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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參照美國上世紀90年代初圍繞超導超級對撞機（SSC）的辯論，以及作為其背景的美國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環境的歷史演變，就丘-楊間的核心分歧發表幾點看法，以求教于兩位學者和關心此事的公眾。

九十年代初，我與高能物理史家Sam Schweber 一起，對當時粒子物理正在經歷的變化產生了興趣。一開始，我主要從粒子物理的理論發展來探討其概念基礎的深刻變化。而Sam則有意進一步討論這一內生變化與外部環境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后者主要指美國科技政策的演變，包括國際國內環境和政策主導思想的變化。

經過兩年多的調查研究，包括對三十余位粒子物理領軍學者的訪談，我們的看法基本成熟，即粒子物理正在經歷深刻的轉型。1992年夏天，我們向物理學家Victor Weisskopf 提議，由他出面，在American Academyof Arts and Sciences 召開一次20余人的小型專題討論會，就此看法展開討論。

討論會籌備之初，正值SSC上馬下馬辯論漸臻白熱化。到正式開會那天（1993年11月6日），SSC敗局甫定，但以Steven Weinberg為代表的支持方, 與以Leo Kadanoff 和Ken Wilson 為代表的反對方，仍然就各自立場的基本理念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這一辯論的主要內容和各方立場，實際上是美國高能物理學界60年代大辯論的翻版。差別只在于30年后形勢已轉為對支持方大為不利。當前引起中國公眾關注的丘-楊二位美籍華裔學者的分歧，可以視為同類辯論的微縮版。因此，美國60年代和90年代辯論中提出的種種說法，也許對當前國內圍繞丘-楊分歧展開的討論有點參考價值。

從60年代到90年代，美國學界、公眾和政府，對是否支持建造極其昂貴的高能（加速器）對撞機，有四條普遍認同的標準：科學價值、應用價值、社會價值和（資源-人才）代價。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斷高能對撞機可能為社會提供的價值。

粒子物理興起之初，即從二戰結束到50年代末，主要任務是理解核力。由于以下幾個原因，耗費巨資的高能加速器，得到政府無保留的支持。

首先，粒子物理作為核物理的延伸，有原子彈在二戰中作用的背景，又在蘇美對峙的冷戰語境中，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應用價值）和國際威望（社會價值）至關重要。

其次，大批在戰時與軍方合作密切的物理學家，戰后進入了政府高層咨詢-決策機構，成為高能物理在政府中強有力的代理人。

最后，科技政策的主導思想，是以戰時負責軍事研發的VannevarBush為代表的對還原論的崇拜：即認為，基礎科學的發展，會自動地帶來技術、工業、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福利；而粒子物理則是一切基礎科學的基礎，應該得到政府無條件的支持。

粒子物理的獨尊地位，到60年代初就受到嚴重的挑戰。1963年，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主任Alvin Weinberg發表文章指出，基礎科學必須對鄰近學科有用或有相關性才值得支持；但高能物理對鄰近學科（核物理）的貢獻極為有限，遠遠不如分子生物學對其鄰近學科（如醫學）的貢獻；而其對技術和福利的貢獻則幾乎為零。

楊振寧親歷60年代的大辯論，當然知道那時的學者、公眾和政府都已明白，粒子物理不但不可能自動地帶來技術、產業和經濟的進步，就連原子物理、核物理所具有的在原子能、核彈方面的那些應用價值，也一點都沒有。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從1967年起就開始削減對粒子物理的支持。

當時的一些學者，如Hans Bethe，Julian Schwinger 和Victor Weisskopf等，為粒子物理辯護時所訴諸的，主要是“物理前沿”、“對自然的基本理解”、“發現自然規律”、“提供統一的世界圖像”等還原論理據。

由于歷史原因，這些理據，對于長期受還原論思想浸潤的粒子物理學家、政府官員和一般公眾，具有不容低估的說服力。直到今天，丘成桐為對撞機游說時所依賴的，主要也還是這些還原論的理據。

但是，這些理據，由于Philip Anderson1972年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在物理學界的影響力迅速衰退。

Anderson的基本思想是：每一領域內的基礎研究，是理解該領域現象的必要條件，必須支持。但不同領域間的還原，由于尺度不同和復雜性的牽扯，不可能導致（復雜領域從簡單領域出發的）重構。

因此，粒子物理盡管在還原論的意義上是最基礎的領域，對其它領域的研究卻不可能提供什么幫助，因而不應該享有任何特權。

當時的這些辯論，并沒有影響粒子物理自身的發展。其最大成就，就是從60年代到80年代逐步確立起來的標準模型。吊詭的是，這一粒子物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卻把粒子物理帶入了最深刻的危機。

首先，成功推高了期望。如果使用還原論的方法，通過引入恰當的對稱性，可以得到弱電統一理論；那么進一步引入更大的對稱群，理應導致更為成功的統一理論的發現。但實際上，統一弱電理論和（處理超強相互作用的）色動力學的種種努力，統歸失敗，更不必提統一所有自然規律的理論了（Theoryof Everything）。

于是，粒子物理學家面臨的形勢是：在標準模型范圍內，一切都對，因此已經沒有什么開創性的工作可以做了；而一旦超出標準模型，則什么都錯，即除了數學玄思以外，也無從做起。期望的落空導致對（還原論）方法的懷疑。后者更因粒子物理的內部發展而強化。

我這里指的主要是對稱破缺、重整化群、脫耦定理和有效場論。脫耦定理和有效場論的興起，有力地支持了Anderson的涌現論立場：即就自然規律而言，物理世界是個由大體上相互獨立的層次構成的等級結構。

如果在粒子物理領域內，高能過程對低能區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脫耦），那它們對其它物理領域就不可能有任何影響。僅此一條，就使上文提到的為對撞機做公關的還原論說辭失去了依托。

標準模型的主要創立者之一，Sheldon Glashow, 在我組織的《量子場論的概念基礎》討論會（1996年3月）上指出：“粒子物理已經不再研究（在自然界）發現的物質，而是研究用可觀代價制造出來的物質。

tau輕子或W 介子永遠不可能有實際用處。K介子發現已有半個世紀了，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際應用。（這類研究）不是對可帶來繁榮的經濟活動的有效投入，而是象喝蘇格蘭威士忌或聽歌劇那樣的純粹支出：享受起來很舒服，但它提取而不是增加經濟資源。”

其次，成功還帶來了幻覺，以為公眾和政府還會象“黃金時代”（戰后到60年代）一樣，毫無保留地支持對無窮無盡物質奧秘的一切奢華探索。

而實際上，由于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消失，粒子物理的進一步發展對美國殘留的唯一價值，即國際威望（社會價值），已經毫無意義。為此所需付出的（人才和資源上的）代價，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即西歐和東亞的經濟崛起及它們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的殘酷競爭，對美國說來已經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

因此，美國的科技決策界，經過30年的猶豫（其中高能物理學界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不容低估），到了90年代初，特別是克林頓政府上臺以后，終于痛下決心，放棄了基于還原論的對基礎研究迷信的舊（Bush）模式，啟動了以刺激經濟、產業和生產力為主要目標的新模式。新模式的第一個犧牲品就是SSC。

不過，只要注意一下美國政府對“人類基因庫”、“信息高速公路”、“大腦研究創議”等項目的支持，就可以知道，新模式并沒有放棄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只是支持的必要前提是，研究必須為上述主要的經濟-社會目標服務。

粒子物理的麻煩是，它毫無可能滿足這一必要前提。

內外交困的粒子物理，到了90年代中，其危機深重已是不爭的事實。小打小鬧的諾貝爾獎得主不算，就標準模型的幾位主要創立者而言，貢獻最大的非MurryGell-Mann 莫屬。他從80年代起就離開了粒子物理，轉而推動復雜性研究。

我問過他原因。他說沒什么可做了，剩下的讓博士后去做吧。當然，他是大手筆、大眼界：粒子物理已經成熟，沒有什么開創性的工作可做了。能做的，既沒有實用價值，也不能在理論上真正推進人們對物理世界的認識，那還值得做嗎？

Glashow的相似立場前面已經提到。當然，他覺悟得比較晚，到中間玻色子發現了才死心。至于StevenWeinberg，他當然絕不放棄他那還原論的終極理論的夢想。但他也明白，物理上真正有意義有用的的還是有效場論。

到1995年他出版The Quantum Theoryof Fields一書時, 已把我和Schweber合作的專批還原論、提倡有效場論的長文列入參考文獻。在1996年3月的會上，他自己也大談有效場論。

身處危機，搞理論的可以改行；搞實驗的就意味著丟飯碗，因此需要公關（公關就免不了忽悠）。

公關的基本手法其實也簡單。一是夸大科學意義，二是拼湊附帶好處，三是壓低估價。對于歐美富國來說，最重要的當然是科學價值。真有價值，他們并非不肯出錢。

CERN要上LHC，就極力夸大上帝粒子（Higgs 粒子）的重要性, 政府和公眾一時信了，結果籌夠了錢。后來，Higgs 粒子終于發現了，那又怎樣？的確，它證實了Weinberg1967年的猜想不錯。

但宇宙的奧秘就此打開了嗎？當然沒有。

NobelCitation 對這項發現的意義也是高估了的。其實，它對理解質量起源并無貢獻：質量仍然只是經驗參數，只不過改頭換面，以耦合常數的面目出現而已。

（2012年6月24日，曹天予教授在國際亞核物理學院[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在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Erice舉行的量子色動力學問世40年慶典上，應邀作了題為"Key Steps Toward the Creation of QCD" 的特邀報告后，歌舞表演晚宴前，與量子色動力學的主要創立者Murry Gell-Mann 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