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在民國時期，對外有列強的虎視眈眈，對內有軍閥政治的極大威脅，外患內憂之下的民國政府實則是弱勢政府。而在這種條件下，國家力量的弱勢必然會導致社會力量的進一步發展，這就使得：民國政府對教育這一方面無法強有力的控制，從而，使得教育領域人才輩出。
歷史上，對于民國時期各種理念的爭議，一直都是文化界經久不衰的話題。這期間，多數文人都很喜歡民國文化的一道風景線，卻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和眾文人的風骨。
民國時期的文人，兼備了骨氣與勇氣，對于文化有著自己執著的追求，哪怕是在戰火紛飛的時代，他們依舊為了保護本國文化的命脈，不惜在戰火中南渡西遷。無論多么艱苦的年代，都要保持著自己的獨立、自由、價值。
幾件“小事”就足以看出那個年代的教育讓當代人敬佩。
雖是戰火紛飛的年代，國家的財力不足，還要飽受戰火蹂躪，但是，當時的民國對于教育的重視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就如1912年，當時任職首任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他就會經常和時任教育次長的范源濂先生辯論一個話題。
蔡元培先生在自己《自寫年譜》中回憶道：“范君當時認為，如果小學沒有辦好，中學就更不可能辦好，而大學也一樣如此。所以，真的想把國民教育提高，應該先把小學教育辦好，而我自認為，如果沒有好的大學，中學教育的師資力量就沒有辦法保證，沒有好的中學，小學的師資力量一樣沒有辦法保證，所以，我認為首先要把大學教育抓起來。”
而就是兩位先生這樣的激烈討論之后，兩人把意見合起來，都認為：從小學到大學，沒有那一方面不需要去整頓，這樣，想提升教學質量都是不行的。所以，對于教學最重要的用具教學課本，各位教育大德們不知道傾注了多少心血。當時的各文化學著，無論是從國外留學回國的，還是從中國傳統的教育私塾熏陶下成長起來的，都對于語文教育抱著高度的重視。
這其中，就連蔡元培、胡適、魯迅這樣的大學者們，都參與制定了國文教科書。所以，當時的民國語文課本《開明國語》，就是由葉圣陶先生親自組織編寫，再有豐子愷先生親自負責插畫，課本里面的所有內容，都是由眾位學者們全新創作或再創作而來。
可想而知，當時的民國課本是有多么的不可多得！
小學課本，看似簡單，其實，這里的每一個字都融入了學者們的大量心血。當時的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著這些文學家們研究民國教育的教材，就像小學語文課本中，每一課就是很少的一二十字而已，但是，這些學者們都十分謹慎地反復考量。
學者們都認為：課本里的內容，一方面要保證課文具備漢字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顧孩子們學習的興趣，這才是教育的兩大本質。就比如：當時，學者們因為課本中的一句話到底用“來來來，來上課”還是“去去去，去上課”就爭論了很長時間。一些學者認為：“來”字筆畫多而“去”字更簡單，但是最后，大多數則認為：用“去”字不夠親切，最終選用了“來”字。
那么，在民國時期，人才選拔的怎么樣的呢？
可以說，在民國時期，選拔人才的方式并沒有按照什么嚴格的規范制度去進行。即便是當時的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選拔人才也都是以衡量學生的才學為主要考量，從來不會去用嚴苛的考試程序作為標準。
就在盧溝橋事件爆發后，很多的大學南遷，北大、清華、南開等等名校也是如此。之后，眾所大學在湖南長沙共同籌建了“臨時大學”，這就是“西南聯大”的前身。就在1939年，“臨時大學”恢復了招生，從全國各所大學優秀的大學生中選拔人才，這期間的報考的條件就是：考生必須先上交論文，論文通過后，再進行筆試環節，最后，還有口試環節。
話說，在報考者中，有一位優秀學生名叫周法，他在獲得了考試資格后，經過前兩個環節的考試，最終，在重慶的傅斯年寓所參加了最后的口試環節。由于，答辯的時間比較長，中午大家一起吃著包子，而周法就一邊吃著包子，一邊還不忘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而周法這樣的舉動，絲毫沒有引起面試官老師的反感。
這位年輕人最終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垂青，他建議周法日后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課題研究，此舉也奠定了周法將來成為一代語言學大師的基礎。用人別具一格，也是西南聯大特有的用人作風，要是德才兼備，都可以成為優秀的老師，沈從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沈從文先生早年小學畢業就去軍去了，所以，雖然先生發表了很多文學作品，受人尊敬，可是，先生卻不曾任職過教員或是講師之類，也不曾留學海外。但是，雖然沈從文先生背景平平，在1939年，西南聯大還是破格聘請沈先生為教授。
類似沈先生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再比如：1926年春天，清華大學也曾破格聘請過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在國學院研究院擔任導師一職。這樣的用人風格，保證了民國當時人才輩出，思想前瞻的可能！
在當時，清華校長曹云祥，原本想聘任胡適先生為國學研究院導師，而胡適先生婉拒后，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三人，與此同時，梁啟超先生一并推薦了陳寅恪先生。當時，曹校長認為：陳寅恪先生沒有著作也沒有學歷背景，不符合學院導師的用人要求。
這令梁啟超先生十分生氣，梁啟超先生強調：陳寅恪的寥寥幾百字的見解，超過其它的長篇大論一本書，這樣的人，雖沒有背景，但是，絕對是一等一的才學。
而最后，陳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請了。
1931年，清華大學校長由梅貽琦擔任，梅先生始終認為：大學的存在，并不是形式上的學校屋舍，真正的存在，是各位學識、學者、導師們的存在，他們才是一所大學的“靈魂”。
所以，在梅先生任職校長期間，當討論辦學路線時，有人問起梅先生的見解，他通常會說：“我尊重大家的建議。”可以說，在各種治校策略上，梅貽琦最大程度地尊重著各位教授的意見。他的理念則是：大學的主體是眾位教授，而校長不過是服務于各位教授，以保證教學順利進行的人。這一點，在西南聯大的教學氛圍里，也是十分明顯的。
為了堅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聯大堅決反對“官本位”意識的存在。大學里只允許有“先生”和“學生”兩種稱呼，堅決不允許存在官位稱呼。著名的民國作家岱峻先生曾回憶說：“民國時期，大學里，如果哪位導師同時擔任學術與行政職務，在稱呼上，都會是學術職務在前，行政職務在后的。”可見，當時對學術的尊重氛圍。
而這樣的氛圍，也保證了思想、政治見解的充分自由，導師和學生之間，也會自己的用行動維護著這份珍貴的自由。
1939年，陳立夫先生任職教育部部長時，他提出：“西南聯大院長級別以上的導師，都必須是國民黨黨員或是即將成為國民黨黨員的人。”
對此，引起了導師們的軒然大波，其中，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先生就義正言辭地表示：“如果非要我加入國民黨，我寧可辭去院長一職。”而后，當陳先生得知，同屋教師是國民黨黨員后，他提出了換房居住，理由就是：“和這樣的室友居住，罵國民黨不方便。”其實，這也是導師們表達著自己思想自由的最真實的表現。
而在“民主治校”這個層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實踐者。他針對傳統學校“老爺式”左派，在大學組建了大學評議會。同時，將陳獨秀、胡適等名流大家、飽學之士聘請入校，加入到大學評議會。
在大學里，評議會作為了最高的立法和權力機關，這樣就讓更多的教授參與到了學校的課程、法規、辦學方向等事情中來了。所有的辦學重大事項，都要經過評議會決議，這也充分保證了辦學的學術質量，想來，這才是辦學真正的大道！
中國古代，很多時候對于文人，都不是很尊敬的，而民國時期，文人的傲骨得以凸顯！就如國學大師任繼愈回憶說：“王叔岷在剛剛完成著作《莊子校釋》的時候，傅斯年毛遂自薦，為他寫序，而王叔岷卻拒絕了。王叔岷先生認為，傲骨文人都要如老虎、獅子猛獸一般單獨作戰，只有狼才會選擇群居。”
這樣的小事，也將民國時期的文人傲骨情懷表現的淋淋盡致，讓今天的文人望其項背！
而這股文人傲氣，不僅表現在了毫不掩飾的贊揚，也更加的表現在了明目張膽的無視之中。在西南聯大時期，大學里的文學系成為了清華國文系血脈的延續。而在這樣的時期，任職導師中，白話文作家也越來越多了起來。這一切卻讓清華教授劉文典憤憤不平，他曾公開言論：“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該拿四百塊，我自配不如該拿四十塊，而沈從文只配拿四塊錢。”
如此露骨的評價，傲氣、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劉文典先生真可謂是一代大師。倔強的劉文典先生，甚至，還會不顧場合地奚落沈從文先生。曾經，大學里又一次警報響起，大家都往外跑，劉文典先生也一樣，可是，當他忽然想起心中無限敬佩的陳寅恪先生身體羸弱，而且，看到身邊的陳先生跑的精疲力竭的時候，他大聲的叫著身邊的學生、老師前來幫忙，嘴里還喊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而這個時候，恰巧看到他最藐視的沈從文先生跑的比誰都快，于是，他便大聲呵斥著沈先生：“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死了，就沒人會講《莊子》了，學生是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跑，而你這個人，你跑什么！”
其實，這也充分體現了劉文典先生倔強的真實、可愛，文人如此真實、質樸，才是民國教育的根本。不但如此，狂傲的劉文典先生，居然還在任職安徽大學校長期間，為了學生運動的事情，不惜頂撞老將。他當眾不稱其“蔣主席”，而稱其“新軍閥”，現場，傅斯年先生也是一副桀驁不馴的樣子，絲毫沒有畏懼強權的樣子。
殊不知，在鄉下的傅斯年先生是十分謙和的，一次李莊之行，區長、鎮長請傅先生吃飯，傅先生堅持道：“如果車夫的飯菜與自己的不一樣，那么，我就拒絕吃飯。”如此反差，讓我們見識到了民國大學者們的桀驁不馴，同時，也感受到了他們的心懷天下。
可以說，這樣的學者真的是民國的幸運，他們的敬業程度，也是值得現代的學者們學習的。
朱自清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年，先生任職西南聯大教授時，經常遭遇日本飛機的轟炸，生活艱難至極。可就是這樣，先生也堅持著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點后，再回去休息。一次，先生不小心得了瘧疾，十分不適，就因為答應了學生們第二天上課發作文。
所以，他忍著不舒服連夜批改學生文章。瘧疾不適，他干脆就把馬桶放在書桌旁，整整一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整個人臉色蠟黃，眼窩深陷，都快脫了相。而就是這樣，先生還是一大早，提起包就給學生們上課去了，絲毫沒有理會自己身體已經極度不適。
這就是民國時期的文人，也是中國文人的先驅與代表。他們不但不畏強權，即便是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依舊不會忘記追求著內心深處“自由的國度”。他們中很多人都不是可以上戰場的士兵形象，有的甚至羸弱至極，但是，在文化領域，他們個個都是以一當十的大英豪。
從兢兢業業辦學的校長，再到一絲不茍、誨人無數的導師，民國時的文人們，的確用自己的風骨和真才實學踐行著自己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藝術等領域的先行者身份。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們，他們的傲骨風范，才真的算是民國往事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
觀古鑒今，目前我們實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