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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1374次發布時間 : 2021-12-22耄耋老人居然做出司法部都干不了的事……

來源:德國優才計劃



疫情以來,中美關系多次進入僵局,之后中印發生沖突,美國更是在其中煽風點火。要放在幾十年前,與美這樣的外交境遇,一定讓外交官們焦頭爛額,因為,我們在1993年,幾乎不能與美國交流!


是什么,讓中美談判有了起色?這段往事,塵封多年,一提起,沒有人能不落淚!


這次的主角,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他們被稱為“東吳學士”,無權無勢,卻做了司法部都做不成的事,然而他們已經被我們所遺忘!


他們被發現,全憑一次偶然。


1993年,中國政法大學在讀研究生薛波,在翻看資料時,驚奇發現,我國居然還沒有一本,適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詞典》!


泱泱東方大國,缺少這樣一部法律,是什么概念呢?


簡單來說,就是在外交上,與執行英美法的國家,如美國、歐洲等國,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本無法正常交流。


就拿19世紀70年代,中美談判僵化一事來講,中方與美方,簡直是“雞同鴨講”,

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國外交官,在談判里無法守住一席之地。





所以,當薛波知曉這件事后,寒毛直立,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近15年的中國,已經不可阻擋地走向外交,缺少這一部法律,相當于鳥無雙翼,寸步難行!


作為法學界的中青年學者,他急啊,立馬召集幾十名年輕學者,每天工作16小時,苦苦奮戰兩年,可當他們滿懷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時,卻遭到了英美法的學者們一致否定。


學者們告訴他們:“年輕人,這不是你們的問題,而是英美法教育,已經被你們割斷30年了,又怎能一朝一夕就接上血脈呢?”


聽到這個訊息時,他腦袋一下子就蒙了。上哪里找,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學者呢?找不到,這事就只能擱淺了。


可這事,不能拖啊,必須要看到一些民族的曙光,去填補國家在這一塊的空缺。


皇天不負有心人,偶然的一次機會,讓他了解到,原來民國時期東吳大學的一批法學前輩,還生活在上海!


他內心翻涌激動,要知道,東吳大學是我國無數名法學權威的母校,曾經出過6名中國籍法官,更是中國,唯一一所系統教授英美法的大學!


東吳學者的法學知識有多深厚呢?


1946年,東京審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蔣介石找遍整個中國都沒人懂英美法,最終點名去東吳大學要人,結果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團隊,包括法官、檢察官、顧問等,幾乎都來自該校!




薛波立刻意識到,只有這一群學者,能幫咱們了!


但他也知道,這一行邀請,可能是“成少敗多”。畢竟,這一群學者,曾經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東吳大學的很多畢業生,在過去中國最大的冤案時期:文革期間,被剝削了整整30年的青春!


如今,再邀請他們,為國家做貢獻,他們肯嗎?即使他們愿意,但他們已經平均年齡80多歲了,身體又是否允許呢?



懷著忐忑的心,他來到了上海。萬萬沒想到,他這一去,就促成了一段千古佳話,直教人熱淚盈眶。


一開始,薛波總是碰壁。一些東吳老人,心里早已是無可愈合的傷痕,讓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當他拜訪一位東吳老人時,他發現她把過去的苦難、專業知識忘得一干二凈,“她越平靜,我就越覺得我們可憐,不知是怎樣一種力量,才讓社會的知識分子絕望。”這種無力感,讓他十分悲愴。




但后來拜訪的人物,卻讓薛波的心靈,受到真正的震撼。


有一次,他拜訪了盧峻先生,他是東吳大學與復旦大學雙學位畢業生,1933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著有《國際私法之理論與實際》一書,在國際上曾享有盛名。


盧峻(1909~2000)


盡管在來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課,這一批老人,可能已在過去30年間,受到生活不公平的折磨。但當他敲開盧老的房門時,還是被震驚了。這間房子,大概稱得上上海最質樸的民居了!走兩步就能走完的房間里,最值錢的電器,就是巴掌大的電風扇,12元錢買的。


盧老已經90多歲了,他的一目已失明,鼻梁上掛著,用紙糊了一只鏡臂的眼鏡。他蜷縮在被子里,病了,卻不敢去醫院,甚至連藥也抓不起。


薛波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沒有人能想到,這位《哈佛法學評論》,每期都要給他寄樣刊的老人,此時面容竟如此蒼白,在殘酷的生活面前,他的學識根本無人知曉!


思慮了很久,薛波還是提出了請求:“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盧老的一只耳朵有點背了,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征,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盧老的眼里,泛著許久沒見的淚花。上世紀50年代東吳大學被勒令整改,文革期間,他不能在國內接觸任何法學知識時,他都沒有落淚。可這一刻,當國家第一次提出:“我需要你”的這一刻,他落淚了,他說:“我答應你。”


這四個字,明明語氣十分微弱,而在薛波耳中卻擲地有聲!


仿佛在盧老心中,自己從未被時代辜負,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風燭殘年之際,再為國家做貢獻。


和盧老類似的,還有被稱為:“羅馬法活詞典”的周枏(nan,第二聲)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年文庫”叢書里,他的排名位于胡適等大家之前。


周枏(1908~2004)


這樣一個法學精英,在風華正茂時,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范學院圖書館。20年,本可在法學界有進一步造詣的他,只能隱姓埋名。


如今,他住在一個破敗的兩層平房里,一個單門冰箱,一臺黑白電視,就是他所有的家當。


當聽到能重操舊業,發揮價值時,他的眼睛,充滿了光。


除了盧老和周老,讓薛波記憶深刻的,還有一位高文彬老人。他是迄今為止,仍健在的參與1946年東京審判的學者,是他從浩瀚卷帙中找到,兩名原可逃離法網的戰犯犯罪的證據,立下一大功績。


他本可在法學領域繼續深造,卻在1952年,因參加過“東京大審判”,被定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鄱陽湖修大堤,每天起早貪黑去挑土,完全沒有時間搞學術。


可就在這樣極端的條件下,他仍然咬牙堅持,從來沒有放棄過閱讀學習,每天堅持寫英文筆記,直到平反。


高文彬(1921~)


1980年,他的雙手布滿了老繭,臉上的風沙,承受了原本不該承受的重量。他終于得以平反了,但當有關部門提出可作資金補償時,他一口回絕。是啊!“難道人生中最好的時光,是能用錢補回來的嗎?”


一個學者,當他求知若渴,正屬于學術生涯上升期時,突然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的前途全部殘忍扼殺,又怎能讓人輕易釋懷!


可當薛波找到他時,他卻把編纂詞典的任務,一下子抗在了肩上,毫無怨言。


因為在他們心里,可以不原諒過往的歷史,卻從來沒有不愛過自己的祖國!



散落在華中的14位老人,經過薛波30余次的走訪,終于找齊了。之后,他們投身到了,《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中。一開始,薛波很擔憂,老人們的身體會扛不住,畢竟,他們的平均年齡已高達84歲!


可老人們忘我的熱忱,是他無法想象的,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投入的精氣神,毫不遜色于年輕人!


有一次,僅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盧峻先生與同僚吵得面紅耳赤;盧繩祖先生寫下長達6頁、2000字的注釋,直至腦痙攣進院……


在日常的修訂中,老人們有異于常人的毅力,去克服一切困難。王毓驊先生視力嚴重弱化,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而簡陋的家中沒有陽臺,因此每次,他都要跑到遠居的女兒家審稿;潘漢典先生把審稿看的比生命重要,甚至在手術前2天,他掛著尿袋,也要把稿子審完......


潘漢典(1920~2019)


而曾寫出《最高法院條例》、《刑事罪條例》的蔡晉先生,在接受審訂《詞典》任務時,已經身患重病,但他仍然臨危受命,沒日沒夜的工作讓他身體過度勞累,間接加重病情,最終,他沒法看到成品的,《英美法詞典》一眼,就闔然離世。


整個《英美法詞典》修訂的過程,歷時整整九年,沒有鮮花,沒有正規部門支持,

沒有基本的經濟支柱,甚至連正規的辦公室都沒有,可他們毫不計較這些,每一部分的修訂好,就是他們最歡欣雀躍的時候,開心的笑臉,真的就像小孩子。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詞典》審訂學者合影,左起分別為:潘漢典、周枏、盧繩祖、許之森、蔡晉、徐開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諸先生


是啊,他們如小孩般純粹,盡管他們知道,這本詞典一定會名垂千古,但是幾乎沒有人,提到“署名”二字。盧峻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還惦記著:“(詞典)千萬不能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


在這一群被時代辜負的知識分子,廢寢忘食的努力下,《元照英美法詞典》終于出版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收錄的次條多達4.5萬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整整3倍之多!



史詩級的震撼,不僅挽救了中國當時外交的窘境,更是刺激了一代人的心靈。


在感動之余,許多人不能理解,他們是如何把時代的苦難,一點點磨平,仍保留著一顆赤子之心?


潘漢典先生的話,也許能給出答案:“不為什么,我就應該干。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


對于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榮華富貴、安逸穩定,并非他們心之所向,正如盧峻先生的女兒對薛波所言:“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他們最想做的,是利用豐富的學識,為社會貢獻,為國貢獻!


可是,這么一個單純的理想,卻在過去動亂的30年里,無數次被擱淺。剝奪他們學習的權利,就等于剝奪他們的性命,可面對那個荒唐、可怖的時代,他們卻完美踐行了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沉睡了半個世紀的法學精英,因為一本詞典,重新被時代記起,他們義無反顧、奔赴理想的模樣,讓人動容!



可遺憾的是,如今,當我們翻起《英美法詞典》時,有多少人能數清他們的名字?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


這些名字,我們不該忘記啊!詞典的出版、老人們的貢獻,這遠不是結束,我們在敬佩他們的同時,也應對時代,當下或者過去,進行深刻的反思。


要知道,在詞典出版時,國家司法部有一位部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纂,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系統都做不了的事!


這一群無畏付出的老人,填補了當時司法系統的空缺,他們的赤子之心,讓更多國人,看到了那一段歷史,同時,也看到了希望。


今年,是《英美法詞典》出版的第17個年頭,在這17年里,我國的外交體系越來越完善,在國際上也能挺直腰桿了,而在這背后,不知有多少像這群老人一樣,

默默付出的耕耘者!


當我們再次開啟這段塵封往事時,請記住他們的名字,同時,今天,請讓我們一起向這群,曾經被時代遺忘的法學精英們致敬!


感謝他們的肝膽相照,影響無數國人,感極而泣,銘記歷史,發奮報國!我們的祖國,正是有這樣的時代精英,才讓我們愈變愈強,也希望我們永遠,尊重他們!善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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