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頤 

歷史是個邪惡的老師，只對自由人訴說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資格和能力從中汲取歷史教訓。在對西方的學習中，近代國人始終未能找到真正的問題，所謂南轅北轍，方向錯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費。

夷夏之防

鴉片戰爭時，林則徐來到廣東布防，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英國人，對敵情一無所知。當時謠傳洋人膝蓋不能打彎兒，這謠言也不知是誰先傳的，反正大家都信，于是林則徐也信。

早些年見外國使臣見乾隆皇帝時不肯下跪，中國人認為他不是不愿下跪，而是洋人生下來膝蓋就不能打彎兒，跪不下去。

林則徐的奏折上是這樣認為的，他到前線看了看，發現英國人膝蓋還是能打彎，所以他就在奏折中寫，英國軍人的裝束太緊密了，從腳脖子到大腿都被繃帶打得很緊，所以膝蓋不容易彎曲。

有人向他建議準備幾千根長竹竿，雙方交戰的時候拿長竹竿一捅，英國人掌握不好平衡就會摔倒，而且膝蓋不能打彎，一捅就站不起來了，我們就肯定贏。林則徐最初也是這個看法。

我再講一個人。打了幾次敗仗后，清政府并沒有意識到他們失敗的原因是中英兩國的深層次差距，他們覺得是指揮員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楊芳去打仗。楊芳到了廣州后還沒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國軍艦就來了，他自己去觀戰。

觀戰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英國軍艦在水里顛簸，炮也隨之顛簸，但都打得很準，威力還很大，他覺得這用的是邪術，我們要破邪術。他的方法是在在廣州征集馬桶，因為最臟的東西能破邪術，他還征集了什么呢？中國傳統文化里歧視婦女，他就征集婦女衛生用品，也就是月經帶。

等下一次英國軍來了，他就把把這些馬桶、月經帶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覺得把邪術一破，英軍就敗了。

當然這根本沒用。楊芳的想法是當時中國人普遍的看法，中國人都是這么想的。

再說林則徐，他經過這個戰斗覺得，國外是一個我們完全不了解的領域，于是林則徐就違反了規定，悄悄地讓一些廣東的知識分子搜集了英國的各種資料，地理書，報紙，編了一些書叫做《四洲志》，他知道這是犯忌的，他就沒敢公開，但后來還是傳出去了。

除了“長敵人威風”的罪名外，林則徐還有一個罪名叫“潰夷夏之防”，就是說中國人長期認為華夏和蠻夷之間有一道文化防線，而林則徐則潰敗了這道文化防線，換作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破壞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安全。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個罪名。

所以在當時普遍的中國人不接受《海國圖志》這本書。但這本書很快傳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兩年內翻刻了二十一版，而且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日本通過這本書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覺得他們自己也應該維新，應該圖強。

我們知道，日本恰恰是經過明治維新走上了富國強軍的道路，反過頭來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國。林則徐啟蒙中國人的書，中國人不接受，無意中啟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強大，反過來又侵略中國，這個歷史的悲劇，我覺得是很值得吸取的。

我們再想，究竟是楊芳那種就是堅持中國傳統，哪怕戰敗也絕不能向狄夷學習，不能向西方學習是真正的愛國，還是像林則徐那樣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的心態是真正的愛國？為什么他們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愛國呢？

滿漢之爭

晚清總共70年，就連要不要向外國人學習使用槍炮，都耽誤了20年。這個王朝太沒有見識了，傳統的包袱太深，覺得我是天朝上國，只能你學我，不能我學你。

為什么耽誤20年之后可以學了呢？這是曾國藩等漢族官僚崛起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切實感受到了洋槍洋炮的厲害，所以就提出來要造洋槍洋炮，這時候他們想起來當年的那本《海國圖志》，于是把雪藏了20年的《海國圖志》重新拿出來大量翻刻，希望官員和讀書人都讀這本書。

曾國藩等人要造洋槍洋炮，要用槍炮來打侵略者或者鎮壓農民起義，這對清王朝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們遇到的來自朝廷內部的阻力也是極大。為什么會有這個阻力？

我們知道清朝是滿族入關統治了漢族，滿族人比漢族人要少很多，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漢族，不讓漢族人有地方大臣，有總督巡撫，軍權都在滿族人手中。但是太平天國的運動證明了清朝的國家軍隊不堪一擊，鎮壓不下去，只好讓曾國藩自己的湘軍去鎮壓，曾國藩也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軍權。

左宗棠的楚軍，李鴻章的淮軍都取得了相當大的軍權。我覺得太平天國一個重要的后果，客觀的后果就是使清朝政府入關兩百年來，漢族人第一次有了相當的權力了。

洋務派要造槍炮，遇到朝廷內部的阻力有多大，我舉個例子。打仗要傳遞信息，當時還靠馬來送情報，在1868年的時候，外國已經有電報，李鴻章向朝廷申請說，要發電報。朝廷堅決反對，這是狄夷的東西，跟當年說林則徐一樣，狄夷可以用，我們不能用，所以就是不讓修電報。

李鴻章提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反駁回去了。朝廷找了一個借口：中國講祖宗崇拜，我們世世代代祖墳都埋在地下，而電線當時是埋在地下的，埋在地下會有電流通過，電流通過就驚動祖墳，就會使祖宗不安，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所以朝廷拒絕用電報。

李鴻章后來當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后，到1879年，他自己沒有經過朝廷同意，悄悄在天津的北洋總督衙門和天津炮臺架了一些電線，通過這個電話可以指揮多少個炮臺，覺得太神奇了，同時這邊說話那邊能聽得見，這對打仗來說作用大了。

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

清政府有心理障礙，覺得狄夷的東西我們不能用，為了克服這個心理障礙都用了12年，你可以想其它事阻力會有多大。更大的困難來源于修鐵路。李鴻章也是從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來，跟恭親王說要修鐵路，他覺得修了鐵路對運兵很有好處。

恭親王也覺得應該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來，后來李鴻章提了，一提那也就是一片反對之聲，譴責他，說他是漢奸，說修鐵路逢山要炸山、逢河要架橋，這會驚動地神、山神、河神，這些神靈是保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的，把這些神靈都得罪了怎么辦？

李鴻章每次的奏折都說修鐵路會帶來利益，哪兒修鐵路，哪兒就發達。這也讓衛道士們抓住了把柄，他們說這正好證明了鐵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變壞，因為圣賢書上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鐵路經過的地方，純樸的民風會變壞。還有人說，修了鐵路之后，陌生男女在悶罐子幾天幾夜，會做出什么事情來？

但李鴻章因為他有修電報的經驗了。他就在他的勢力范圍之內建了北洋水師，北洋水師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鴻章后來也沒打報告，他挖了煤之后在唐山修了一段9.8公里長的鐵路。

他覺得，用這段鐵路來拉煤，讓大家適應一下，感受到它的好處。但李鴻章知道，欲速則不達，他在上報給朝廷的時候得用一些中國人最熟悉的詞來報告一個新事物，他打奏折的時候就說修了新馬路，因為確實沒有規定這種東西必須叫做鐵路，朝廷也沒有介意。

李鴻章很聰明，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他沒有用蒸汽機拉煤，而是用幾匹騾拉一個車箱，車廂里有煤，在鐵軌上拉了9.8公里，完了再卸下來。他想有個適應過程，但是負責修唐山煤礦和小鐵路的英國工程師一看覺得太荒誕了，你修了鐵軌，用騾拉著車皮。

但是鴉片戰爭以來，列強都是在海上使用軍艦侵略，曾左李和沿海的督撫都用自己地方的錢從英國、法國或者是德國買來現代化的軍艦，組建了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與福建水師。

而且，左宗棠李鴻章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有現代化的艦隊，還需要一個海軍司令部來統一指揮，這幾個水師不能用美國的標準，他用法國的標準。所以左宗棠首先打報告說，朝廷應該成立海軍衙門，所謂海軍衙門就相當于現在的海軍司令部，李鴻章也提出來說，幾支艦隊建成了，應該統一管理。

但清王朝拒絕了，為什么拒絕？統治者認為，我用狄夷的軍艦都已經是等而下之，不得不這么做，很丟人，你還要讓我在政府機構中，我們傳統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再學夷狄，建立一個我們傳統沒有的政府機構，堅決不同意。

這個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視，這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要裁撤某個機構，侵犯了官員的利益，而是新成立一個機構，給別人有當官的機會。

所以在1884年馬尾海戰，一個福建水師被打沉就暴露出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機構，南洋水師、廣東水師和北洋水師沒法增援，暴露出這些問題來。這時候左宗棠、李鴻章抓緊這個機會跟朝廷打奏折，說一定要建海軍衙門，朝廷到現在才知道建海軍衙門的重要性，才同意了。

這個事情也說明了清王朝的變革總是非常被動的。像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們拿地方自己的錢建立艦隊，說應該由中央來指揮，中央居然拒絕，我不要，我不指揮，他覺得面子上過不去，非要一個艦隊被打沉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知道要建立一個海軍衙門。

奕譞曾經也是反對修鐵路的，這時候他才明白修鐵路運煤的重要，李鴻章就跟他建議說，你應該用海軍的名義給朝廷打報告，中國應該大規模修鐵路。奕譞說，我現在提了，反對的力量會很大，現在不是時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鐵路抓緊時間修。

有他的支持，李鴻章也不用打報告，大張旗鼓就這么修起來了，把這一段鐵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師的碼頭。1888年醇親王奕譞覺得時機成熟了，他用海軍司令部的名義給朝廷打了報告，說軍隊有個軍艦，有了碼頭，需要修鐵路運到碼頭。

可見一個民族最大的遺憾并不是無知，而是封閉通往真知的大門。在閉關鎖國環境下生長的階層，導致現代文明的傳播在中國異常艱難，最終釀成巨大的歷史悲劇！”

回顧百年中國，歷史悲劇一再重演。文明與野蠻的纏斗依然沒有結束。中國人為何會遭受這樣的大災難？而經歷了大災難之后是否能轉化為大智慧？

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歷史，大災難絕不會帶來大覺醒。因此我們必須跳出自身，從世界看中國，從而獲得真知。歷史在哪里扭曲，就在哪里突破。

晚清以來的夷夏之防等問題，只是1840年之后，特殊的、邊緣的中國面對普遍的、借助武力擴散的西方秩序所必然產生的尷尬：一方面不得不學習器物層面的力量，一方面又拒絕器物背后的那些“普遍價值”，如法治、憲制等。

這種尷尬最終還是變成了持續至今的誤解：我們從不認真考慮國家的性質與結構、權力的來源與歸屬、人與人之間如何締結契約等重大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