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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功正 （1943—2018，生前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本文原載《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2期，原題為《史識扭曲·史實硬傷·史詩缺失——評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
網絡來源：冰讀
史識即歷史文化價值觀，特別是核心價值觀，是歷史小說的創作靈魂。史實即歷史真實，是歷史小說創作的起碼要求。史詩即詩性敘事，是歷史小說的審美方式。孫皓暉先生的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中原出版傳媒集團·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修訂版）在這三個基本方面均存在不少問題和訛錯。
一
《大秦帝國》的史識是倒錯和扭曲的。小說每冊的“題記”都直書“獻給中國原生文明的光榮與夢想”，總“序言”標題“中國文明正源的強勢生存”，論說秦文明是“中國文明的正源”。所謂“正源”，就是正宗源頭，不是旁脈，具有真一性、唯一性、純一性，是中國千古文明的“三江源頭”。這個正宗源頭又不是別的，而是秦。這挺新鮮，聞所未聞，大開眼界。上溯之前的史前文明算不算“正源”？之前的周文明、諸子百家算不算“正源”？只有到了秦，特別秦帝國才是。這個中國思想史、文明史的提法大謬不然，不值一駁，我們也就不煩辭費，只是印證了一句話：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無怪乎作者說“我對大秦帝國有著一種神圣的崇拜”（《大秦帝國》第一部，上卷，第3頁，以下部、卷、頁簡化，示例1上3）。狂熱生偏見，偏見出謬言，成為一條邏輯鏈。而這又根源于孫皓暉先生所發明的所謂“歷史主義”的史學觀和創作觀[1]。我們追讀下去，作者還有深文。“秦帝國創造的一整套國家體制與文明體系，奠定了中國文明的根基，而且綿延不斷地流傳了下來”（1上3）。（5下794后，詳列秦朝制度條文）這不就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嗎？（小說6·318等多處直接使用和贊頌“秦政”）繞了半天，尋（正）根啊，追（正）本啊，溯（正）源啊，不就是為此做注解、詮釋嗎？
第六部，也就是全書的結尾，有一篇長篇論文《祭秦論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真是首尾呼應。作者總結秦亡的主因：復辟勢力頑固強大。這是小說敘述秦一統天下后的主要內容，作為主線存在，反復辟遂成為主旋律。就事件而言，焚書坑儒、全國巡狩等包括在內；就篇幅而言，多處敘事，例如5下890，5下965，5下971，6·204等。經歷過十年動亂的人們，對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口號，記憶猶新，未嘗失憶。《大秦帝國》以反復辟定性，于是順理成章，就含有正義性質，就予以歷史性肯定，小說納入焚書坑儒，也就作了于史實大相徑庭的敘事。作者從總體命題出發：儒家復辟，才引發秦始皇的被動還擊。第五部，下卷，第十三章，第四節的標題就是“孔門儒家第一次卷入了復辟暗潮”；5下929，“坑殺為戰場之刑，大秦反復辟也是戰場”；5下903，“‘焚書’事件是帝國新政面對強大的復辟勢力被迫做出的反擊”，完全倒置了因果邏輯。
評價歷史事件，先是復原歷史，復原歷史生態現場；再是看歷史影響。就產生的當時的性質而論，焚書坑儒是專制強權摧毀消滅文明和文人的暴力而愚昧的極端事件，反知識，反言論，反文化，反人性，反人類，毫無歷史進步性可言。秦始皇破舊立新，首先在文化和文化人頭上動刀子。焚書坑儒三個主要方面的內容和動因，《大秦帝國》都作了歪曲性的敘事。其一，焚燒典籍。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李斯列傳》，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七所載相同。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類”“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2]大火一炬，文籍毀滅，文化浩劫，“秦世不文”，只有光禿禿的李斯《諫逐客書》．還是寫在秦統一全國之前。其二，坑殺儒生。“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益發謫徙邊”[3]。其三，以言治罪。“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偶語《詩》、《書》棄市”[4]，手段極其狠毒、兇殘。所謂“心非”即“腹非”，藏在肚子里的非議，也要被消滅，這更可怕。《國語·周語上》“邵（召）公諫厲王弭謗”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5]這是至理名言。堵塞老百姓的言路，比堵截河流還要危險；應當疏導，讓他們發泄出來。這是不是屬于孫皓暉“歷史主義”“正源文明”的范疇呢？周代人說出這番話，尚且有這樣的政治大智慧，秦在周后，做出這樣傷天害理、喪盡天良的暴行來，根本不是所謂的反復辟，而是歷史的大倒退！
唐人章碣寫過一首《焚書坑》，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對焚書坑儒作了尖銳的嘲弄和譏刺，充滿歷史理性精神，想不到21世紀的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對焚書坑儒，連起碼的歷史良知也蕩然無存！察其源，扭曲的史識導致歪曲史料的使用。
“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孟子·梁惠王》引孔子語）焚書坑儒對后代的影響極巨、極深、極劣，出現了歷代專制者制造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文字獄、以言治罪等等，綿延數千年。
對暴秦論，小說作者千方百計做了洗刷、開脫，甚或顛覆，斥之為“歷史謊言”( 6·369)。他在6·143-6·144，針對《史記·蒙恬列傳》“太史公曰”，說是“最離奇的評論之一”，繼之，罵人、鞭尸了。“乖謬過甚”“其目光之淺，胸襟之狹，令人咋舌”“用詞冰冷離奇，使人毛骨悚然”云云。就這篇“太史公曰”，不可不辯。司馬遷雖就蒙恬而言，但實際是說的暴秦暴亡的原因。其興也勃勃，其亡也匆匆。“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不）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6]。司馬遷作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歷史家，親臨踏勘、親行考察長城，距秦滅時間又近，感受則最為深重，總結的秦亡教訓最為深切。穿越時光隧道，千載之下，太史公的史識仍然閃射出熠熠光芒。小說作者史識荒謬，理屈詞窮，只能對先賢斥責以致謾罵了。
對于暴秦、苛秦、酷秦，大澤鄉起事的陳涉一語道破原因：“天下苦秦久矣！”[7]好大喜功，勞民傷財，逞威宣淫，嚴刑苛法，重徭斂賦，超國力的負荷，超經濟的強制。征伐六國，連年戰爭，兵疲民贏，秦地不是圣地，秦兵亦非神兵，應當輕徭薄賦、休養生息，但是短短幾年，筑長城，建宮室，修陵墓……民不聊生，被剝奪到了極致，地火運行，熔巖終于噴發。西漢賈誼《過秦論》，年輕才華淹沒理思，倒是晚唐杜牧《阿房宮賦》情理并存，尖銳深邃。“取之盡錙銖，用之盡泥沙”[8]，一語破的！蒙恬筑長城的情節，從5下888之后猛然蒸發，留下一片空白。作者膽怯心虛，也就避實就虛，不敢實寫明寫，否則，就會“孟姜女哭倒長城”。但到6·74，長城陰山合龍，情節忽然露出水面，而小說卻竟然寫長城合龍盛況，“各式旌旗招展……牛角號夾著大鼓大鑼的轟鳴連天而去”，普天同慶，歡聲如潮。6·144，說長城有著“文明屏障之偉大功效”。史實和良知，統統拋到東洋大海里去了。
6·419-6·420，《祭秦論》一下子概括了秦亡的20個偶然性因素，作者為之極力開脫，抹掉歷史記憶，我們無需一一辨析，秦亡的根本原因其實是歷史必然、社會邏輯、發展規律在發揮作用。天怒人怨，物極必反，這樣的王朝不滅亡，天理難容。“族（滅）秦者，秦也，非天下也”[9]，此之謂也。作者用偶然性取代必然性，這樣的“歷史主義”，可以休矣！
二
當前長篇歷史小說有兩種不良傾向，一是大行翻案，把暴君打扮成圣君，以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為代表[10]；一是沉滓泛起，把臭名昭著的“評法批儒”，舊事重提，死尸復活，祭起歷史亡靈，演出時代的新場面，以孫皓暉的《大秦帝國》為代表。他不是依照長篇歷史小說的規范寫作，也就是不按“牌規”“出牌”。擇其要者，分述于下：
“主題先行”，預制框套。孫皓暉先生所謂的“歷史主義”，冠冕堂皇地說尊重歷史，從歷史出發。但是，他的小說比“評法批儒”的提法更為荒誕不經。他以小說所固有的獨特形式出現，又言之鑿鑿，影響惡劣。他摻和深層次的感情，熏神染骨，卻又“主題先行”，觀念在先，思想在前，量身定做，然后編造歷史，填充被編造過的歷史。最典型的例證是發生在第二部“國命縱橫”，下卷，張儀在齊宣王宮殿的大場面中當眾辱罵孟子，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包括惡毒的人身攻擊。諸如，“敢問諸位：春秋以來三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誕離奇厚顏無恥之學？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軻！”“儒家在這個大爭之世，充其量，不過一群毫無用處的蛀書蟲而已！”（2下757）這是作者從心底里所累積的對儒家和儒學的刻骨仇恨借書中人物的一次傾泄和噴發。孟子面對張儀的痛罵，狼狽周章，直至吐血。但是，我們一考歷史，發現不對。據《孟子》一書所記，孟子確曾面見齊宣王，所記內容占《孟子》全書份額較大，所發揮的儒家思想也較為重要。例如孟子對齊宣王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11]這是影響中國思想史的極為重要的思想，宋代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直接來源于此。遍查《孟子》，并無孟子和張儀對辯的任何記錄；遍查史書，亦無二人見面的任何記載，即于史無存。但小說憑空捏造，所為何哉？這是作者預設和鑄造了揚法非儒的思想框架，從觀念出發，從自身的目的、需要出發，進入創作，“主題先行”，然后杜撰史事，這就是孫皓暉先生的“歷史主義”。
歷史小說，武俠筆法。這是《大秦帝國》不按“牌規”“出牌”的典型體現。武俠小說絕非歷史小說，武俠小說的所謂歷史只是提供的一個大背景而已，不可究實。把歷史小說寫成武俠小說是串規犯規，不按規范寫作，忽悠讀者。歷史小說和武俠小說分屬于不同的敘事方式、審美空間和閱讀期待。你是歷史小說，那就按歷史小說的規矩來創作；你是武俠小說，那就按武俠小說的筆法來撰寫，不能忽焉歷史，忽焉武俠，飄忽不定，莫衷一是。時而真名實姓，時而假名偽姓；時而據事敘述，時而天馬行空，云遮霧罩，莫名其妙。乍看像是真的，細看全是假的。孫皓暉先生開卷大書“長篇歷史小說”（1上1），開宗明義標榜寫的是“長篇歷史小說”。但是該小說，特別前幾卷，讀者大吃的是武俠小說雜燴湯。名曰歷史，實是武俠，仿佛金庸、古龍、梁羽生小說再版。1上158，開始就來武俠味，“小巷深處一個黑影飛上墻頭，倏忽不見了蹤影”。還有，秦孝公雪夜訪俠女瑩玉。1下399，呼吁“獨往獨來具有超凡個人行動本領的游俠人物”。在人物譜系上，按武俠模式搭配男女，男的是實有其名的人物，女的必定為姓氏無考的俠女，如商鞅一白雪、蘇秦一燕姬、張儀一緋云、魯仲連一小越女，等等。往來的是黑衣人，出沒的是夜行人，蹁躚的是黃衫人……人物肖像上，范雎突然遇到一個俠士，其貌相是：“三道暗紅色的粗長疤痕。”他（她）們隨身所帶，是清一色的十八般武器中的長劍。人物既無身份，又乏性格。2下599頁，緋云受箭傷，全是武俠行為。情節模式上，設置是武俠，貫串是武俠。4上69，“商旅大士”一開始就是武俠。2下457，蘇秦和燕姬在馬上野合。4上18-19，火燒茅舍庭院。俠士做派，如影隨形。人物行為上，4上64，黃衫女子救贏柱。莫名其妙的人物相遇，如4上71，魯仲連和小越女。宮廷生活也是武俠味，如3上1 15。動作像俠士，如3上292。3上294，魯仲連邂逅少女俠士。用藥也是武俠，如3上150。3上302，月下屈原儼然成了俠士。3上387，樂毅簡直就是武俠騎士形象，宣太后則成了多情俠女。歷史不夠武俠湊，以至于商鞅變法也散發武俠味。這樣，歷史小說也就變了味了。
葷素兼備，污染眼球。作者這部所謂的“歷史主義”小說，“滿漢全席”，“葷素”全來，卻不怕污染讀者眼球，如同《金瓶梅》，有的情節更甚。小說繪形繪影地露骨呈現，真該在封面上標書：“十八歲以下不宜。”
捏造歷史，權力崇拜。3上113，羋王妃，也就是后來有名的宣太后，對她的兒子贏稷有一番權力教育，刀光劍影，毛骨悚然，赤裸裸，血淋淋。她說：“王權公器，概無私情，古今如此。要做大事，要立霸業，便得掃清路上的一切障礙，縱然是你的骨肉血親。有朝一日，娘如果成了絆腳石，你也必須將娘掃開。”“王權是鮮血澆灌出來的，沒有鮮血澆灌，沒有王權的光焰！”這只有希特勒、法西斯才能說得出來。而宣太后是在《大秦帝國》中被喋喋不休作為偶像崇拜的人物出現和刻畫的，在“傳統”教育中，總是作為效法的榜樣。而在公然宣揚絕對權力、極端權力、權力至上主義時，又不惜偽造歷史，“舜逼堯讓位，禹逼舜讓位”，“哪朝哪代沒有權力相殘？”堯、舜、禹，三代相傳，史有明載，何來“相殘”？小說作者連起碼的“三代”歷史都不顧，借用《大秦帝國》不知用過多少遍的一個詞，令人“激 靈”！歌頌絕對權力，歌頌極端專制，第五部標題直書“鐵血文明”，封面也是“紅與黑”，血氣騰騰。
偏心傾斜，惡意評述。小說作者對歷史和戰爭從自身的好惡出發，嚴重偏心，沒有出于歷史公心，更乏歷史理性。對秦國慘絕人寰、暴殄天物的戰爭事件，百般辯解，推卸罪責，沖刷屠伯的血跡，而對于非秦國的相同事件，則是潑口大罵。這樣就嚴重偏離了史實，是小說的造假行為之一。其中典型情節是白起坑趙卒和項羽坑秦卒，事件相同，都是“坑”。先從史料說起，據《史記·白起列傳》，長平之戰，“（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后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后來白起和秦昭王鬧矛盾，秦昭王令其自盡，白起臨死時有一番自供狀：“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12]《資治通鑒》卷五亦作相同記載。從史載看，性質是殺降卒、俘虜（現代戰爭文化，不殺俘虜），手段是“挾詐”（連用兩次“詐”），用陰謀殺戮，“盡坑殺之”“盡坑之”，只留下“小者”240人放回趙國。先后“斬首虜”450000與240，不成比例，而“小者”，據《資治通鑒》卷五注，為15歲以下者，借用時下語，是“未成年人”，完全不構成威脅。而放回15歲以下“小者”，白起不是不想殺，而是別有用心、另含目的，是為了留下少年活口，回趙宣傳秦軍淫威，致趙國不戰自降。據《資治通鑒》卷五注：“四十馀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得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譎也。強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13]然后看小說《大秦帝國》是怎么寫的？“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殺降數字：“二十余萬”（3下799），“縮水”縮成了一半，真是“大跳水”！這不是造假，又是什么！殺降手段：小說杜撰情節，寫白起下令“立即，對趙軍降卒放開干肉鍋盔（按：一種食品）米酒，教他們盡情吃喝”。完全遮蔽、消解了“挾詐”“譎”的卑鄙陰謀手段。這不是造假，又是什么！再看作者的價值論評，他認為，在“邦國興亡”與“青史聲譽”上作為“名將”“戰神”的白起正確地選擇了前者，在“千古功業”上應予肯定。嗚呼！對于這樣的“歷史主義”評判，我們唯有擲筆拍案，仰天一嘆！
《史記·項羽本紀》記“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馀萬人新安城南”。白起坑趙降卒40馀萬，項羽坑秦卒20馀萬，不管是殺俘虜，還是戰場正面殺敵，性質雖有所區別；不管是40馀萬（白起——“前后斬首虜”45萬），還是20馀萬（項羽），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但如此殺戮，恐怕包括所謂的“歷史主義”也應當都加以譴責吧。這是一個認知前提，也是歷史理性的題中應有之義。宋代著名學者胡寅的《讀史管見》就把白起坑趙降卒和項羽坑秦兵卒聯系起來，作了一番論述，公允剴切。但是小說反復其言，把人間所有的罵名一古腦兒都潑到項羽的頭上，諸如“其酷暴狠毒令人發指”( 6·228)，“宗宗暴行盡開曠古暴行之先例” “項羽的酷烈殺戮已經惡名昭著于天下，內外皆不齒了”“如此一個惡欲橫流冥頑不化的剽悍猾賊”(6·229)，“項羽本人不可理喻的暴虐”( 6·359)，“一個混雜不明而又極為猙獰可怖的項羽，一面是殺人如麻屠城如魔，一面是噓唏柔軟婆婆媽媽，當真一個不可思議之怪物”( 6·323)等等。對比對白起的態度，不啻天淵！借用小說的一番話：“誠不知后世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6·229)移贈孫皓暉先生，所謂“歷史主義”者的“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小說有意屏蔽了《史記·項羽本紀》中的一個重要事情。“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14]項羽說，不要因為我們二人，拖累拖垮天下老百姓，項羽提出兩人決斗，單挑，頗有騎士風度，而劉邦耍賴。如若這個情節寫進小說中，那可就不同了。但是，孫皓暉故意剔除，我們一下子明白了，所謂的“歷史主義”歷史觀是：取其所需，棄其所忌。進而在小說中的體現是：愛而欲其生，便百般推卸和堆粉；恨而欲其死，便百般踩踏和丑化。
三
《大秦帝國》的作者口口聲聲說，他的小說“經得起考驗”，創作態度嚴謹。但是，創作的實際怎么樣呢？我們還是舉一些硬傷、造假的例子吧。
常識性錯誤。1上323，“西周東周六百馀年”，但據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西周東周自公元前1 1世紀至公元前221年秦滅齊統一全國，歷時800多年。《資治通鑒》卷五，周紀五，“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朝八百載，已是耳熟能詳的歷史常識，小說犯了常識性的錯誤。3下643，寫藺相如令“秦王為趙王擊甄”。錯了，不是“甄”( zhēn)，而是“缶”(fǒu)[15]。《史記·藺相如列傳》有明載。缶，作打擊樂器用，李斯《諫逐客書》曰：“扣甕擊缶……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16]2008年北京主辦的奧運會，8月8日開幕式大型文藝演出就有2008尊的擊缶節目。“甄”“缶”，讀音不同、器型不同、功能不同，風馬牛不相及。小說以甄代缶，“李代桃僵”，替置更換，又犯了常識性錯誤。
“反季節”用語。蔬菜有“反季節”，該小說中把后代才出現的特定用語、時代性固有用語，提前“預支”、超前使用。后代才有的話語，倒讓前代人說出口了，不合當時的歷史話語生成環境，猶如不能把現如今的“雷”“酷”“杯具”“給力”等話語塞到古人的嘴里一樣，因此姑且叫做“反季節用語”。例如，2上74，蘇秦說：“天上官闕，不知今夕何年？”這是宋代蘇軾《水調歌頭》的句子。2上75，蘇秦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4上132，贏異人同樣也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是南北朝時期庾信《枯樹賦》的句子。3上308，楚國的昭雎對死后的靳尚評價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此是《紅樓夢》中賈迎春的“判詞”，中山狼最早才見于明代馬中錫的《東田集·中山狼傳》。3下488，田單說：“黔之驢也？”這是唐代柳宗元散文名，后變為“黔驢之技”“黔驢技窮”的成語。“反季節”用語，使得特定歷史的真實感大打折扣。
不明語義。4下834，寫道：“七月流火，關中燠熱得人人揮汗如雨。”5上152，“夜來一場透雨，絲毫沒有消解流火七月的熱浪”。5上296，“流火七月，贏政下書在章臺舉行避暑朝會，專一會議對趙方略”。第五部，下卷，第十四章標題“大帝流火”。同卷第八節標題“七月流火大帝隕落”。秦始皇贏政確在酷熱的夏歷七月死了。我們多處舉例，意在說明小說作者把“七月流火”是作為一個統一的詞義理解和加以運用的，是認為夏歷七月天氣炎熱，像流火一樣。可惜，他搞錯了。“七月流火”出自《詩經·豳風·七月》。據權威的注釋：“七月流火：‘火’，星名，或稱‘大火’，即心宿。‘流’，向下降行。每年夏歷五月的黃昏，這星出現于正南方，方向最正而位置最高。六月以后，就偏西而下行，所以說是‘流’。”[17]這個注釋準確而明了。余冠英教授經典的《〈詩經〉選譯》[18]，第141、142頁翻譯“七月流火”， 這樣譯道：“七月火星向西沉。”金啟華教授的《〈詩經〉全譯》[19]，第326、327頁，也譯道：“七月火星向西移。”這部卷帙浩繁的長篇小說中引詩并時有解讀最多的是《詩經》，不意孫皓暉先生何以犯了這個望文生義的低級錯誤？
一頭霧水。4上133，寫“呂不韋第一次失眠了”。4下766，寫“呂不韋第一次不能成眠了”。這呂不韋失眠究竟哪個是“第一次”?5上91，“趙高尖聲大叫，攏住受驚躥跳嘶鳴不已的四匹名馬，一灘尿水流到了腳下”，贏政隨后揶揄道：“將我的小高子連尿都嚇出來了。”可是到了5下608，“趙高嚇得瑟瑟跪伏，生平第一次尿濕了衣褲”。這趙高尿褲究竟哪個是“第一次”?5下783，在秦始皇的大朝會上，胡亥發言：“‘胡亥有奏！’一聲清亮稚嫩的童音陡然蕩開”，“秦始皇不禁呵呵笑了：‘你小子也敢有奏？好！有膽色，說。’”這個情節的歷史真實性，大有疑問，姑且勿論。我們只想說的是，小說寫秦始皇對他的兒子胡亥是完全認識的，這是完全沒有疑問的。但是，僅僅翻開小說的一個印刷頁面，5下784，“一個童稚皇子氣喘吁吁抱來了一個木墩放在樹蔭下，銳聲一喊：‘父皇入坐！’贏政怦然心跳，哈哈大笑間透出滿心歡暢，一俯身抹著小皇子通紅臉龐的汗水，高聲笑道：‘你小子就是胡亥？’”小說用的標點符號是疑問號。這就奇了怪了，明明在前一個印刷頁面還寫了這一對父子不僅相識，而且有對話。小說5下784，還讓胡亥的回答進一步加以肯定：“小皇子一挺胸脯赳赳銳聲：‘然也！我便是大秦皇子胡亥！’”潑給讀者一頭霧水。小說作者之“嚴謹”可見一斑。
時空誤差。5下778，“始皇帝元年五月末，事涉華夏根本的一場創制大論戰正式拉開了帷幕”。當下確立了郡縣制，秦始皇表示“旬日之內，朕以詔書說話”，隨后就頒發了詔書。據小說所寫，秦代實行郡縣制在時間上，是秦始皇元年。但是，我們一查史書，誤差很大。《史記·秦始皇本紀》“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的郡縣制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20]。《資治通鑒》卷七也記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前221）：“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21]秦始皇二十六年寫成秦始皇元年，是小說的時間錯誤。空間、地望、地點上的錯誤，僅舉一例。5上74起小說寫李斯因秦王下逐客令出走函谷關，5上373，小說再次寫到李斯出的是函谷關。一查史書，不對了。
《資治通鑒》卷六，第217頁，記逐客事件中“李斯至驪邑而還”，被追回，該書接著注：“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函谷關顯系驪邑之誤。
圖文并錯。3下497，小說寫齊國田單用火牛陣攻燕，描述道：“給每頭健牛用皮帶扎束兩支長大的鐵矛，牛身綁縛一大片怪誕黑紅大布，牛角綁縛兩把鋒利的尖刀，牛尾扎一束細密的破布剪成的布條。屆時布條滲滿猛火油點燃，健牛便成了兇猛無匹的踹營大軍。”3下498，又畫了火牛的示意圖。有文有圖，圖文并存。《史記·田單列傳》記道：“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徐頭，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22]《資治通鑒》卷四所記相同。對比小說和史著，出入較大（個別差異不計）：一、只有牛角綁縛兵刃，牛身上沒有扎束兩支長鐵矛：二、牛身不是用的布，而是“繒”，通稱絹帛；三、牛尾扎的不是破布條，而是“葦”，即蘆葦；四、牛尾不是“滲滿猛火油”，而是“脂”，動植物所含的油質；五、“猛火油”，是為何物？即通常所說的石油、煤油。猛火油，唐代才傳來中國，宋代才有記載。宋代的張世南《游宦紀聞》(三)：“占城國（按：古國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至于石油一詞，最早才見于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二四)，《雜志》(一)。想不到這位“歷史主義”小說家，一處圖文描述竟有多處訛錯！
自相矛盾。1上153，寫洛陽王城“紅墻已經斑駁脫落，綠瓦已經蒼苔滿目”，情景和色彩自然是黯淡的，可是，同一頁緊接著寫“王城內宮殿巍峨，金碧輝煌”，突然起變，自相矛盾，作者以哪個為準？而讀者又是信哪一個？4下837，呂不韋“不善此道”——男女之事，可是4上311，呂不韋與陳渲女子卻是顛鸞倒鳳，也是自相矛盾的現象例證。
張冠李戴。《大秦帝國》第一部，下卷，第十三章，第七節標題是“神醫扁鵲對秦孝公的奇特診斷”，究竟是秦孝公，還是別人？我們略加考證。扁鵲是戰國時神醫，醫術通才，中醫望聞問切的始祖。《韓非子·喻老》引錄“扁鵲見蔡桓公”。《史記》有傳，據《史記·扁鵲列傳》確曾入秦，“來入成陽”。但為秦國哪一位國君治病，《史記》沒有明載，但提供了一條線索：“秦太醫令（按：主管醫藥衛生行政的官員）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23]這就是說，李醯與扁鵲密切相關，共時共事，是一個坐標。小說寫到李醯妒忌扁鵲醫術，派刺客行刺得手，但治病的對象不是秦孝公。查《辭海》[24]，第1575頁扁鵲條：“因診治秦武王病，被秦太醫令李醯妒忌殺害。”秦孝公（贏渠梁）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秦武王公元前310年至307年在位，其間還隔了個秦惠文王。扁鵲入秦，秦孝公早已死。小說把秦武王寫成秦孝公，豈非張冠李戴！
胡編亂造。這從小說的屈原敘事可以充分看出來。第二部，下卷“國命縱橫”，第600頁左右，開始對屈原的小說敘事，問題叢出猬生：一、于屈原身份不符。小說寫屈原為大司馬，握有軍權，還向三軍將士訓話。實際不是，據《史記·屈原列傳》，屈原為楚懷王的左徒，相當于上大夫，次于令尹。在國王左右參預政事，起草詔令。小說寫屈原“身穿軟甲，金黃戰袍”，儼然大將軍，而《九歌·涉江》明確寫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25]二、對于張儀來楚，小說寫屈原其時到“新軍營地”，執行軍事任務。真是胡頭大亂。其時屈原的行跡，據《史記·屈原列傳》，出使齊國，實際是楚懷王故意把他支應出去。司馬遷寫道：“是時，屈平（原）既疏，不復在位。”已遭疏遠。“使齊”“顧反”，等到出使歸來，“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26]。后來，小說卻寫：“屈原暗殺張儀。”（2下651）實是子虛烏有。三、小說竟然匪夷所思，寫屈原被白起所俘（3上331）。小說多處寫到屈原和春申君黃歇之間的互動情節。考：屈原主要活動期是楚懷王時。楚頃襄王時，屈原早就遠離權力中心，運離楚國國都。《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至于江邊，披發行吟澤畔”。而《史記·春申君列傳》載，春申君的全部活動是在頃襄王時期，春申君“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27]。兩代人的事情，時間存在明顯差異。還有，小說第五部，上卷，第421-430頁，寫荊軻刺秦王。有些情節如趙高救護秦王，于史無征。實際不是趙高，而是秦王贏政的“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扔）荊軻”[28]，相關情節胡亂編造，以假充真。又據《史記·荊軻列傳》，在場人無法救秦王，是因為“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器）”。小說寫道：“恰在荊軻張臂劃出之時，贏政的長劍橫空掃過，荊軻的一只胳膊血淋淋啪嗒落地！”實際是，秦王“負（從背上拔）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29]。“股”是大腿，而不是砍的荊軻的“胳膊”，小說還竟讓荊軻“伸開兩腿”，可見，描寫失實的程度。小說又寫，秦王贏政對荊軻說：“本王送足下全尸而去。”“因秦王有全尸一說，趙高不能斬取頭顱”而生憾。驚天大刺案，贏政卻對刺客施行人道關懷，抹上一層油墨重彩。小說還讓刺客“荊軻艱難地露出了最后的微笑”，說：“謝過秦王……”這真是活天大謊言！謂予不信，有史為證。《史記·秦始皇本紀》《資治通鑒》卷七俱寫道：“遂體解荊軻以徇（殉）。”《資治通鑒》卷七還隨后注釋道：“體解，支解也。”[30]當代的《辭源》對“體解”解釋道：“古代分解肢體的酷刑。”[31]嗟夫！小說作者為贏政塑身貼金、涂脂抹粉，可謂用心良苦也矣！
“列位看官”（借用《大秦帝國》常用語）請注意，我們現在所據閱讀文本是《大秦帝國》的“修訂版”。修訂，顧名思義去硬傷，少錯誤，求精粹，“修訂版”尚有如此的硬傷、謬誤。幸虧修訂，不然，還不知糟成什么樣子了！
歷史真實是對歷史小說的底線要求，因為有歷史的參照系，但并非以歷史代替小說，而是不能存在關節點上的史料、史實的“硬傷”。孫皓暉先生說，他的《大秦帝國》的創作經驗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32]如果真的“小事不拘”，胡天海地，硬傷斑斑，何來“大事不虛”？
四
無法統計《大秦帝國》中的出場人物，但都缺乏鮮活的性格特征。其源蓋出于作者滿足于敘事，忽略了人物。殊不知，人物形象的刻畫是小說美學的生命。古今中外、長中短微的小說，包括歷史小說審美實踐，無不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使是歷史著作《史記》《后漢書》等史書和林林總總的歷史傳記作品，都有許許多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大秦帝國》的人物形象單薄，是平面、扁平的，而非立體、圓形的。或是漫畫化，或是類型化，或是概念化。與歷史原型南其轅而北其轍，如屈原。人物性格模糊不清，如蔡澤。人物形象淺表涂飾，如趙高。作為宦官，生理閹割，心理變態，這種心理特征沒有被挖掘出來。沒有揭示人物行為動機的心理動因，例如李醯對扁鵲醫術的妒忌心理。《史記·扁鵲列傳》有明載，小說僅作為事件交代，淡化了人物心理。對于韓非之死，李斯是直接殺手。據《資治通鑒》卷六，李斯對韓非的思想才干，“嫉之”[33]，是其心理動因，被小說消解了。“李斯使人遺（韓）非藥，令早自殺”[34]，這個情節也被消解了。有的人物是靠作者評價圖解，“貼塑”式的，如蒙毅等，沒有讓人物自身顯示。有的人物行為邏輯不明，例如贏異人撞柱。即使有人物的動機，也是平板化的，例如3下末尾，自起與范雎的分裂原因。小說有意對人物“漂白”，例如對李斯。《資治通鑒》卷六載李斯上《諫逐客書》，從驪邑被追回來，“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赍金玉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后使良將隨其后，數年之中，卒兼天下”[35]。這段記載很重要。以賄賂、離間、行刺的交替陰謀、兇殘手段為先導，然后才是武力攻打。這決不是小說所寫的列堂堂之陣，布振振之旗，公開開戰。李斯的手段確是陰謀詭計，卑鄙齷齪，極不光彩。秦“卒兼天下”，就用的這一套，其卑劣也就不言而喻。但是，小說了無只字，有意漂白人物的陰暗面，以達到總體頌秦的目的。與對李斯漂白同步的，是對秦始皇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把所有能夠搜索的人間美辭，一齊堆放到他的身上。例如5上92，5上102，5上1 10，5上132，5上136，5上149，5下525……少年天縱，珍惜人才，寬宏大量，圣躬勤勉，宵衣旰食，夜以繼日，訪貧問苦，君民一家親。小病不離崗位，大病不下一線，王車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專制主義社會，乃千古一帝！小說作者罔顧史實，說：“終贏政一世，決不妄殺一人。”（5上371）“贏政皇帝是一個沒有防人機心的君王。”（5下1004）“贏政皇帝五十歲勞碌力竭，豈非古今君王之絕無僅有哉！”（5下969）等等，等等，真是不怕用不上的諛詞，就怕想不到的頌歌。其描寫手法，或是眾星拱北辰，或是綠葉扶紅花，或是枯水凸巨石。“可憐無補費精神”（韓愈《贈崔立之評事》）。真可惜呀！這位千古一帝，不給面子不裹嘴，窮其一生的所言所行、所作所為，把孫皓暉先生的馬屁文學擊成粉碎！
古今中外積累的小說人物形象的審美經驗，夥矣！現在已進入現代和后現代時代，這一小說美學的命題更有重視的必要。如果沒有生香活意的人物審美，其小說創作實無存在的可能性。探究《大秦帝國》的人物形象刻畫缺失歷史感的基本原因，作者不是根據歷史原型，而是憑空塑捏；不是設身處地，而是越俎代庖。例如情愛方式，不是武俠風味，就是調味媚俗。情愛不是人物和情節的需要，而是隨意構想。羋王妃（宣太后）與樂毅、白起的三角曖昧，又是觥籌交錯，又是鼓琴纏綿（3上108）。歷史小說人物形象的歷史真實感，一是來自歷史現場，一是來自主體體驗，這兩方面在小說中均付闕如。
小說情節，有的是有頭無尾。小說用專節（第五部，上卷，第三章，第二節）寫秦始皇的生母趙姬對贏政大婚的謀劃，但始終不見下文。5下722，突然秦始皇冒出了20多個皇子，此后具體化為22個皇子，10多個公主。有的是橫空出世、望空而來，例如第四部，下卷，《呂氏春秋》沒有任何鋪墊，忽然寫李斯編其書（《呂氏春秋》是呂不韋集合門客共同編寫，沒有特指是李斯，姑且勿論）。第四部，下卷，寫趙姬請封奸夫嫪毐為長信侯，贏政置之不理。既然如此，應是沒戲了。可是突然后來嫪毐的頭銜是長信侯了，沒有任何交代，產生情節脫鏈。有的缺少情節邏輯性，例如4，楔子，秦昭王召蔡澤。最重要的是小說僅僅滿足于把事件泡開，不從情節審美出發，腥風血雨，打打殺殺，雖然事情層出不窮，但讀者卻產生審美疲勞。尋根究底，作者是按照電視連續劇的寫法寫的，迎合電視受眾的需求，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無法激活審美興趣，只能產生審美厭惡。該小說缺乏情節章法，缺乏情節結構的藝術辯證法。在處理情節結構方面，同是長篇歷史小說的《三國演義》提供了范式。作者緊緊抓住讀者審美鑒賞的流變心理，不斷給以調節，形成了特有的節奏美感。董卓驕橫跋扈、殺氣騰騰時，卻流轉著貂蟬鳳儀亭的鶯聲燕語。劉備躍馬過檀溪，驚魂甫定，卻是眼前一亮，心境驟然一爽，田園牧歌，相映成趣。赤壁鏖戰，大軍對壘，戰云密布，一觸即發，卻有“宴長江曹操賦詩”，月白風清，波平浪息，曹操對酒當歌，橫槊賦詩，緊張推進的情節霎時松弛下來。平沙千里，陡有峭崖撲面：于尺幅之中，盡龍騰虎躍之勢。毛宗崗批點《三國演義》提出諸多“法”，其中“寒冰破熱，涼風掃塵”“笙簫夾鼓，琴瑟間鐘”等，就是說的情節結構的節奏美感特征。并非歷史小說評點，金圣嘆批《水滸傳》、脂硯齋批《紅樓夢》、馮鎮巒批《聊齋志異》等，也都十分重視情節結構的張弛兼濟、冷熱相間的審美節奏。這是小說美學，特別是長篇小說、超大型長篇小說的創作規則、手法。但是，我們從《大秦帝國》中沒有看到和感受到。
篇幅超級冗長。“修訂”未修。枝蔓太盛，未能大剪修；注水太多，沒有大縮水。
整個結構役有完整縝密的藝術構思，浮光掠影，率爾操觚，像是連環畫、小人書、“拉洋片”。小說中“唐且不辱使命”（5下589）如同連環畫的腳本詞。
該伸展的未伸展，該濃縮的又未濃縮，詳略失宜，章法失措，面對河傾海瀉的現象，手忙腳亂。別說通篇精彩，連好的章節、“折子戲”都難以挑出來。
之所以需要歷史小說，是因為歷史小說比歷史教科書生動有致，更富情節性，滿足別一類讀者的閱讀需求和期待，否則，實無存在必要。歷史小說不是演繹歷史，翻譯文言，《大秦帝國》有些情節只是滿足于圖解現成歷史故事，例如3下631-632，藺相如完璧歸趙。更遑論遠不及明人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之真知灼見，那可是精彩絕倫的高端史論，亦如小說所寫孟嘗君門客“雞鳴狗盜”也遠不及宋人王安石《讀〈孟嘗君傳〉》識見精卓。那些都是史論高手，發論振聾發聵，石破天驚，惜乎小說作者未嘗置喙，盡管好發議論，紛紛揚揚，滔滔不休，該是力所未逮所致吧！
孫皓暉先生的長篇文學論文《文學的邊界在哪里？》[36]，其中的一個標題是“《大秦帝國》不是純文學作品”，旨在表示他的小說是“一部文體多樣的文學作品”。他在文中披露了一則信息：“帝國網站的朋友們，曾經將《大秦帝國》中的敘事之外的知識性內容，作出了分類歸總，大約1 3大類，近百萬字。其中，還沒有包括六國滅亡論、祭秦論這樣的論文式篇章。”知識性的文字，占總篇幅的近五分之一，哇塞，何其多也！自然就沖淡了小說的文學審美性，根源還在于沒有按照文學小說的“牌規”“出牌”，難怪如此蕪雜。不是不可以介紹一定的知識點，輔助閱讀，但不是所涉及的知識都要介紹，連篇累牘，低估讀者的接受水準，多此一舉，形成贅疣。要有規范，且有適量控制，不能野馬無韁，顯擺，暴富。否則不是小說作品，而是歷史知識普及讀物，再辯解，也無濟于事。知識點要正確、準確，不能頻頻出錯，屢屢露出麒麟皮下的馬腳。例如4下744，蒙恬吳越震澤湖州制筆之說，顯系大膽設想，胡亂求證。《浙江通志》196《方技》上，載元代的湖州人馮應科、陸文寶始制湖筆。還要與小說敘事緊密相連，如鹽入水，而不是油水分離。例如書中引《詩經》詩，無可厚非，那些情愛詩何等純樸、純情，但是小說再現的不是《詩經》的情愛語境，引的是一套，寫的又是另一套，兩張皮，所以認為《大秦帝國》賣弄知識，炫耀富有，乃非妄評。
書中有大量引錄的文字，其中有作者為書中人代言代筆，明眼人一看便知。之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語言文字缺失歷史生態現場感，文筆文字不夠地道，殊乏上古味。有些則是作者直接引用古人的。進入這個領地，就得遵守學術規范，起碼所據版本應是善本。例如引用的李斯《諫逐客書》(5上71)。這是唯一秦文，可以說入選所有的古文選本。我們查核了《史記·李斯列傳》《資治通鑒》卷六和盡可能多的古文選本，我們質疑，小說作者不知所據何本？比照文字，所有的本子都比小說所引錄的好。有些文字，小說作者甚至有改寫和竄文。這種做派也是“歷史主義”的嗎？如是，恐怕不足為法也！
【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