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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一年來，網上論戰之激烈，可說是近二三十年來少有。在對這些觀點加以分析細辨時，我也意識到，其實中國人往往在論爭中抱有某些特殊的邏輯前提，而正是這些支配著人們的思維，使得他們更難反思自己的立場。
01
“全面”與“片面”
在這些爭論中，常能發現有許多人指責他人的看法是“片面”的、或是未能“全面客觀”地看待問題；而其論戰手段，也往往是找出對方的論述中所遺漏的、或細節上的不夠準確，甚至認為攻其一點，就足以否定全部。
的確，一個例外往往就能動搖整個理論的基礎，但問題在于，中國人很多時候反對的并非某個定律式的理論，而不過是一種個人主張。要求對方的立論必須全面、準確，這實際上意味著假定對方必須像神一樣全知全能才行，而這當然是無人能做到的。
由此來看，中國人在意的其實是一種整全性的全面評判，這恐怕正是源出傳統思想中的一元本體論——簡言之，就是相信百家爭鳴的所有“道術”，均是從同一個母體衍生出來的。
戰國時代諸子各道其所道，“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韓非子·顯學》），但“各家之道均是割裂不完整的，但因其本出于一原，故內部又有可以相通之處。只有統合會通這些割裂不完整的道，才能重新恢復原初大道的完整性”（龔鵬程《國學入門》）。
這樣，中國人在爭論時往往是攻擊他人的觀點是失之偏頗的，而只有自己才代表著更完整、公正的看法。
也正因此，中國人特別容易踏進“虛假同感偏差”的陷阱——這是1973年斯坦福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李·羅斯（Lee Ross）等人提出的概念，認為人們常常高估或夸大自己信念、價值、判斷的普遍性。在中國社會中，很多人正是無意識中自居為“公”來反對“私”，或自居看法“全面”反對他人“片面”，卻很少意識到自己所論的，也只是個人主張而已。
在這種“公”的意識影響下，中國人所說的“客觀”評價，其實很多時候也并非是指“不受個人意志、偏見或立場影響”，而是指在立場上“不偏不倚”。
這恐怕是因為，對外在于人的意識之外的物質世界，對客觀事實達成共識還相對容易，比如“這是一塊石頭”，畢竟看見的人都難以否認；但中國社會歷來感興趣的卻是身處社會中的人際關系，而這就很難有撇開主觀性存在的事實陳述了——例如說“他是一個好人”，這究竟是一個客觀評價，還是主觀認定，有多客觀、多主觀，可能不同的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同樣的，很多人所說的“就事論事”，其實也不是討論事實的中立原則。有一次群里激辯，一位勃然大怒：“不肯就事論事，但凡說到西方國家的不好，就一定要拿國內情況來比較一番，不是陰陽怪氣是啥？明明是指出他言論中的漏洞，他非要扯出國內如何，這是就事論事的態度嗎？”
很多人受此影響而不自知，這也確實深深扎根在我們的文化中。試想一下，漢語所說的“偏見”，乃是指偏頗之見，暗示割裂不完整的看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但在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則迥然不同：英語的prejudice出自拉丁語praeiudicium，本意是指“事前的評判”（prior judgment），強調偏見源于不假思索的固有刻板印象。這就是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所說的：“人總是希望世界中善與惡是明確分開的，因為人有一種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
順著這一意涵，西方文化突出的是反直覺，因為直覺反應往往是本能的、迅速的、來不及理解之后再批判決定，進而認為必須要冷靜地運用理性。
意大利文藝復興巨人但丁曾說過：“往往有這么一種人，他們的意欲遠遠超出理性的判斷力，所以他們一發脾氣，就要失去理性；而且他們實際上是盲目地受脾氣所驅使，同時又固執地否認自己的盲目性。”（《論世界帝國》）這都可以看到理性思想的傳統：克服偏見的做法就是盡量少受情緒和盲目支配，而要多倚賴自己理性的判斷力。
02
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
與這種對“全面”的偏好經常聯系在一起的，還有一種常被提及的要求便是“客觀”和“就事論事”。本來，這一點如果能做到，可以成為雙方討論的共同基底，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然而在現實中，事情卻并不這么簡單。
例如，對公眾人物公開發表的記錄，有人提出要檢驗其真實性，這本身沒問題；但問題在于，這些人感興趣的并非真實性本身，而是試圖借此整人。這種要求公共發言不能有一點偏差、有一絲絲就上升到否定全部的做法，實際上與那種對“完美受害人”的苛求出自同一心理。
在另一場爭論中，有人引用了易中天的話：“當一件事情發生后，第一要先學會弄清事實，這是‘真偽判斷’。然后才能討論是對是錯，這是‘是非判斷’。至于‘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進而要求對方“先清空腦里內存”再談。
這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實是無法做到的理想狀態。因為沒人能真的“清空自己”，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常常混在一起，我們都無法例外。做到“事實判斷”有個前提，就是雙方都對事實本身感興趣，不然的話，在中國的語境下，其結果是以此為由要人清空自我，實際上就是否認對方的價值判斷。
新冠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疾病，它的傳染性、致死率之類的信息都是在過程中慢慢浮現出來的，在事情的開端，并不存在有充分的了解這回事，甚至不親歷的話，根本想像不到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影響也是逐步顯現的。
也就是說，那時候都有點像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窺豹。眾說紛紜，但就算是說對的人，恐怕也有僥幸猜中的成分。即便是武漢的蔓延和處置到了那樣嚴重的程度，可以說信息已經相當多了，但是歐美所看到的，也是通過自己的立場篩選的信息。
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完全透明準確的信息，因為信息到了接收方，就會因為對方的思想發生扭曲偏移。由于信息是動態變化的，透明不透明也是相對的，所以對結果的影響沒有我們想的那么大，因為就算透明，好像也仍然無法幸免。
這不是說透明化不重要，及時公開掌握的信息當然比釋放錯誤的信息要好，透明化也永遠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只不過在空前復雜的環境中，信息/判斷是對是錯，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被逐漸認定的。
歸根結底，這些都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基于價值判斷所做出的假定，跟我所知范圍內的事實之間確實不存在矛盾之處，而我所知范圍內的事實，卻是極為有限的。如今回過頭再看，總免不了有一種印象，覺得自己當時所做的判斷多多少少有點占卜問卦的味道。……對于一個普通市民而言，有關天下大事，能到手的相關信息常常是極為有限的。即便如此，為了將眼前的形式變化和將來的趨勢走向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多多少少還是要建立一個跟價值判斷有關的假說。
換言之，理性并不意味著否認人的主觀性和已有的價值判斷，相反，真正的坦誠，是承認自己和別人一樣，都不可避免地抱有價值判斷，否則很容易陷入中國文化心理中那種自居道德高地的盲點：總覺得我代表著“公”，而你代表的卻是“私”，因而是偏頗、錯誤的。
在公共討論中，另一種常見的話語也是由此衍生的，那就是自視不偏不私，而指責別人是在“政治化”，這根本無視一個正當的社會要求和他人正當的個人選擇。
不可否認，很多爭吵其實就是在價值立場之間的抉擇。但正是由于現代社會太復雜了，才更需要信息公開，讓人們基于理性來作出自我判斷。
所謂“透明化”并不是為了某個特定的結果（“透明化就能避免災難”），確切地說，它應當是一個程序，否則如果僅僅是為了結果，那么如果不透明的結果更好，那“透明化”是不是也可以被犧牲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