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請選擇問題分類進行咨詢。
聯系電話
- 010-64938082
2009年春，在北京醫院一間僻靜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繼愈艱難地書寫下幾個名字，交給了我。他寫了梅貽琦、胡適、傅斯年，卻沒有寫蔣夢麟。
“我佩服梅貽琦，我不佩服蔣夢麟。”這是任繼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我說的。
任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語，言外之意讓你自己領會。然而此時，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指責，語氣剛毅。
西南聯大學人普遍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戰爭是一場“國難”，我懂得，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當態度。
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移清華設備與物資，將預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后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
梅貽琦有“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浩然大氣，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蔣夢麟則初始反應遲鈍，致使北大面對“七七事變”猝不及防。及到了長沙，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心，將“長沙臨大”稱為“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很快，蔣夢麟離開了這條驚濤駭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時大學艱難玉成的體驗，及他終其一生對志節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辭世而去。仲秋時節，我登臺灣，代他一一祭掃諸校長墓地。
憂 患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于憂患”的學人。在西南聯大，他前半段是學生，后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七七事變，正值暑假。那時我家在山東，回不來了，報紙上有個廣告，說是北大、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集合。”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開學后，爆發了“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的激烈爭論。一些學生上了前線。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結：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住在岳麓山寺廟里，夜間，任先生聽見虎嘯，早上出門，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在這半壁山河里，他興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當時，他離畢業還有一年，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張剛到達昆明時的紀念照片：一個穿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臨時大學的“步行團”離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一人一套，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裝備。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殲滅之意，“長沙臨大”大批師生家屬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同時組織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轉移。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學校當局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那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聞一多等選擇了步行，任繼愈選擇了步行。在采訪中，我發現很多有志向有剛性的學長都選擇了步行，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后來的剛性和志向，也許他們本來就有些與眾不同。
任繼愈說：“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步行團走過貴州，一路上見到人民背鹽為生。“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志不窮，人窮志不窮。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比罵他祖宗什么的都還重。”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愿當亡國奴。老鄉們也是這樣。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當時的生活很困難，很痛苦，但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有志氣，民族志氣。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僻壤里頭，不光是在上層。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過去我在大學學外國哲學多一點。”
正是通過步行，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這樣志存高遠的學人，在那個時代不罕見。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中堅。
西南聯大文、理、法學院在云南蒙自棲身時，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無名安市隱，有業利群生。”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輩，他常與聯大的師生們交談，從時事到歷史。
那個時代的大學鴻儒，對于邊地和民間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欣賞。大學“南遷”之旅，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氣節與民間之民氣相遇、相激勵，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他曾對我說：“我很喜歡云南人這個民風，非常樸實，這個非常可貴。”令先生深深懷念的，是當年戰時大學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濃郁氛圍。
在《〈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寫道——
“抗戰勝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后，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么。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里，歷久彌新。”
淡 泊
看一個人對什么事情重視、投入，可以知道這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
攝制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是一個艱辛浩繁的工程。我從1998年開始拍攝，到2003年春天在央視播出，其間三次率攝制組采訪任先生。他從來沒有說過：“為什么不準備周全了，一次問完？”其實，他是有理由這么說的。
任先生是以導師的睿智，海涵與寬容著我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的。我訪問的內容，從他參加“步行團”的一段經歷開始，到總結階段講釋馮友蘭碑文。而最后一次采訪，是央視10頻道《探索發現》欄目已決定播出，在改版時，需要添加“師生撤離”的細節，我又來央求先生“臨陣填空”。
任先生從來沒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當作是西南聯大的一磚一瓦，隨時可以添上。他還提供給我一個珍藏本，是日軍進北京時拍攝的，那些圖片從來不曾問世。
2002年秋，《西南聯大啟示錄》在北大勺園會議廳開研討會，名家云集，大家都等著任先生來發言。我電話催促，任先生說，因夫人馮先生有恙，故不出門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聯大啟示錄》由于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突然遇阻。寒風凜冽中，任先生出現在北大圖書館的石階前，他一手拄杖，點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視力，卻不要我上前攙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進會議廳，來參加這個應對“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擴大會。
沈克琦先生告訴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參加校友會開會。
疾風知勁草。會議上，任先生第一個發言。凜然而來，開口卻和順。他說：“《啟示錄》是很有意義的好片子，應該大力宣揚。”
任先生讓我明白，如何用不張揚的語言，講出那種“有骨頭”的話來。
回到昆明，我給任先生打電話。他問：“咱們的《啟示錄》怎么樣了？”他把這部作品稱作“咱們的”，給了我勇氣和溫暖。
在諸多老校友們的大力爭取下，《西南聯大啟示錄》最終重獲生機，進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任先生給我他寫的評論文章《〈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后感》，卻又告訴我：“不發表，是給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表揚這部紀錄片，說它真實，不張揚，是“集腋成裘”“積沙成塔”之作。任先生還說，我是“用西南聯大的精神制作這片子”的，對我勉勵有加。文中沒有直接批評“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實補充了西南聯大的“文科成就”，這一方面至今為人們所忽視，也是片子的不足之處。
任先生注重內在傳承和知音交流，類于古風。他貌和神謙，內藏鐵骨錚錚，將信念貫穿于學術與人生。
“中華民族發展至今，有兩個追求是獨特的：一是重‘統一’，一是重‘氣節’。凡時局動蕩、朝代變遷，英雄和諸子百家，都是力圖統一天下的。只有‘統一’，才能發展。對中華民族而言，統一是正常的，不統一則不正常。在這些動蕩中，‘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與“氣節”的關系中，始終存在一種精神價值的取向。王國維曾說過：屈、陶、杜、蘇四人，即使沒有文學天才，憑他們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驚天動地。
我將自己的書送任先生，他說：“你的筆很野。”我一愣，他卻說：“這很好，別人想野還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對我說：“你到北京，就到家里來。”但有些人擬托我請先生“吃飯”。他卻搖頭拒絕。
任先生深諳進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簡人生，采取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智者抉擇，以高齡之身主持編撰巨型經典，保持自己寧靜的環境。
有一次，我從昆明打電話過去，小保姆說，爺爺散步回來，正躺在沙發上休息。
我說，等會兒再打吧。任先生卻已經從沙發上起身，接過電話，和我談起他新注的《道德經》。一周后，他親手題寫的新書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可是有人將所焚之書的內容背下來，口口相傳。這就是“詩書喪，猶有舌”。《尚書》，就是這么來的。他以史為據，點明了知識分子對一個民族所負有的責任，那就是創造和傳播文化。
在我與任先生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到過他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說“大白話”，就像《菜根譚》，用最淺顯的話。這是他已經形成的文化格式。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體味先生的深意，我以為：
一、是在學術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現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復者。
二、是自信。他認為，以自己的語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觀點。
三、是區分。他認為，古今有別，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現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現在”。他認為，活生生的現實正在發展之中，現代人應當使自己處于一種不斷探索與發現的狀況下，而不是抱著守舊的陳調。
任先生的“內養”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張揚的語言，也從不給別人以緊張感，總是淡淡的，輕言細語，時夾以“哎”，表達一種會意。
中國古人以“氣”論“道”。任先生正是一個“打通了氣脈”的知識分子。這股“氣”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支撐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靜下來、完成一點事情、抓住歲月的道與德之師。
與任先生的情誼，令我想起那句古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
高 遠
任先生的兒子任重對我說：“你每次來，他都特別高興。他喜歡跟你談話。你們倆的思想是一樣的。”與先生在一起，可縱情“高談闊論”。
任先生終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態度及語氣卻是“節節退后”，越到晚年，越覺得難解。每出一本新書，都會說自己原來的理解還要商榷。這種治學的精神，今世還有幾人？
老子說，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這個意思包含了世界的變化，順勢而成的規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經滲透到中國文化之中，諸如虧盈之道、禍福相隨、事緩則圓、否極泰來等。在西方的哲學里，是找不到“應對”語匯的。
南沙溝玉蘭開了，清茶相對，坐在客廳里，周圍是“國圖”的那些大書柜。
我信口說：“道”就是智慧。“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統領的。所以，孔子求教于老子，“諸子百家”不與老子辯論。無論從個體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歸屬，無不與“道”有關。曹操、韓愈的文章大氣磅礴，皆與“道家”相通。陶潛的詩受人喜愛，因他有“縱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禪，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經世致用。他說：如果沒有道家，中國政權更迭的歷史會更加殘酷。是道家的理念，給了社會、人民與文化休養生息的空間。
我對任先生說，我是離不開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云：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舉著手機，讓任先生在京城聽見海鷗的鳴叫。
夏雨飄落，我在信中寄上緬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訴我：“花還沒干，還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對我說：“我們有緣。”
我問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嗎？”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學與宗教，門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馮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電話吊唁。任先生平靜地說：“年紀大了。”一句話，表明了他對生死的“平常心”。
后來聞知，任先生在休息兩天后，依然每日編書不已。
最近，任遠、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體上披露了任先生的當年筆錄：“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過。”看到先生的遺筆，墨淡紙輕，而骨子里的清香卻悠悠透出。
對于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風捉影。而在任先生看來，這不過是“工作”。多少年來，他不愿意向同人及學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注明里寫道：“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里，未記錄在其中。”這簡單的一句話，省略掉了當年毛主席對他的好評。這是何等純凈的心靈境界。當時他43歲，一位中年的哲學教師。
任遠與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話，令人掩卷沉吟：
“人漸行漸遠，凡事早該塵埃落定，時間，改變著一切。但是有時候正相反，過去不注意，沒有深入考慮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回憶過程中，倒是覺得線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談話記錄最近被發現，讓我們聯想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也對這幾十年父親的思想和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任先生人走了，還在給這個世界注入清新雋永的啟示。這就是魂魄不滅吧。
2017年2月雨水于昆明
作者：張曼菱，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制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