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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前，剛剛和楊渡在我的故鄉利川喝“摔碗酒”話別。這是他第一次去我的家鄉，也是多年來我們彼此的夙愿。他在拙著中熟悉了我筆下的汪營，我也在他的書中久諳了他的故鄉臺中烏日。
▌初識楊渡：相見恨晚、莫逆于心
隔著海峽，我們各自在類似的小鎮成長，然后又在中年于京城不期而遇。杯酒訂交十七年，不時相約醉鄉中。在無數的夜雨高談里，我們深知了彼此的身世文章，更有相見恨晚莫逆于心的感覺。
楊渡兄喜歡自稱阿渡，大家亦以此名之。初識其時，還是上個世紀末。在我所主辦的一個書商界酒會上，由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帶來紹介于我。那時，他四十出頭，已是臺灣名媒《中國時報》的主筆。
我雖略小四歲，還僅是初初北漂的“不法”書商。那夜燈紅酒綠，衣香人影太匆匆；我們擎著酒杯在亭臺間短語寒暄，已然于風塵中辨出各自物色。
之后每年，似乎他都會因為工作原因而登陸，便中都要約我小酌——每次他從懷中掏出的暗器，都是他親自扛來的我所酷愛之金門高梁。那時，臺灣的媒體大佬高信疆先生尚在世，這個古龍當年的酒肉兄弟，退休隱居北京，正是口中淡出鳥來的日子。
我和詩人李亞偉、郭力家等每次與他們捉對廝殺，似乎皆要兩敗俱傷。也正是在這樣一些“相見亦無事，不來忽思君”的邂逅里，我們才知道他也是彼岸上世紀80年代的詩人。
▌那一代臺灣青年的奮爭
也許正是上世紀80年代與詩歌運動這個共同的話題，讓我們迅速認出彼此的胎記。
他和我都是上世紀80年代初踏入社會的大學生，那時的兩岸，也都是詩歌和民運風起云涌之時，而詩人在當年，則似乎天然應該就是社會的弄潮兒。
他作為曾經的學生領袖，深受上世紀70年代末“美麗島”精神之熏染；在臺灣戒嚴時代后期，一樣站在了環保運動和黨外期刊運動的前列，并以長詩《刺客之歌》發起了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最后沖刺。
他們那一代臺灣青年的奮爭，所面臨的打壓和恫嚇，何曾輸于他地。然而壯心不負，他們贏來了他們的1987年，長達三十幾年的戒嚴終于結束，報禁黨禁頓開。阿渡也在自己躬與的抗爭中，成為了新時代自由媒體的名記，并在上世紀80年代末，見證并記錄了我們這些同胞的故事。
他是臺中地區的本省人，祖輩三百年前就已從閩南遷居彼島。農家子弟出身的他，少年時與我輩一樣，親歷了各自的窮困和屈辱。去年他完成的長篇巨著《水田里的媽媽》（大陸版名為《一百年的漂泊》），記錄的正是他父母乃至祖輩一生的艱辛，同時見證的也是臺灣社會一個世紀的掙扎歷程。
當他少年時，曾經親眼目睹他母親為躲避討債者，而滿面泥污匍匐于水田之中。之后他小小年紀，就不得不提著籃子步行去縣城監獄探望母親。每每想到這一畫面，我亦為之揮淚不已。
何其相似的少年經驗啊，隔著千里云天，我們對世界的最初認識原無異樣。也因此，我們對社會改良的夢想，也有著不二的起點。
童年楊渡(右)和母親、弟弟合影
▌烏煙瘴氣的時代中殘余無幾的士人
在我離京寄居大理最初那兩年，臺灣業已進入陳水扁執政期，我與阿渡短暫失去了聯系。他雖是本省人，當年反對國民黨專制政府，卻不是民進黨的同道。但阿扁的腐敗不僅激怒了本黨的前輩施明德，一樣也激怒了阿渡這些中立的知識分子。
在接下來的兩黨競選中，他的激揚文字公正立場，令馬英九先生青眼有加，遂親自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并兼任其時在野的國民黨文傳委主委。他和他的團隊協助馬英九打贏了選戰，被媒體譽為馬府的文膽。而這時，功成名就的他，人皆以為應該入閣拜印，他卻選擇了遠離政壇。
早在1967年，為賡續中華文脈，蔣介石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并擔任會長，另聘秘書長負責事務。到了解嚴時代，這個總會改為了民間社團法人，但會長依舊由歷屆“總統”擔任——但這已經不是政府組織了。
馬英九入府之后，將秘書長聘書送到了阿渡面前。出于對兩岸文化交流的興趣，他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也因為這一民間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陸和我推杯換盞。
多少文人的夢想都是輔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閣拜相實現生命之世俗價值。當我們2008年再次重逢時，他依舊平靜如初。自古士夫皆有出處之困，處士還是出仕，很容易成為讀書人的迷途。
按老話說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以他之德才和功貌，大丈夫堂堂正正，從政入幕亦可建功于世。然而他嫌政場卑污，且不能自由出行，于是辭謝。我亦理解，書生使命，不平則鳴；匡時祛弊，拔刀相助而已。
但凡能收獲一個清明民主的時代，即便天子呼來，自古也有堅不上船之道統。士大夫之傲岸挺拔，也正在于堅守自己的道。
以其半生行跡而論，阿渡是這個烏煙瘴氣時代中真正殘余無幾的士人。當年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回看吾人熟知的那些清客幕僚，云泥懸殊，唯余啞笑。
▌暗夜中的傳燈人
在那之后，卸下黨爭戰袍的他，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民間使節，與我有了更加頻繁的酒聚。雖然以其身份名望，每次訪陸，此間相關部委辦，皆要待若上賓。但他真正開心的，仍是與我輩布衣野人談文論道。
他是那種真正儒雅的書生，人如玉樹臨風，言則溫文平和。兩岸觀察，所感所傷，亦深懷赤子之心，長存報國之望。我們一起相約走滇西，入康藏，種種游歷，無限悲歡盡在杯盞間；唯余此道，彼此無遑多讓。也常醉罷高唱各自鄉謠民歌，唾壺擊缺，喚起無限鄉愁國恨。
我曾應他之邀兩次赴臺考察，我對民國風習在臺灣的完整賡續甚為訝異。他和我一樣，都是那種朋友很多的人，借此之便，我得以深入臺灣社會，拜訪了諸多江湖高人。在與他及他的兄弟們的交往中，我才開始真正了解和理解臺灣的轉型之路，以及背后那同樣的危險和艱辛。
從反對國民黨到加入國民黨甚至成為該黨股肱，從反獨裁反戒嚴到接掌改良從善后的國民黨文宣大政，入幕助選該黨重登舞臺。這是一個平民書生的現代政治傳奇，但仿佛秉承的又是古代中國游俠和士大夫兼而有之的傳統。
良禽擇木而棲，士為知己者死。所謂仆仆風塵于荊途，披肝瀝膽，文以載道，所要效命完成的無非是一個心中的理想，那就是天下為公，絕不能讓一黨一姓獨私江山。
他很有幸生在臺灣，生在那樣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他曾經以他的獨家報道，揭露了警權的黑暗，營救出許多秘密關押三十多年的政治犯——這是立德。他有很多的專著記錄臺灣和大陸的轉型和改革歷程，享譽一時——這是立言。他為清廉君子馬英九助選大勝，為兩岸文化交流貢獻多多——這是立功。千古書生所慕之三不朽，正此之謂也。
一個人成為一個時代的俊杰，雖需時運相濟，但更需要自身的修為。修為淺者，即便躬逢機緣，忝獲異數，也多成為歷史的小丑。而修為深、根器良者，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或可匹夫而為百世師。
此前，我一直好奇，一個臺中農家子弟的阿渡，何以修成如此器宇？我一直根深蒂固地相信——成大器者，必有來歷。那么，他究竟是何來歷呢？這次認真地讀完其憶舊大著《暗夜傳燈人》，我才真正明白，他之為他，原來竟有如此眾多的善緣和加持。
本書有個重要觀點，那就是臺灣之有今日的文化傳承和文明程度，乃因1949年涌入的兩百萬陸胞中，跟去了很大一批精英知識分子。而當日之臺灣社會，政府完全無計安置這些南渡衣冠。于是，這些優秀讀書人藝術家只好下鄉求職，多在學校講課謀生；最不濟的，也會擺一個書攤，租書賣書養家。
臺灣自古荒遠之地，從未出現過如此密集的文化人陣列。即便日據時代，有所開化，那也多是“皇民化”的殖民教育。而現在這些中華文化的飄零花果，竟然能夠深入他鄉，在真正的草野之間靈根自植。
因此，像阿渡這樣大批的草根子弟，很早就能耳濡目染這些大師的謦咳，得到無數高人的點化。于國家民族和精英個體的悲劇事變，不期然卻成了他們這些臺灣孩子的幸運。
而他接受啟蒙的臺中一中，那時正是這樣一個人才濟濟的聚點。他后來求學的臺北，那更是群星璀璨，匯聚了一代風流。這樣的因緣際遇，與他的勇敢求知湊泊一起，則自然要在平地里開出花來。
▌讓我們在最寒涼的時代，也能看見光芒
《暗夜傳燈人》記錄的正是這樣一些人，一些在嚴酷歲月里，無意中獲得的滋養。阿渡成長期的臺灣，戒嚴年代的恐懼和我輩的少年經驗相仿。但是他能親炙的偉大靈魂，則是吾人只能仰望和嫉羨的。
我們在文學史上熟知的臺靜農、陳映真、姚一葦諸先生，在阿渡的青春年代，早已過從甚密。竊以為更為殊勝的是，他與那些老政治犯的交往。那些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事件的許多冤獄者，是真正于漫長黑暗期，在底層社會的取火傳薪人。他從這樣一些默默犧牲者的身上，獲取了成長的養分，以及接棒挑戰長夜的勇氣。
他在書中說——大歷史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慈悲。雖然在歷史轉變的當下，戰爭與饑餓、斗爭與死亡，會帶來傷害。無數生靈涂炭，人性受盡摧殘。
但從長遠看，穿過那些苦難，穿過那些幸存的生命，穿過時代的暗夜，那暴力所不能消滅的，恰恰是人性的希望，文明的血脈。中華民族的花果雖然飄零，卻也能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在新天地成就一樹繁花。
我今天看見的他，無一不是那些前輩手植躬耕的結果。歷史的趣味正在于，無論法統如何變更，真正的道統卻毀之不盡，在民間一脈相傳。
本文是《暗夜傳燈人》序言，這本書與《回首我們的時代》都屬于傳燈者書系，是1949年后赴臺一代學人，走出威權的歷史縮影，堪稱臺灣版的“南渡北歸”。
這兩本書講述的是與大陸幾乎同一時期，海峽對岸不同卻相似的苦難：二二八、戒嚴、白色恐怖籠罩。在暗夜無邊的時代，一雙雙枯瘦的雙手托舉著微弱的燭火，固執的在寒濕的暗夜里存續著光明。
這兩本書作者都是臺灣作家，分別是上文寫到的楊渡和剛剛過世的尉天驄老先生，能出版實在來之不易，尉老先生的這本光等待過審就用了兩年時間。
而且由于作者、題材等原因，幾年前兩本書艱難出版后很快就絕版，先知書店多方爭取才復活少量，還爭取到楊渡先生的親筆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