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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原因, 許多專家學者早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成績斐然?！敖嫖幕币惨殉蔀閷W術界的一個熱門課題。然而, 根據(jù)筆者對收集的相關資料的梳理，覺得人們對近代湖湘人才崛起的一個基本條件和最直接的因素——晚清長沙全國科舉重鎮(zhèn)的形成還鮮為人知,專門的研究似尚付闕如。本文就此作一探索，旨在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專家的關注。
表1 湖南清代歷朝進士統(tǒng)計表
由表1可知，清代湖南進士總數(shù)居全國第14位。若從歷朝進士在全國的名次看，的確給人以清代湖南科舉發(fā)展“不明顯”的直覺。但這僅是表象。我們?nèi)绻麖那昂笃谶M士絕對值或各朝每科平均錄取人數(shù)，特別是各朝進士在全國所占的比例分析，就可以斷定，清后期湖南進士的大幅度增加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是近代長沙全國科舉重鎮(zhèn)形成的前提，也是近代湖湘文化輝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2.晚清長沙全國科舉重鎮(zhèn)的形成及其作用
研究表明，明清全國人才的空間分布，不僅取決于各省進士的絕對值，還取決于各省內(nèi)部進士的集中程度。如果一省進士總數(shù)較多，但分布較均勻，沒有形成相對的科舉中心，該省人才中心就不可能出現(xiàn)，人才總數(shù)就不會很多。如清代的山東省。反之，如果某省進士總數(shù)不多，但只要集中在某些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就有可能人才輩出，乃至形成全國性的人才中心。如近代嶺南人才異軍突起，就與晚清廣州全國科舉重鎮(zhèn)的形成有關。近代湘省的情形就屬于后一種。
所謂近代湖湘學風熾熱，人才輩出，其實，說到底主要是長沙府的學風熾熱，人才輩出。如湖南近代34位重要人物，有23位出生在長沙府，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強。又據(jù)陶用舒教授的統(tǒng)計，近代湖南擁有人才最多的7個縣全部是長沙府的縣(內(nèi)善化與長沙合并) 。由此可見，長沙府在近代湖湘人才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非長沙籍的人才，如魏源、嚴如煜、李元度、蔡鄂等都是長沙各省級書院(清季湖南及長沙的省級書院數(shù)量居全國第二)的高材生。可以這么說，近代湖湘人才基本上是由長沙或長沙的書院走向歷史舞臺的。因此，我們只要對近代長沙府人文蔚起的原因，特別是其科舉實績進行典型分析，近代湖湘人才群體形成之謎也就不難解開了。
清代，湖南雖然不是科舉發(fā)達的省份，但其715名進士隸籍長沙府的就有412名，占全省的 57.6 %，且長沙府的進士大多中式在后期。越到近世，她在全省全國的地位越顯赫。嘉慶前后，長沙府的科甲已跨入發(fā)達的行列。此后扶搖直上，舉世矚目。如咸豐至光緒，長沙府的進士計179人，位居全國第三；長沙城(長沙、善化)的進士99人，排名全國第五，這在湖南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如果說進士人數(shù)受區(qū)域限額的影響，僅代表科舉的數(shù)量，那么，由完全自由競爭獲得的巍科人物(會元、狀元、榜眼、探花、傳臚) 便標志著科舉的質(zhì)量。清代湖南共有巍科人物20人，全部出現(xiàn)在嘉慶朝及以后，其中長沙府的有15人。尤其是咸豐同治光緒朝，長沙府培育了12名巍科人物，遙居全國各府榜首。其中，屬長沙城的有4人，亦排名全國第三。因此，無論是進士還是巍科人物，不管是長沙府抑或是長沙城，晚清長沙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科舉重鎮(zhèn)。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明清全國進士與巍科人物雙雙領先的地區(qū)，等于具備了人才輩出的“雙保險”，凡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qū)，必然會成為全國的文化、人才重鎮(zhèn)！
再從人才的“出身”考察，近代長沙一流的人才基本上是科舉出身。收入《清代名人傳略》[（美）A·W·恒慕義著，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翻譯組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 ]的21位活躍在19世紀的湖南籍人物(其中長沙府13人) ，無一不是科舉出身。又據(jù)分析，明代至清前期，湖南境內(nèi)人才與進士的地理分布也大體吻合。如明代人才最多的4個縣(常德、衡陽、華容、岳陽)正好是進士最多的4個縣。其中，常德的進士最多，得人也最盛。如楚中王學的代表人物蔣信、冀元亨都是常德人。清前期(鴉片戰(zhàn)爭前)進士領先的13個縣，有12個進入人才最多的13個縣(其中善化與長沙合并) , 如湘潭進士第一，人才也為湘省之冠。
綜上所述，無論是明清全國性人才中心形成的規(guī)律，還是湖南人才時空分布的特征，以及晚清湖南人才的“出身”，都說明清季長沙全國科舉重鎮(zhèn)的形成，理所當然可視為近代以長沙為核心的湖南人才勃興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事實上，時人郭嵩燾、楊昌濟的湘省“文運大昌”自“兩湖分闈”始，及曾國藩從道光年間湖南科舉的“極盛”，所預見的“將來省運必大盛”等觀點，表達的也都是相似的意思。
遺憾的是，上述史料不僅沒有引起近代湖湘文化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大概只有彭大成先生對“兩湖分闈”有專題研究 ,并對此有很高評價) ，而且，不少學者對科舉還頗有微詞，甚至斷言“晚清湘人對科舉功能作用的普遍拒斥”，用現(xiàn)代人的價值觀來揣度19世紀儒生的心態(tài)。事實恰恰相反，晚清湖南是對科舉最情有獨鐘的省份之一，岳麓書院的基本任務就包括向上輸送更多、更好的考生。張仲禮先生的研究表明，19世紀湖南紳士中的“新進者”（主要指祖、父輩無功名者) 的比例全國最高。換言之，當時參與科舉的社會階層湖南最廣。太平天國前湖南是捐監(jiān)人數(shù)較多的省份之一，太平天國后湖南又是增加“學額”最多的省份之一，同時也是全國生員總數(shù)增幅較大的省份之一。因此，說晚清湖南對科舉的普遍排斥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我們不能因為幾位要人如曾、左等曾譏諷科舉而推及19世紀整個湖南知識階層。況且，即使曾、左個人來講，他們對科舉也不是一貫蔑視的。君不見，左宗棠晚年還以不是“兩榜”出身為念；曾國藩且因自己是三甲同進士出身( 進士中的最低一等)而遺憾終身。他曾取“甲科鼎盛”四字，為子侄輩起名排行，可以反映出他的內(nèi)心深處對“甲科鼎盛”的向往。
所以，晚清湖南士子對科舉的普遍認同和積極參與的史實，不僅不能輕易否定或忽視，而且，它是今人探索近代湖湘文化何以大放異彩的重要線索，應花力氣挖掘。
但是，就橫向比較，19世紀湘省的經(jīng)濟水平在國內(nèi)仍屬中偏下水平。如作為經(jīng)濟中心的湘潭還遠不如九省通衢的漢口。湖南人做生意的本能甚至還不及東鄰的江西人，更不能與東南沿海諸省相提并論。尤其是在洋務運動期間，湖南的近代工業(yè)幾無建樹，這更加拉大了湖南與沿海沿江經(jīng)濟發(fā)達省份的差距。所以說，經(jīng)濟發(fā)展不是近代湖南人才在全國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
2.湘軍的出現(xiàn)
行家認為，湘軍的出現(xiàn)是近代湖南人才臻于極盛的契機;把湖湘文化推向高峰的是曾國藩。
誠然，湘軍十年血戰(zhàn)的果實，換來了數(shù)以萬計的湘籍官吏或軍功人員，旋即又轉化成各級地主。這等于在瞬間徒增了可觀的蔭生及更多的有經(jīng)濟實力供子女讀書的家庭；大量的湘籍官僚宦游四方，開闊了湘人的知識視野，從而為湖湘文化的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后勁。但是，正如陶用舒先生強調(diào)的，在湘軍以前，近代湖南的第一代人才群體已經(jīng)產(chǎn)生。
筆者也曾統(tǒng)計過，道光時期湖南是全國出思想家最多的省。若從文化文化史和學者的角度衡量，以陶澍、魏源為代表的湖南地主階級經(jīng)世派的才能學識和影響，恐不遜于以曾國藩、胡林翼為代表的湘軍將領。且陶澍集團直接培育、扶植了曾國藩梯隊(此后三代人才之間的關系似乎沒有他們密切) 。
其次，根據(jù)科舉時代區(qū)域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一個地區(qū)的人文一旦起動，只要他藉以存在的文教基礎——科舉實績不衰退，這個地區(qū)的人才就會長盛不衰。故我們認為，沒有“洪楊之難”，不是湘軍的發(fā)跡，湖湘這朵近代文化奇葩也會盛開。
再次，嚴格地說，湘軍的成功是人才產(chǎn)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為什么咸同兵燹給原文化昌盛的江浙等省帶來的是災難，而唯獨降臨在湖湘大地的是福音?這本身就說明19世紀中葉湖南地主階級正處于上升期，有奮發(fā)進取的精神和強烈的從政欲望。
事實上，湘軍的中堅人物是一批年富力強、大多是中小地主出身并有科舉功名、自己在仕途或地方文教方面初露鋒芒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太平天國運動恰好為這叢行將出鞘的治世之劍提供了用武之地。就此而論，湘軍的成功，加速了湖南人出人頭地的步伐，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把湘省的人才類型基本上鎖定在軍政一途，但不是近代湘人比肩鵲起的最直接的因素。
3.地理位置和湘人的性格
湖南三面環(huán)山，只有北部隔煙波浩渺的洞庭湖與文化平平的湖北相連。這種封閉、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造就了湘人刻苦耐勞、強悍健行、沉毅務實和堅韌不撥的個性。這種性格在外患內(nèi)憂、激烈動蕩的近代社會，有利于造就扎硬寨、打死仗的軍隊和身先士卒的將領。
然而，湖南的地理位置很早就形成了，湘人淳樸敦厚、強悍剛烈的稟性也自古有之，在湖南境內(nèi)歷史上也曾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哪為什么以前沒有取得較大的成功，而與人智云集無緣呢？
4.學風傳遞
談到近代湖湘文化的成因，人們著墨最多的恐怕是湖南經(jīng)世致用、踐履篤實的學風傳遞。
不錯，以經(jīng)世致用為特征的南宋湖湘學派和清初崇尚實學的王夫之，對近代湖湘人才有深刻的影響，岳麓書院也是名副其實的培養(yǎng)人的搖籃?？墒?，南宋至19世紀又跨越了數(shù)百年，為什么務實的學風在中間沒有發(fā)生較好的效應? 船山學說在道光前的百年間又為何寂寞無聞? 千年學府累積的人才，也遠遠不及晚清百年間的人才之和呢?因此，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僅從鄉(xiāng)俗民氣、士習文風去闡述近代湖南人才迸發(fā)的現(xiàn)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尚有外患內(nèi)憂的時代背景（這不是湖南所特有的）；湖南人走出湖南；新舊文化或南北思想的交匯處；移民素質(zhì)較高；精英人物的人格及凝聚力等論點。但這些已不是主要因素，限于篇幅，討論不再展開。
顯然，上述幾點都不是近代湖湘人才鼎盛的最直接的原因。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如同陶用舒教授提出的，近代湖南人才群體形成的標志，一是要相對于湖南古代，人才有大幅度增加，二是在同時期已超越了全國的平均數(shù)。
我們認為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的最直接的因素，從縱向看，她是湖南古代所沒有的；從橫向比較，其恰恰是明清特別是近代人才發(fā)達地區(qū)所共有的。只有同時具備了這兩個因素的條件，這個條件才是最直接的因素。
如前所述，清后期湖南科舉的快速發(fā)展，特別是長沙全國科舉重鎮(zhèn)的形成，這在湖南歷史上是沒有的，而科舉發(fā)達則是明清乃至近代全國性人才重心形成所共有的“硬件”。
再從現(xiàn)代人學的角度看，人才畢竟是教育的結晶，這是無人懷疑的。
基于此，筆者認為，晚清長沙全國科舉重鎮(zhèn)的形成，不僅是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一個基本條件，也是最直接的因素。而這點，即教育對人才群體產(chǎn)生起決定作用的歷史經(jīng)驗，教育的功能非積代累世之功難以發(fā)揮的規(guī)律，對當今湖南社會發(fā)展的啟示也應該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這也是今天我們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現(xiàn)實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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