改革開放經驗的會議，議題之深、陣容之強，可說是萬眾矚目。參會人數超過400人，匯集了從中央到地方，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蜚聲中外到初出茅廬的各路精英。還包括了諸如嚴家其、包遵信、戴晴、溫元凱等有爭議甚至參加過“31人簽名”的一些學者。黨內的中青年干部李克強、俞正聲、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劉延東作為會議組織者（也可視為日后冉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數到會。趙紫陽派他的秘書李湘魯，兒子趙二軍也“潛伏”于會，認真旁聽。可見這個會是多么的風光，它本可以與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相媲美，然而后來在各界準備隆重紀念莫干山會議30周年之時，京豐賓館會議仿佛被人遺忘了，上網查，只有一篇紀念它25周年的文章，出自新華社記者仲大軍之手。
會后我向部里提交了書面報告，對會議有贊賞也有批評。首先，我肯定了整個會議民主空氣濃厚，暢所欲言，與人大、政協“兩會”的沉悶氣氛形成鮮明對比。整個會議的熱點是政治體制改革，雖然討論議題有好幾個，但與會者都擁到政體改革這一組，致使經濟改革、文化建設，甚至連通貨膨脹等熱門話題都受到冷落。這是會議組織者未料到的情況，這反映了在經改步履維艱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希冀從政體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態。而會議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于此，兩三百人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上顯得單薄，更拿不出方案來，種種看法均難達到共識。相比之下，對新權威主義的辯論要透徹一些。許多有見識的青年精英對這種無理論準備，無隊伍架構的狀況很焦急。雖然京豐賓館會議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但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卻是啼聲初試。
在會上，周其仁有段受到熱烈歡迎的講話：“現在為政治體制改革焦頭爛額的人太少了，而輕飄的人又實在太多了，我們許多號稱精英的人似乎還不屑于做扎實研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不改變這種根本性的弱點，那么人民將來只好與‘精英’們告別。”
而我的收獲是完成了李定布置的任務。青年經濟學會秘書長給我開列了一份推薦名單，他們是周其仁、鄧正來、李盛平、孫立平、陳越光、周舵、黎鳴、謝百三。我如獲至寶，回部后登記造冊，列為六局的新朋友。
很快我們就領教了這些精英的口才、學識和思辨能力。記得周舵第一次來統戰部，是何等的少年意氣啊！他不屑地對我說：“你們那一代人是迂腐僵化的一代！”噎得我半天說不出話來。可嘆的是，也正因為六局的緣故，他們中一些人的命運從此改變，有的甚至遭了大難。而最令我痛心的，他們幾乎都被追究與統戰部特別是六局的關系。25年了，作為六局當時的負責人，我始終懷著深深的歉疚。今天我要說句公道話，他們來統戰部是符合組織程序的，是我們請進來的。他們只是憂國憂民，一腔熱血，他們起初的動機只是為了幫助我們了解真實的情況。
25年過去了，社會上出了不少時尚的青年“新星”，可惜他們只是部分人心中的偶像，而不是國之精英，從這點講，周其仁在京豐賓館的那段講話的指向性并未過期。上世紀80年代精英的特點很鮮明，他們清貧但富有理想和使命感，他們了解民情國情，強烈地想改變這個社會，目的很單純。他們的學風踏實、不浮躁，這些人對國家政策制定和對民眾啟蒙的作用，至今尚無人能企及。當然，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上，現在的研究和著述要比那時系統、完整、深刻得多。
向總書記反映情況
文革前在廣東，趙紫陽與我父親陶鑄共事15年，他那時年輕瀟灑，我管他叫紫陽叔叔。那時他雖是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但工作經驗卻很豐富，有一套自己的見地。他工作作風扎實，注重調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跑。父親每當談起他和王任重時，那種欣賞之情毫無掩飾地溢于臉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父親還認為是自己連累了紫陽叔叔，還在為“我雖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我也當面聽過紫陽在廣東時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說過“趙紫陽絕頂聰明，我們當中沒有哪個能超過他”。
雖然父親與紫陽是工作上的好搭檔，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為私人關系，兩家鮮有來往。倒是他來北京后，由于我家就住在中南海邊上，子女間走動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時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從到六局后，我再跨進他的門檻就“別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進部里剛3個月，就去探望了他。當時我剛于6月份參加了由企業家雜志社、新觀察雜志社和世界經濟導報社召開的“深化改革座談會”，會上提出深化改革要從理論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觸了“所有制改革”這一禁區，時任總理的趙紫陽竟也關注了這次會議，并認為深化改革座談會上所提出的那些觀點沒有什么問題。
我還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事踏過總書記的門檻。我調到黨外知識分子處后不久，便到北京人藝搞調研，見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藝術家于是之、藍天野、林連昆、顧威……。讓我驚訝的是他們比普通人更普通，簡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爺大叔。實際上他們也確實清貧，但他們最強烈的訴求卻是解決職稱問題，這關系到社會對他們的認可。有一次去看紫陽叔叔，我反映了國寶藝術家們的狀況，還開玩笑地說：“人家人藝對你有意見啦！說你老不去看他們的戲，當年周總理、陳老總等中央領導經常去看他們的戲。”“我很喜歡看人藝的戲，趙說：我喜歡話劇。但現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戲麻煩事很多，你拿些錄像來看看。”
于是我向人藝要了5盒錄像帶，有《小井胡同》《紅白喜事》《左鄰右舍》《吉慶有余》《遛早的人們》，后來又送過《狗兒爺涅》。紫陽叔叔還真看了這些錄像，他說他比較喜歡《小井胡同》，而“狗兒爺”太慘了些。
后來北京市文聯書記告訴我，文化部、中央職稱辦和市職稱辦均下到人藝了解情況，給出的意見是不受框框約束、實事求是地評，并且人藝的高級職稱名額不得低于文化部直屬的藝術團體。
黨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張口就說：我認為你還是適合“紫陽叔叔，當總理，不適合當總書記。”他饒有興趣地問我持這樣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說：“至少我媽媽是這么認為的，她說你擅長經濟，懂基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更適合當總理。紫陽輕輕嘆口氣：““我也是這么認為的，我婉拒了幾次，可是不行啊！”
他還問我群眾是否認為我們這個黨很腐敗了？我說知識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這么認為。他又問：“群眾究竟希望體制改革改成什么樣子？”這個問題我沒回答清楚，因為那時誰也想象不出彼岸是什么樣。他又問我閻明復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什么態度。我知道這個問題敏感，于是含糊地說“他很慎重，比較穩”。
1988年下半年，社會上和知識分子當中，流傳著針對趙的很多謠言，主要是說趙的孩子搞“官倒”，還說趙的總書記位子也將不保。船到深海卻要臨陣換船長，我預感到情況不妙。10月的一天，我與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陽叔叔，向他反映了社會上對他的兒子們的流言。他說：“本來我還有點兒信，責令他們不得參與任何與商品沾邊的活動，但你今天說起大軍，我反而放心了。”大軍是趙的5個子女中最老實的，事后了解所謂大軍犯事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趁機說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關系緊張、腦體倒掛現象、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以及知識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當前改善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從抓教育入手最為有效。”我說。但他感興趣的是“這次的‘反自由化’很溫和，大多數人都沒受到傷害，知識分子為什么還會反應這樣大”。理由說開除劉賓雁等人的黨籍對知識分子沖擊很大，他極力為劉賓雁做了辯護。我也說文人往往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別太在意他們說什么，否則自尋煩惱。趙說：“你們還要考慮黨內及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處理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認為黨太軟弱無能。但現在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好的，人們敢于講話了。”
又聊到經濟問題，這是趙最擅長的，他說：資本主義國家到現在也沒有擺脫周期性衰退，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擺脫經濟過熱不斷調整這條規律。我國5年一調整，1958年大躍進，1963年調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當總理后，1981年調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調整；1987年又面臨過熱，但感到形勢還不錯，因此計劃內的不做改動，主要壓縮計劃外的這一塊。現在看，計劃內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計劃外的，整個社會的基建規模和消費膨脹。今年年初，想索性把價格放開，現在看，欠妥。調整和價格改革是兩回事，可現在撞到一起了。外國人問我是哪一派，我說我不是學者固守自己的學派，我是領導人，就得博采眾家之長，今天用這個派，明天取那個派。現在各種物資大戰，哄抬物價，國家一統起來就好了。
趙有時也主動通過小兒子五軍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當地問些問題，如中小學教師對增加10%工資有何反映？知識分子對允許自謀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這些措施解決不了什么問題。他讓我如實回答嚴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論時，我為嚴君做了辯護，我說：“我了解嚴家其，他人非常單純，書生氣，他只是對改革有些擔心。他認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是簡單的，而現在有些理論搞得太復雜了，連他都看不懂了。”趙聽后說，這些人其實也沒什么，讓外面輿論給弄嚴重了。至于后來的變化，我掐算不出來兩年后的事。
回憶那段經歷，我至今都希望當時那些見面確實為最高層了解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從而善待知識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
尾聲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陽叔叔。見他明顯消瘦，特別是兩只手近乎干枯。他掛著氧氣，坐著說話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90%掉到80%。
至于家，清貧至極。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著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陳舊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龍頭上，系一根繩到門把手，那是紫陽叔叔為小狗進出設置的。他的忠實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現在是一條西施犬在守護他。
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著，消磨著時光。
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真讓人沉重，鼻子發酸。
要告別了，萬沒想到紫陽叔叔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竟然是：“你批評我對知識分子不夠關心，不如耀邦關心，我都記著哪！”曾經的總書記，位高權重，一生波瀾壯闊，在我們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見面時，卻說出這樣一句略帶孩子氣的話，讓我特別的震動，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終點，人性越是濃烈到極致，而極致就是回歸本真。
閻明復是個很有個人風格的統戰部部長，這個被我母親認為是最“天真”的人，對誰都以誠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嚴厲地指出民主黨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時，也都帶著真摯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黨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賴和尊敬。但在統戰部內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對黨的統戰方針和策略這樣的問題上不認同他，甚至反對他。我認為這只是認識上的問題。有幾位這樣的部領導讓我非常敬佩，因為他們為人正派，辦事公道。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長武連元就是這樣的人，他曾長期從事核工業工作，有著工科生特有的嚴謹、理性和務實，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會盡全力去保護你的政治生命。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長叫我去他辦公室，對我說：有些人認為，“部領導開會，你沒解決好‘誰統誰’的問題，不適合再留在統戰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準備。我回答說：““謝謝武部長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我選擇主動離開。”
就這樣，1991年春節后，我一個猛子就扎進了中國社會的汪洋大海中，游弋于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群——中國市長，以及中國最弱勢群體——貧困殘疾人之間。這給了我一個多角度看待中國的立場。《中國慈善家》雜志將我與彭麗媛、王建林、馬云、徐永光、馬蔚然等10人，評為“2014年中國社會推動者”。實在慚愧至極！我何德何能，竟能與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我女兒說：就你沒“人家都用真金白銀去推動社會，錢！”我想這是對我20多年從事公益事業所付出的心血的認可吧！
離開中央統戰部轉眼24年了，物是人非，唯一難以割舍的是六局。我的那些好同事們，他們愛護我，保護我，理解我，特別難得的是容忍我。六局，僅是我生命交響樂中的一個小節，卻是一段華彩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