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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陶行知們當然不可再生，所以，人們呼喚教育家，其實是呼喚更多具有教育家品質的人。說到教育家的品質——也可以換一個詞，叫“素養”。這當然又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很難統一，更不可能通過“紅頭文件”來規定。但關于“教育家”，總還是有一些約定俗成的公認標準的。
在我看來，教育家首先是教育者但又不是一般的教育者，也就是說，他除了應該擁有愛心、理想、激情、責任感、扎實的學科知識、過硬的教學技能等一般教育者起碼的素質之外，還應該具備成長為教育家所特有的一些品質。縱觀大家所公認的教育家，我認為，他們至少應該有以下幾個品質——
有超越世俗的高遠追求。把教師當作職業還是事業？這是教育家與一般教育者最根本的區別。教育家對教育有一種宗教般的情懷。“人生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陶行知不但是這樣說的，他更是以自己身體力行的實踐，向孩子們也向他所熱愛的老百姓捧出了他的一顆心。作為曾師從杜威的留洋學生，他本來已是一位大學教授、教務主任，但為了要改造中國的教育，為了“要使全中國人民都受到教育”，他毅然脫下西裝革履，拋棄大學教授的優裕生活，穿上布衣草履，奔赴鄉村，面向中國最廣泛的社會生活為中國最下層的勞動人民從事著他最神圣的教育事業。他說：“只要是為老百姓造福，我們吃草也干。”這種面向社會底層而又超越世俗的精神，正是陶行知之所以成為教育家的原因之一。
有富有創見的教育思想。無論是嚴復、蔡元培，還是張伯苓、晏陽初，可以說所有真正的教育家首先是思想家。創新是教育永恒的主題，而“創新”首先是“思想創新”。只有個性才能造就個性，只有思想才能點燃思想。讓沒有思想的教師去培養富有創造性素質的一代新人，是不可思議的；而沒有自己的思想的教育者要成為教育家，更是不可能的。作為教育者，我們在尊重并繼承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教育理論與傳統的同時，理應以追求科學、堅持真理的膽識，辨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錯誤之處；即使是向當今公認的教育專家學習，也不應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而應經過自己的頭腦，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消化、吸收；甚至對一些似乎已有定論的教育結論，我們也可以根據新的實際、新的理論予以重新的認識與研究，或修正，或補充，或發展。樂于思考，敢于懷疑，不迷信權威，是教育家不可缺乏的思想素質。
有百科全書式的學識素養。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中青年教育者普遍存在著知識結構和文化底蘊先天不足的弱點，無論是對傳統的國學精華還是對當代的世界文化，都缺乏深厚的功底。的確，就學養而言，我們現在很難找到一位蔡元培式的校長、朱自清式的中學教師或葉圣陶式的小學教師了。這也是我國60多年來至今沒有涌現出一流教育家的原因之一。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同時應該一棵“文化大樹”。回望民國時期的教育家，他們的學養堪稱“百科全書”。他們往往能夠擔任中小學幾乎所有課程的教學。那時候，一個小學教師去教大學，或者說一個大學教師去教小學，進退自如——一來不存在知識的障礙，二來社會也不會認為有什么怪異。因此當時所有大教育家無一不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巨人。因為只有站在人類文化的高峰，才可能有恢宏的視野、開闊的胸襟和創新的平臺。
有長期的第一線教育實踐。我們往往把“教育學家”或者說“教育理論家”與教育家混為一談。客觀地說，中國不缺乏“教育學家”，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來，涌現出的各種教育觀點、教育理論不可勝數。但是，教育家首先是身體力行的教育實踐者，他往往有屬于自己的教育實踐基地——學校。因此許多教育家往往總是與一所學校相聯系，比如嚴復與北洋水師，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張伯苓與南開學校、陶行知與曉莊師范，經亨頤與春暉中學，陳鶴琴與鼓樓幼稚園、黃炎培與中華職業學校……即使沒有自己固定的學校，也必須有豐富的一線教育實踐，比如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實踐，錢穆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生活，等等。書齋里也許可以產生“教育理論”但是絕對產生不了教育家。沒有和教育對象——學生面對面的接觸、心與心的交流，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教育家的。
那么，為什么1949年以后，中國再沒出現大教育家呢？——當然不能說一個教育家都沒有，但我說的是像蔡元培、陶行知、晏陽初那樣的大教育家，的確至今沒有誕生。順便說一下，近幾年，人們愛用“教育家”來稱呼一些教育專家，還說既然辦了個廠的人都可以叫“企業家”，唱紅了一首歌的人都可以叫“歌唱家”，為什么我們不能把辦好一所學校的人叫“教育家”呢？對不起，在我心目中，“教育家”這三個字，其含金量遠遠高于“歌唱家”、“企業家”。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希望和所有事業興旺發達的可持續動力在教育，因此“教育家”的標準或者說門檻，就是應該比其他“家”要高一些。
自由，是教育家產生的第一社會土壤。
有個現象似乎難以理解。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據說是“萬惡的舊社會”，經濟凋敝，戰火不斷，國力衰弱，民不聊生，卻教育家輩出。其實，那個時代，對于蔡元培們來說，辦學條件雖然艱難，但相對而言——只能說是“相對”，他們卻擁有一個可貴的條件：自由。當然也有反動政府干涉學校的時候，但總體說來，那時的校長可以獨立辦學——可以自己設計校舍，可以自主開設課程，可以自由聘請教師，可以不看“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的臉色決定學校一切事務，可以……這是不爭的事實。現在哪個校長能夠做得到？
所以我說，今天的中國，如果要讓更多未來的教育家健康成長，還有比投入巨額經費提供物質條件更重要的，就是為一切有教育家追求的教育者提供寬松的土壤、自由的氣息和創造的天空。
在教育家所擁有的所有的自由中，“思想自由”是第一位的。教育家無一不是心靈自由的人，培育教育家就應該尊重教育者的心靈自由。創造性總是與個性相聯系，沒有個性，就絕對沒有創造性。凡是具有創造性實踐精神與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個性鮮明的人，他們有自己“標新立意”的思想，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做法。如果我們扼殺了教育者的個性，也就扼殺了教育者成長為教育家的可能。
從這個意義上，請允許我“偏激”一點說，只要盡可能給教育者以思想和創造的自由，中國的教育家自然源源不斷，層出不窮。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我的“春暉夢”》，談經亨頤和他的春暉中學。文中，我深情地呼喚著今天的“春暉”——
校舍完全按我的想法設計，典雅樸素，依山傍水，晨跑的孩子們每天都能看到日出，而傍晚，他們能夠在倒映著夕陽的湖畔一邊散步一邊捧讀自己喜歡的書。到了春天，我們能夠和孩子一起到野外上課，或躺在草坪上，看著風箏在藍天寫詩。到了暑假，我們打著赤腳走在田埂上，一直走到森林里。晚上住在小木屋里面，聽著淅淅瀝瀝的夏雨，從樹葉上滴落下來，敲打著屋脊的聲音……
學校的老師，都能按自己的想法上課，甚至自主開一門自己喜歡的課，就講自己最拿手的內容。沒有繁瑣的評比，沒有細碎的量化管理，沒有剛性的“一刀切”，讓教師的個性在課堂上充分施展，讓他們從心里感到，上課真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因而每天早晨醒來，一想到上課便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沖動，而每次走出教室，臉上都寫滿了舒心與愜意。
學生有修養有禮貌，懂得尊重他人，但沒有強迫必須每天都穿的校服，沒有規定的發式；他們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和上進心，但學校沒有頻繁的考試、排名，更不會根據學習成績排列座位；學生每天下午四點過以后（也許還可以更早一些）就是他們自由安排的時間——到圖書室去，到實驗室去，到計算機房去，到足球場去……這些地方都無條件為他們開放。有晚自習，但時間不長，最多兩節課，然后不超過十點他們都能上床睡覺，然后盼望第二天同樣有意思的生活。
全國各行業一流的專家學者大師，都是這個學校的客座教師。也許我們可以請楊振寧來給孩子們上半天的物理課，可以請流沙河來給孩子們開設一周的中國文化講座，可以請錢理群來學校講一學期的魯迅（他不是去過南師大附中講課嗎），請傅聰給孩子們演奏鋼琴并開設音樂講座，甚至——如果運氣好的話，我們還可以請到貝克漢姆來給孩子們侃侃世界杯……
這個學校不張貼什么領導人和校長的合影或為學校的題詞，也不會把從本校出去的“名人”巨照掛在學校墻上，因為這個學校不只為少數杰出人才而得意，更為絕大多數學生成長為普通勞動者而自豪。
這個學校的校長沒有必要成為社會活動家而有開不完的會，并且四處喝酒應酬；這個學校的老師工資不一定很高，但衣食無憂，更主要的是心情舒暢，因為這里除了上課就沒有其他規定必須做的事兒了，沒有論文要求，不評職稱（不需要），沒有評優；但是，就像當年的春暉，幾乎每一個教師都是著名的學者大師一樣，這所學校的老師，也絕不僅僅是教師，同時也是某一領域的專家，比如語文教師可能同時又是作家，數學教師同時又在為攻克某個世界級猜想而沖刺，物理教師同時又獲得了某項發明獎，音樂教師同時又在國際音樂大賽中載譽而歸……
這個學校絕不去提什么“三年打造名校”之類的口號，更不會追逐什么“國家級重點中學”什么“校風示范校”什么“創建……先進單位”之類的招牌，也不刻意“打造品牌”和“彰顯特色”，更不會為一個或一批學生進入哈佛耶魯（更別說什么清華北大了）而喜出望外地四處廣而告之。校長愉悅，教師幸福，學生開心，這就夠了！
什么時候，中國教育能重現這一抹絢麗的“春暉”？
我愿和所有關心中國教育未來的人一起期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