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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父親胡耀邦
“我講的每一句話都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最終在歷史上站得住腳，我不能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說八道，讓別人多少年后指著我的脊梁說我軟骨頭，我不能這樣，我覺得我們黨不會是這樣的。寫那些大字報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們黨最終絕不會這樣的，最終還是會實事求是的……”
多么純真，多么真誠的老爸呀！
胡德華
實際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們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長大的。為什么我跟爸媽交流的少呢？說句笑話，因為我大哥是個男孩，當有二哥的時候就特別希望是個女孩，但又是個男孩，我快出生的時候，我爸在太原前線作戰，我媽媽在石家莊，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用攻堅打下來的第一座堅固設防的城市，我媽媽當時是在晉察冀貿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總經理是延安時期的老朋友栗戰書主任的叔爺爺栗再溫，栗再溫最后是山東省的副省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護國家文物的意見，被紅衛兵批斗。我估計是為了保護孔廟，砸爛孔廟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師范大學譚厚蘭為司令的紅衛兵。11月，被非法關押，曾憤語“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1967年2月受盡迫害含恨去世，時年59歲。
我出生的時候，我爸在前線電話里就問，男孩女孩啊，我媽說，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說，行了知道了，我忙，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沒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媽當時在北京國棉一廠，在現在的東四環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帶，現在開車覺得很近，可是當時要從燈市口家里走兩站地到沙灘，乘坐12路無軌電車到紅廟再換乘郊區公交車，很遠，一個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兒所一直上全托、小學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剛上完高中一年級的課程，就不得不參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參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當“壯工”修馬路。聽這工種名就夠嚇人的吧，就是賣力氣的，因為當時國家生產力落后，沒有什么施工機械，全憑人力。當年我們的定量是一個月49斤糧食，絕對是重體力勞動。其實我后來才體會到工宣隊的師傅對我是非常好的，當時我們學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們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澗煤礦，竇店磚瓦廠，和清河毛紡廠。聽同學們講，竇店磚瓦廠原來是勞改犯工廠，職工一個月的定量是79斤糧食，那就得是重重體力勞動了。新修馬路一般都是在沒有人，沒有馬路比較偏遠的地方。我們第一次參加工作的地方現在叫燕山石化，我們那會叫東方紅煉油廠，當時周邊所有的名字都特別響亮，一起的還有曙光化工廠向陽化工廠等等，我們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離家非常遠，兩個禮拜才能坐運石料運渣土的大卡車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書記有所接觸交往比較多的時候，恰恰是在文革當中他被打倒的時期。可以這么說，第一次初步認識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號，那是我終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6月10號左右，受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共青團系統的工作組，進入到北京市各個中學，指導中學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市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大會”，下午三點開會，主席臺上從左起依次坐著李雪峰、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李雪峰主持會議，發言次序是鄧、周、劉。劉少奇在會上講：“你們問我: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最后主持人宣布會議結束。
哪知話音剛落，萬人大禮堂里所有的燈光突然全部點亮，主席臺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開，后面整齊地站立著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員。文革積極分子們被眼前的突然一幕驚呆了，但是片刻間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伴隨著掌聲，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現了，旁若無人地從舞臺一邊走出，在舞臺前來回走了幾趟，向到會的文革積極分子們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臺就坐的劉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剛剛橫渡了長江 精神狀態極好，高大魁梧 紅光滿面 神采奕奕……，毛主席的對臺戲把劉少奇等人都耍了，劉少奇他們在主席臺上驚得目瞪口呆 坐立不安。
這下劉鄧代表的黨中央可尷尬了，中央文革一點不給面子，順勢拿下話語權宣布：毛主席從來就沒有派出過一個工作組，工作組鎮壓學生包屁壞蛋，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即日起從各個學校如數全部撤出，鎮壓學生絕沒有好下場云云。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戰斗力更強，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組滾回去”。
各中學已經打倒了學校黨委，現在又撤走了工作組，紅衛兵造反派們可是不得了了，比照著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拘無束的到處批判打倒所謂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到處抄家造反破四舊毀壞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紅8月。
到8月13號北京工人體育場開了一個10萬人“聲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紅衛兵大會”，當時北京中學工作組撤銷后，整個形勢就非常緊張了，開始出現炮打團中央的大字報。那天我也也騎著自行車，從清華大學一直騎到工人體育場去參加大會。大會前段是蘭州大學造反派控訴省委書記裴孟飛，馬繼孔所謂鎮壓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項是李富春講話，李富春當時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黨中央書記處是負責工青婦的書記，在大會上他說：“我代表黨中央宣布，團中央書記處三胡一王，停職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一王是指王偉，當時我腦袋嗡的一聲，后面還講什么，我也沒聽見了。宣布完后周邊的小將們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會了。散會的時候我們往外走，看到我們小學低我一個年級的一個同學，忘了叫什么名字，我問他，你是育英小學的吧？他說，對。我說，剛才李富春說什么來著，我沒聽清楚。他說，宣布團中央書記三胡一王停職反醒呀。看來這是真的了，千真萬確不會有假了。我生怕會出什么事，就趕緊騎車往家趕。那天是8月13號，是紅八月，就是所謂的紅色恐怖時期非常非常亂，無法無天沒有抶序沒有安全，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紅衛兵剛剛打死，北京市大興縣還發生了屠殺幾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還傳達了據說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光榮”。也就是說不管怎么打人都沒有關系都有道理，好擔心呀。我記得到家就七點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還沒有到他房間，就看到有很多不認識的年輕人，我爸也在里面，從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趕緊追上去說爸爸，爸爸你吃飯了沒有？他也沒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從我身邊走過去，周圍的一大群人也沒有一個答話，太嚇人了。怎么搞的，難道我這是在夢境中嗎？
從那以后他就再也沒回來，實際上是被關押起來了。那是1966年8月13號的晚上，他被關到團中央辦公樓4樓，團中央書記處張超書記的辦公室，張超書記在1968年偉大領袖宣布“群眾專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發耀邦書記被憑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氣方剛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無恥謊言，最后悲壯自盡，以自己45歲的年輕生命，保護自己的同志，捍衛實事求是的信念，抗議黑白顛倒血腥無恥的文革。在被稱作右傾翻案風的1975年7月，耀邦書記對我的好朋友張叔叔的兒子張陸平說；“張超同志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亂說話，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辦公樓是用全國幾千萬共青團員們的團費建立起來的，文革當中被北京衛戍區所占據至今，理由是那里離天安門近，便于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書記的時候，實際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將們押走的歷史現場。從那以后就沒有了消息，他已經被停職反省，從各方面陸續聽到消息，我也到團中央機關看他被批斗、毆打、侮辱、示眾，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毆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實行了。那些日子，辦公樓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時都擠滿了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懷著各種各樣復雜的心情參加和圍觀批斗現場，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圍觀清政府殺害革命者那樣幸災樂禍，暴行給他們帶來莫名的興奮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1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看押他們的紅衛兵認為都是因為這些走資派，錯過了接受偉大領袖他們的紅司令的神圣檢閱，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發泄在他們身上，紅衛兵們拿著軍用皮帶和能夠找得到的兇器，像法西斯強盜般瘋狂地毆打這些曾經在戰場上叱咤風云，而現在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藥需要香煙，團中央每次都會通知家里準備好我們給他送過去。我記得當時一直都是在北京醫院拿藥，一種是速可眠，一種是巴比妥。在醫院里醫生司藥每次看到處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來了沒有？胡同志……“來了，來了”，我三步并作兩步跑到窗口，司藥看看處方，又看看我問：你是來給胡同志來拿藥的嗎？我使勁點點頭說：是的，我是他的兒子。司藥雙眼充滿柔情和憐憫，臉上卻不動聲色，一本正經地說：拿好藥，回去好好照顧病人身體，按劑量按時服藥，聽懂了沒有？我怎么能聽不懂呢？我忍住淚水，只感覺一股暖流往上涌，他們始終不說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動，我再笨也能感受到醫生司藥們的良苦用心，享受著他們這片刻的寶貴的善良，同情和關愛、機智和無奈。即使在一片肅殺的瘋狂恐怖的紅8月，人間還是有真情在，他（她）們鼓舞著我勇敢地面對文革中絕望的慘淡人生，我永遠感謝并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華牌香煙，小學時我就經常帶同學在他房間的紙簍里撿他抽過的香煙盒，疊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關起來以后的某一天，被紅衛兵的野蠻私刑打壞了身體，被團中央籌委會的好心人送到北京醫院。他病房的對門就住著當時農業部部長廖魯言，他們都很熟。因為這一切來的太突然，倉促中就沒有帶煙，他忍著傷痛走到廖魯言病房說：廖部長，有煙嗎？請給我幾支。廖魯言部長默默地看著他，一句話也沒說，從抽屜里拿出一包大中華，塞到他手中。
幾天后他又回到團中央機關繼續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買大中華，要買大前門香煙了。一開始是帶錫紙的3毛1一包的精裝版，后來就要我買不帶錫紙的2毛9一包的簡裝版，最后就改成抽兩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煙了。
9月30號上午，團中央革委會籌備小組又打來電話，說你們誰在家呀？我說，我在，他說你來接你爸回去吧。我說，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嗎？他說，不是放人，因為馬上到十一了，我們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沒人管走資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來。
然后我就騎上自行車，在團中央門口看見他一個人走出來，快兩個月了，我一看到他單薄瘦弱的身影，眼淚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嚴厲地說：哭什么？這么沒出息。我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語無倫次，索性干脆讓眼淚流個夠吧。然后就要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接他回家，當時車費我記得是兩毛五分錢。因為他的工作用車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車是蘇聯產灰色的吉姆牌轎車，三排座，聽說當時全北京就這一輛灰色的，而且還是蘇聯列寧共青團第一書記謝列平送給他的。到了家里我給他做了我有生以來第一頓中午飯。因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會做飯。家里原來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務，有炊事員還有我奶奶。后來我才知道我外公原來在李宗仁第五戰區任國軍的旅參謀長，打完臺兒莊戰役在撤退中失蹤了。2015年去臺灣旅游，我還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沒有我外公的名字，結果也沒找到。我問講解員，他們說當時打完臺兒莊很倉促，消滅鬼子后敵人很快又圍了上來，部隊立即突圍，建制也亂了，在撤退時失蹤是很常見的。為了阻止日軍的進攻和圍殲，所以才有了蔣介石命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的慘劇。后來學歷史的大哥講，過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還有表字，還有號，也許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是我們不知道。由于我外婆就被認為是國軍軍官的家屬了，在紅八月時造反派要求給遣送回原籍安徽宿縣。當時送外婆上火車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過私塾識文斷字知書達理，反過頭來還安慰大哥說，過去我們老高家確實是地主，后來家道中落，流落到符離集，就是出燒雞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貧民，我會開證明回來的，你們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時候，各個一定要帶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說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錢，縫起來。其實我們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媽媽在北京黑市委紡織局，更早被關押，在各個工廠被批斗。當時家里只有爸爸被關押時沒有月光，被扣發的兩個月的工資400塊錢是家里的全部家當。大哥說外婆你年齡大了，再說現在的造反派無法無天，你藏到哪里都沒用呀，于是作罷。在火車上，外婆的對面是一位解放軍，看著大哥不放心的樣子就說：你放心下車吧，一路上我會照顧老人家的。在符離集家鄉的父老鄉親和干部，當時還是很有良心實事求是的，很快開好了證明，是城市貧民，大概一個月左右外婆回來了，信心滿滿地把證明交到了街道委員會，終于暫時安全了。
家里都沒人了，炊事員工作人員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歲的老奶奶受到驚嚇躺在床上，說廚房里還有些掛面，你下給你爸吃吧。這可難為死我了，我什么時候做過飯呀？我哪里會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辦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飯，第一次做飯就是給耀邦書記做的。我當時不知道該怎么做，也沒有人可以問，就想著別人是怎么做的，要燒開水，要把掛面放到水里，切了點菜葉，還打了兩個雞蛋。當時我也不知道應該是先燒開了水再下面條，結果加滿涼水后就下掛面了，雞蛋也打進去，然后就蓋上鍋蓋悶起來，等了半天水也不開，等開了鍋一看，咦，雞蛋怎么沒有了，后來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亂七八糟的一鍋，就跟我爸一起吃。我問他，還可以嗎爸，他說，不錯，挺好吃的。（后來我估計可能是大家都餓了，也可能是鼓勵我）這是我這輩子平生第一次做飯，做的是看不見雞蛋的雞蛋菠菜面條。
吃完飯，沒有別人我就陪他說話，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經地單獨跟他聊天。我剛坐下爸就指著我說，要不是擔心你們這幾個孩子，要不是為了這個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問問他老人家，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這么搞？這么野蠻，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為什么要任由紅衛兵任意動用私刑？我說，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們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應該“正確對待”啊（這是那會的報紙語言）。他說，這么對待干部，這么對待人，這么無休止的毆打、羞辱，用各種變著法兒的刑罰折磨人是不對的。我說，爸你可別這么說，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給他們戴高帽子來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講的，都是革命行動呀。他聽后說，你知道毛主席還講過什么嗎？我說，那講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說什么呀？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說，那我當然知道了。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里面最后一條是什么？一下子我還真說不出來，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說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呀，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他說，對呀，可是為什么不許虐待俘虜兵呢？還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呢？我說，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這么規定的。他說，我們原來跟敵人打仗時候，對方拿著槍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當對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來的敵人這時就是俘虜，就不是敵人了，他前面的那個定語“敵”字就沒有了，他就只是一個“人”。對于任何一個人，我們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要尊重每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中國古代不是也講“士可殺不可辱”嘛？我們優待俘虜是表現出我們共產黨人更高的胸懷。“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階級嗎？”他堅定的對我說“對！不管他是什么階級，都要作為人來對待。”我那會還不滿十八周歲，我們當時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待敵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不同的聲音，甚至公然跟“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來我就聽見有人按大門鈴，我就跑出去，那會其實大門都是打開的，因為那會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態，人命也不值錢，說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進來四個老高老高的解放軍，把我嚇一跳，我問你們來干嘛的？我以為又來抄家了。他們問，這是胡書記家嗎？一句胡書記就讓我直到今天還感覺心里特別溫暖，因為那會造反派的脾氣沒有人這么尊重你，況且還是被紅衛兵造反派封為了走資派，都應該是橫眉立目，打打殺殺的。我說，是，你們找誰啊。他說，我們來看看胡書記。我覺得特別和藹，就帶他們進去了。
我說，爸有人來看你了，不是來批斗的。他們依次握手說，胡書記您好。我爸疑惑地說，你們是哪里的。這四個解放軍說，我們都是軍隊院校的，現在十一放假，我們特別不放心，特意來看看你。因為當時沒有人說這么溫暖的話，當時我爸也特感動，他就問，你們都是誰啊。為首的大個子說，我叫秦鐵，我是秦邦憲的兒子。“哦”第二個說：我叫袁勃信是海軍袁也烈的兒子，“噢，大革命時期的老資格喲。”第三個是我們當時國家體委副主任黃忠的兒子黃安生，“好啊，我們是鄰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戰友的兒子，所以氣氛就輕松多了。到了最后一個我爸就問你是誰呀？他說我父親沒有什么名氣，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說：那可不一定，你說說看嘛，他說我叫楊曉明，我父親叫楊春茂。我爸就說：哎，楊春茂我怎么會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著自己的鼻子，開心神秘而調皮地說：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專做審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對不對？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們代表資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的，我怎么會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后來我知道楊春茂在燕山石化當過老總）
我爸說，你們父親我都認識，而且關系都很好。因為他原來是咱們八路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而且記憶力超強，過目不忘，他熟悉每一個干部，所有干部的情況他都爛熟于心。后來我想興許這也是他后來做了總書記，配備干部得心應手的原因吧。難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們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們出門。
回來后，看到爸爸還沉浸在多少天都沒有的輕松愉快的談話氣氛中，就焦急地說，糟了，糟了爸，這個秦邦憲不是博古嗎？我爸笑著說，哦，你還知道博古就是秦邦憲。我說，我當然知道了，這些毛選里都有。我說：爸，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壞人嗎，咱們應該劃清界限才對，你怎么還跟他們談得這么好呢。我爸本來還掛著微笑臉，一下子就凝固了，拿著香煙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長時間沉默著。我還不知深淺地繼續說，現在報紙文件，還有《毛選》里都說，王明博古都是壞蛋，他們反對毛主席，丟失了根據地，讓革命受到了巨大損失........他默默地，但是異常嚴肅地聽著我說，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這個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讓我知道真實的歷史，又不能讓我因言獲罪陷于滅頂之災。他知道，我們家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嚴，肚子里存不住東西，老愛亂說，他眼睛看著遠方，最后他一字一頓地說：你要記住，博古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高級領導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說的跟當時廣播里、報紙上甚至跟毛選里都不一樣啊，我還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級領導人，我只知道他是壞蛋。因為博古，我們黨我們中國革命受了多少損失，但是我爸卻非常尊重他。從這以后我就特別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觀點，就不再人云亦云了，這是我第一次朦朦朧朧地認識了他。
因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軍做組織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調寫證明的人非常多，甚至還有很多他不認識的人也來找他。他就非常和藹地跟來人說，我不記得你呀。來人說：是的，我們沒有單獨見過，可是我聽過你在抗大作報告，我就記得你。爸說：那你應該找你們學員隊的領導，像隊長呀，政委呀，給你寫證明材料才對。來人說：戰事緊張很多都不記得了，有的犧牲了，有的現在被關起來的，被打倒見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們不愿意見我們的，沒辦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來訪者一起回憶他所在單位的領導，并認真幫助聯系，實在回憶不出來聯系不上的，就親自動手寫道：在我擔任什么什么干部負責的時候，沒有審查出他有什么問題等等。這就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冤假錯案。這一時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時間在他的辦公桌上，都堆積有2，30公分用復寫紙寫就的報告和證明材料，文革后聽說一共有好幾大紙箱子，說可能都在團中央檔案館或者是在中央檔案館，也可能幾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對那些造反派要他寫假材料假證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時，卻是一點不客氣一點不買賬的，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對罵。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來了一大幫帶著紅領章紅帽徽的解放軍沖進我們家，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一個個膀大腰圓，橫眉立目，他們毫不顧悸地破門而入，進了院子就旁若無人地大喊大叫：這是走資派黑幫分子胡耀邦的家嗎？我趕緊跑出來才知道，那是北京軍區體工大隊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籃球的，他們也不系扣子披著軍大衣，目中無人地橫著就進來了。推門就厲聲呵問耀邦書記：你老實交代，你跟賀龍是什么黑關系，他是怎么反對毛主席的？耀邦書記一開始還禮貌地讓他們請坐喝水，請他們好好談問題。結果這些解放軍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氣始終是大喊大叫，無理取鬧，于是耀邦書記索性也不理睬他們了，并投以鄙視的目光。這下那些造反派們被激怒了，拍著桌子大喊道：賀龍是土匪，到今天你還敢包庇他。耀邦書記終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賀龍同志是共產黨員，是共和國元帥。造反派們一怔，可能還從來沒有見過走資派竟然還跟還敢跟他們拍桌子對罵，說，江青同志都說賀龍是土匪，是軍閥，中央文革都給他定性了，你還膽敢說賀龍的好話，你就是十惡不赦的走資派。耀邦書記依然對他們的亂吼亂叫報以輕蔑的目光，這時一個造反派，拋出一個自認為是王炸的重磅炸彈，大喊：你別以為我們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楊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賀龍搞二月兵變，你敢抵賴嗎？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將軍，在1月份就已經被中央文革無端打倒，按當時的風氣，每個人都要劃清界限，都要摘清與被打倒人的關系。
造反派等著耀邦書記回答，沉默了難熬的感覺卻是漫長的幾分鐘后，耀邦書記平靜地但是嚴肅地問，你們了解你們的司令員嗎？你們了解賀龍元帥嗎？楊勇司令員出生入死，負了多少傷你們知道嗎？你們都認為楊司令不茍言笑樣子很兇，那是因為他面部受了槍傷，不能像常人那樣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們知道嗎？還給他們講賀龍元帥對八一南昌起義對我們人民軍隊的巨大貢獻，對革命戰爭的巨大貢獻。那些造反派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我們人民軍隊如云將星的傳奇經歷，加上耀邦書記出眾生動的演講口才，造反派們聽著聽著就聽入迷了，喊叫聲也聽不見了，等走的時候還一一握手，還說，耀邦同志，對不起啊，我們有空還來看你。
等他們走了之后我才敢進去，他說，你都聽到了。我說，我當然都聽到了，你們吵得那么兇都把我嚇壞了。他說，你沒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說，爸，你別跟這些造反派硬頂，他們可是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的。現在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都是打倒賀龍的，都說賀龍是土匪。這種情況下，你就說他一句是土匪也沒關系，我想沒有人會計較的，那樣你會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槍舌劍得勝之后，本來很放松地坐著，聽罷登的一下就站起來說：你這么沒有出息呀，我講的每一句話都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我說，現在誰還講歷史考驗，誰還在乎你真話假話呢，還是先保住命要緊，好漢不吃眼前虧。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賀龍打倒劉少奇，你救不了他，誰都救不了他們，誰還管什么歷史不歷史的。他說，這個不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最終在歷史上站得住腳，我不能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說八道，讓別人多少年后指著我的脊梁說我軟骨頭，我不能這樣，我覺得我們黨不會是這樣的。寫那些大字報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們黨最終絕不會這樣的，最終還是會實事求是的……多么純真，多么真誠的老爸呀！
來源：中城讀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