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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類不堪重負的，不過是思想牢籠中的破銅爛鐵
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君王與將相，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不得不大書特書；一旦放至思想史之中，他們便立即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可見“思想的牢籠”之外，還有更廣袤的思想。
這話什么意思呢？
維特根斯坦對哲學家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們對語言功能、詞語含義的偏食上。
他指出，傳統哲學家的主要問題，是將語言的眾多功能之一：“給事物下定義”，偏執地認定為語言的本質。
正是因為這種對語言功能的“偏食”，讓哲學研究脫離了日常和現實，變成了“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概念大廈”。
但其實，語言一旦回歸到特定的語境和問題脈絡中，其功能與含義就遠比哲學家們的想象，更豐富、更多元。
比如，一個在沙漠中迷路的人，對遠處的駱駝隊高聲大喊：水！——很明顯，語言在這里的功能是求救，而“水”的含義是：“我很渴，請給我水解渴”；
比如，有人看完一本書，在評分網站寫了一個“水”字，這便是調用了語言的批評功能，詞意也就成了：我認為這本書寫得很次；
除此之外，語言還可以用來編故事、讀故事、演戲、唱歌、猜謎、解一道應用算術題、感謝、謾罵、問候、祈禱......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的任何單個功能，都不直接等同于它的本質。要真正理解語言，必須“綜觀”它的各種功能和用法——既要看到其中的差異，又要看到其中的聯系，從而整體地把握語言的全貌。
維特根斯坦借此告訴我們：
能夠改變看特定事物時的面相，是擁有理解能力、并最終達成理解的原因，而關鍵就在于——“用不同的例子滋養思想”。
可以說，這既是避免“偏食癥”的最好辦法，也是人類在這個高度復雜、多元化的世界中，最不壞的一種思維方式。
現代人認知的四大問題
在《窮查理寶典》一書中，查理·芒格曾反復提醒他的讀者：
“手里有錘子，看什么都是釘子”。
他的意思是說，人對世界的想象，跳不出自己的思維框架。
框架越少，想象空間就越小。當頭腦里只剩下一種思考框架時，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拿著這一套框架，往所有的現象上生搬硬套。
所以，他一再強調，跨學科閱讀對思維糾偏的重要性——這和維特根斯坦對“綜觀”的重視，本質上如出一轍。
但是，越重要的東西，往往越反人性。
今天，無論是以知識為業者，還是普通大眾，都活在各自的偏狹中。
除了缺少“綜觀”的思維方式以外，我們還受到一種“隱形力量”的支配。
比如，很少有人意識到，在知識、思想與現實這三者之間，正在發生四種前所未有的割裂，整體上表現為共識破碎、價值對立、漠視現實，而具體到個人，則是一種新的無知：思維方式上的貧乏、單一。
◎ 知識與知識之間的割裂
美國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在《知識大融通》中曾講過一個笑話：一個生物學家和一個物理學家聊起“基因”，物理學家表示從沒聽過。隨后，物理學家口中的“弦論”，則被生物學家錯以為和小提琴有關。
這個笑話雖是虛構的，但卻很好地說明了如今三大學科間的分裂，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就眼下的新冠疫情而言，人文、社科、自然三派學者，不僅很難就觀點達成一致，甚至都無法理解對方的前提。
同一學科也是如此，比如生物學內部——搞基因的、搞細胞的、搞流行病學的，對新冠的解釋也在自說自話。
◎ 思想與思想之間的割裂
知識之間的割裂，或許可以通過查理·芒格所提倡的“跨學科閱讀”來彌補，而思想割裂的背后是價值觀的分野，因此更難彌合。
今天，面對同樣一個社會問題，不同領域的學者，往往只愿意基于自己的價值體系，作選擇性的判斷。
比如，在經濟學者眼中，無論什么問題，都是成本、收益問題；
在法律學者眼中，一切問題，都能解釋成法治建設問題；
而在政治學者眼中，無論看什么，都是制度完善的問題。
▲選擇有色眼鏡
◎ 知識與思想之間的割裂
一般而言，知識屬于事實判斷，奠定我們思考的真實性、可靠性；而思想則進一步對知識作價值判斷，決定我們思考的深度、高度。
以“現代公民”的標準看，知識代表最基本的常識，思想意味著獨立判斷，兩者缺一不可；而對知識分子來說，傳承知識、提煉思想，更是他們的本分。但回到現實中，知識與思想卻經常被以下兩種人所割裂：
比如，有一類看似“知識淵博”的學者，引經據典的功夫信手拈來，卻無法將知識內化為見識，更無法提煉出對人性、對社會、對文明的深刻見解；
更荒謬的是，“一年讀書不超過五本”、缺乏基本知識的“鍵盤俠”，張口卻是“東西方文明何去何從”、“中美文化優劣”等一系列需要扎實的背景知識，才能有效討論的思想問題。
◎ 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割裂
把思想與現實的割裂，體現得最淋漓盡致的，絕對要屬那些“何不食肉糜”式的磚家。他們最擅長站在思想與道德的制高點上，大談社會改革、制度優化，但只要再多問一句：如何將建議落地為現實？他們立馬就會顯出原形；
還有很多“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飽讀各類古奧的學術著作，頭腦中充滿了各種“理念”、“思想”，但如果向他們請教，對某個具體的社會事件應該怎么看？這時多半會發現，他們脫口而出的只有“應該如何如何”，對于事件的現實語境、兩難處境，則基本屬于“睜眼瞎”。
以前，我們說一個人無知、愚蠢，默認的是知識、經驗上的無知；
但這個說法應該要“與時俱進”了，畢竟現在更深刻、隱蔽的無知，其實是思維方式上的貧乏、單一。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以上四種割裂，讓求知、思考變成了“迷宮”，誰也吃不準哪條路能通往出口，結果也就只能“一條道走到黑”。
▲很多人看似在前進，其實是在自己的思維里轉圈
著名學者周濂認為，跳出“迷宮”的唯一辦法，是站在“思想的高墻”上“鳥瞰”全景，看清哪里是死路，哪里是出口。
問題在于，一座能夠讓人登高望遠的“高墻”，在當今這個時代，需要滿足的條件非常苛刻：
它必須既橫向打通所有知識之間的堅固壁壘，又“鳥瞰”人類的全部歷史。也就是說，無論是對學科，還是人類史而言，它都是隱藏在背后的“主角”。
很顯然，能夠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學科寥寥無幾，只有“思想史”才能勝任。
對思想和思想史的五大誤解
思想太抽象，因此它的重要性不易被看見，但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的“第一因”，卻非它莫屬。
無論我們將文明史上哪個歷史事件、智力成果拿出來，只要不斷抽象、不斷向上追溯，最終都不得不在某個思想面前停步。
無論王朝政治、軍事史，還是人類眾多學科的發展史，思想始終是那個隱藏在背后的“最終解”。
也正因思想的源流太深，立足點太高，人類對它的把握，常常很吃力；而思想史，又漫長到足以滋生各種誤解。
因此，具體就對思想，以及對思想史的定義而言，最少有五個似是而非的觀點，至今仍占據著我們的頭腦：
◎ 誤解1：把思想等同于觀點
思想經常被混同為觀點，但其實兩者之間的差異，有如云泥之別：
·觀點極為短命、易逝，而思想歷經時間考驗：
比如公眾輿論對同一事件的觀點經常“反轉”，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正義的思想辯論，歷經2000多年，卻至今不衰。
·觀點以“點狀”呈現，經常自相矛盾，而思想是自洽的信念之網：
比如，有人一邊接受“科學觀點”，一邊又燒香拜佛，且對自己的“雙標”不能察覺——因為觀點只是“點”，不連成線和面，就不能被梳理；
而思想是系統、自洽的信念之網，一個接受科學思想的人便同時接受了邏輯、實證、概率等一系列思維方式與方法論，他的行為必然自洽而統一。
·觀點的異同只是表象，思想的異同才是本質：
比如，魯迅與胡適，兩者在很多觀點上南轅北撤，可對學生、對學問的態度，卻都是儒家思想體系里的君子；同樣是反納粹，英美這樣的民主國家，和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其思想立足點卻幾乎完全敵對。
以上三種現象說明，在思想之網上，觀點只是微乎其微的節點，不連成線和面，就很難準確、全面地認識人與世界。
▲很多時候眼睛看到的，只是我們想看到的
◎ 誤解2：把思想等同于思維
這個看法也很有市場，但其實：
·思維是人在思考時，憑借的“認知形式”，而思想本身即內容。比如抽象思維、形象思維，本身沒有內容，使用它們思考具體的對象時，才會映射出內容，而自由主義的思想，本身即包含“自由”的內容。
·思維本身是個過程，因此沒有價值傾向，而思想是高度濃縮的結論，包含了人的價值判斷，比如市場經濟思想，一定更認可市場的力量。
·思維是一種腦神經活動，不能脫離肉身存在，且不可復制。而思想作為“模因”，可以暫存于信息載體中，等到“時機成熟”再批量“入侵”人腦。
◎ 誤解3：認為思想中立，不分高低優劣
準確地說，只有事實判斷，才不分高低優劣，而思想作為一種凝結了人類道德、倫理的價值判斷，必然有好壞之別。
比如“極權主義”、“納粹主義”這一類思想，明白無誤地指向了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對“低等民族”的屠殺，因此其倫理上必然邪惡。
對思想的定義，尚且有如此多的誤解，對整個思想史的誤解，便可想而知了。限于篇幅，這里僅例舉其中最根深蒂固的兩種：
◎ 誤解4：將單一時代史，等同于思想史
思想史上，最“聲名遠播”的兩個時代，一是軸心時代，二是從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結束這400多年。
這兩個時代，集中誕生了一批影響至今的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宗教先知。因此，公眾很容易將他們生活的時代，等同于思想史。
但其實，無論軸心時代、文藝復興時期，還是啟蒙時代，都只是人類思想的“子集”，思想史的全部篇幅，更為波瀾壯闊。
◎ 誤解5：將單一學科史、地區思想史，等同于思想史
思想史，還經常被拿來與下面這些作品畫等號：
比如政治、哲學、經濟等單一學科思想史；或以地區、國別分類的中國、日本、西方思想史等等。
但這類作品，最多只能算“半成品”：
它們要么視角過于單一，缺乏對整個人類思想史的“綜觀”，要么經常脫離現實，空談思想。
總之，通過以上總結不難發現，我們對思想、對思想史的認識，充斥著一系列嚴重的誤解和窄化。
▲很多誤解都來自“思想的牢籠”
以上五種誤解、四種割裂的產生，總結起來，有三個主要原因：
1.工業革命后的知識大爆炸、學科大分工，使得通識閱讀需要橫跨幾十類學科，成為一個有文化教養的人，往往需要窮盡一生；
2.思想史是一面縱橫交錯的巨網，而學習趨勢卻向碎片化演變。人們頭腦中“點狀知識”增多了，但卻無法連接成線與面，誤解、割裂因此很難避免。
3.思想很抽象，且歷史漫長，理解起來不易，但卻總有“魔鬼”，濫用思想，甚至將思想包裝在高尚的名義下，讓誤解加劇。
這三點，最終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原因：由于缺乏對思想、對思想史的“綜觀”，而陷入了一座座無形的、思想的“牢籠”。
吊詭的是，盡管解決方案一直很清晰：寫出一部用思想統攝所有學科與歷史的“思想史”。
但是，在天才輩出的現代社會里，卻至今沒有出現這樣一部著作，原因就在于，其誕生條件非常之苛刻。
▌破解四種割裂與五大誤解的三個條件
要寫出一部能夠破除五大誤解、彌合四大割裂的思想史著作，現代的史學觀念與方法論、當代的問題意識、天才的作者，這三者缺一不可。
◎ 條件一：歷史學必須走出傳統史學的桎梏，為現代思想史的出現奠定觀念和研究工具的基礎
任何歷史研究，都受制于史學的進展。尤其是一本統攝人類所有歷史與學科的思想史，其研究進路，必然仰賴于對應的史學觀念與方法。
首先是19世紀中后期，蘭克史學對史料、文獻之真偽的重視，歷史考證由此興起，史學進入“客觀紀元”。
更重要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所掀起的一場史學革命——這一學派主張，歷史不是政治、軍事史，而是社會的“總體史”，歷史學應該將人文、社會，甚至自然這三大學科融為一體。
由此，歷史學研究的主體，從王侯將相、政治軍事，擴展至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治史方法、研究工具也不斷革新、完善，為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史寫作，奠定了觀念以及方法論的基礎。
▲任何創造都受限于時間
◎ 條件二：作者必須立足當下社會，對影響人類最深遠的20世紀，有深刻的反思
盡管20世紀之前的歷史絕不平淡，甚至可以說波瀾壯闊，但在“大事件”與“大事件”中間，往往隔著成百上千年的平靜歲月。
就事件發生的密度、烈度而言，20世紀是個極其鮮明的分水嶺。人類歷史走至此，像被上帝突然按下“倍速鍵”，僅百年的時間里，密集地塞入了烈度相當于此前所有歷史總和的一系列大事件：
1914年，第一次出現裹挾整個世界的戰爭；
1918年，第一次爆發全球性的大流感；
1928年，第一次掌握對抗微生物的能力；
1929年，第一次出現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1945年，第一次擁有毀滅全人類的核武器；
1962年，第一次出現全球網絡的概念；
1969年，第一次登錄地球之外的星球；
1996年，第一次掌握克隆生物的上帝能力......
這一系列重大的技術、秩序變革背后，還隱藏著人類幾千年來，最嚴重的一場精神危機：
·人類精神總體性的分裂，與諸神之間的戰爭
在20世紀之前，人類精神最重要的三個領域：“真” “善” “美”，一直被視作一個和諧的整體。
人們相信，發現了真相，便能確立倫理道德的標準，以此分辨對錯、定義美丑——而基督教提供了一整個關于宇宙的終極真相，人類的善惡美丑因此統一，生存的意義也由此而來。
但20世紀在物理學、進化論、心理學上的大發展，徹底裂解了宗教的根基，上帝為人類提供的終極圖景被拋棄。
▲“旅行者1號”在64億公里外拍下的照片，圖中白點為地球
通過科學，人類陡然意識到，“真”是事實判斷，“善”和“美”是價值判斷，而所有的價值判斷，都依賴某種前提預設——這種預設科學無法證明。
因此，盡管20世紀的科學，在“求真”上一路向前，但對何為善、何為美，人類卻陷入了嚴重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這被大哲學家哈貝馬斯視作“人類精神總體性的分裂”。
更糟糕的是，“上帝死后”，世界只剩下了物理學意義上的因果規律，不再蘊含終極價值，人類必須自己回答，生存的價值究竟是什么。
由于缺乏統一的看法，人類在終極價值的選擇上，呈現出一種多元、撕裂的局面，且很難通過溝通、論辯來彌合。
可以說，人類殺死了一個神，又在人間立了無數的神。這種終極價值、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被馬克思·韋伯稱之為“諸神之間無窮無盡的戰爭”。
因此，20世紀的任何變革，最終都會通過終極價值的分裂這一“放大器”，引發更多激烈的沖突，將沖擊擴散至全人類。
比如俄國十月革命所確立的價值體系，在短短幾十年間，催生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原子彈的誕生，并在古巴導彈危機中，裹挾了全人類的命運。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20世紀出現的眾多思想、制度、技術，很可能已經將人類的歷史分為了上、下半場。在21世紀，乃至更久遠的未來，我們仍將被20世紀這100年的驚人變量所塑造——因此，它的思想遺產、災難教訓，必須被我們一再拿來出審視、反思。
當然，這也意味著，為思想史立傳的重任，必須也只能由一位生活在當代的學者來完成，而人類歷史上那些罕見的天才、通才，如狄德羅、康德，因為出生于20世紀之前，未能看見這100年驚人地展開，因此即便他們的著作保羅萬象，也很難稱之為現代意義上的思想史。
◎ 條件三：一位洞察深刻、知識廣博、語言精彩的天才作者
除了以上兩點以外，思想史的寫作，還仰賴天才型的學者：他必須同時具備跨學科的知識、不俗的敘事技巧，以及必不可少的洞察力。
首先，因為思想太抽象，看不見摸不著。在寫作思想史時，作者無時無刻都要面對一個難題：如何將“描述事實”的史料，提煉成有價值的思想——這無疑非常考驗作者對史料的闡釋能力。
比如，史書上對人類使用石器的記載，更多是它如何用來捕獵、搗碎食物等事實描述，但是在人類250萬年的思想歷程中，如何賦予石器一個位置和意義，卻需要作者站在更高的層面思考。
其次，思想史的內在邏輯，縱橫交織、極為復雜。要在千頭萬緒、相互勾連中，梳理出一條前后連貫的脈絡，作者必須有極為廣博的知識做支撐，才可能做出“不失之偏頗”的判斷。
比如互聯網的出現，其背后的思想脈絡既和技術進步有關，又和政治軍事的需求有關，同時還離不開學術的、商業的推動——其中任何一個角度都不等同于技術這一事實層面的互聯網，作者對此必須“綜觀”。
此外，抽象的思想、漫長的思想史，極易寫成枯燥的學術考究，而“知識融通”卻是個普遍的社會需求。因此，一位天才的思想史作者，還必須具備“化腐朽為神奇”的語言組織能力。
今天，“現代史學的觀念與研究工具”、“當代的問題意識與視野”已然具備，而補上“天才作者”這最后一塊拼圖的，是一位橫跨人類所有知識領域，并將它們融匯貫通的思想史大家——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聞名于西方世界的彼得·沃森。
在20世紀眾多博學的天才中，彼得·沃森的個人天賦、能力，幾乎是專門為思想史的寫作而量身打造——無論是跨學科的知識廣度、對思想史的思考深度，還是謀篇布局的精彩程度。可以說，思想史雖然不等于彼得.沃森，但沃森注定是為思想史而生。
這當然和他的履歷不無關系：他曾同時為《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西方主流媒體撰寫思想專欄，又在劍橋大學鉆研思想史，而這兩份工作都為他對話不同學科的頂尖學者，大開“方便之門”。
這三種經歷分開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沒什么稀奇，但沃森卻把這三者的底層能力全部融為一體，并在思想史的寫作中發揮到了極致：
·為媒體撰寫思想專欄，沃森充當的是前沿思想與普通大眾中間的“轉譯者”——千萬別小瞧這一身份，要把最抽象的思想寫得深入淺出，作者自己首先要把思想吃透，絲毫沒有借學術語言“裝神弄鬼”的機會；
其次，這種謀篇布局的語言組織能力和敘事技巧，在學術作品中本身就很罕見，而沃森正是憑借這種能力，讓他的“大部頭”作品——《思想史》，能夠在這個“知識通脹”、“閱讀碎片化”的時代，成為讀者心中愿意一讀再讀的“硬通貨”。
·當然，思想史不是通俗小說，再怎么謀篇布局，也包裝不出深刻的思想。沃森除了高超的敘事技巧以外，研究水準也同樣一流：
在曾經培養出阿克頓勛爵、李約瑟、史景遷等眾多頂尖歷史學家的劍橋大學，沃森扎實地做了幾十年的研究。他帶著對思想史的問題意識，一邊不斷深入史料，一邊驗證自己的思考；與頂尖歷史同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讓他的研究方法、學術視野不斷優化、擴展。
這樣幾十年的功夫下來，沃森對思想史的思考之深入、研究水準之高，已經無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沃森還經常和來自不同學科的頂尖學者，保持跨學科的交流與碰撞，這并不僅僅只是錦上添花——對于思想史研究來說，廣博的思想體系同樣不可或缺，但這些思想卻并不總是來自書本：
一方面，很多前沿思想對于學者個人來說，還在思考階段，并未付梓出版；同時，面對面的談話，往往更能激發思考——沃森那些顛覆了學界共識的洞見，除了他經年累月的沉淀以外，和這樣思想的碰撞也不無關系。
正因以上種種原因，造就了一個獨特的現象：
沃森在作品還未成形時，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思想史權威，而當他正式開始《思想史》的寫作時，他也成了唯一能夠駕馭這一領域的學者。
▌真正的思想史：“綜觀”人類智力的全貌
在沃森之前，人類所有關于思想史的著作，都嚴重地“偏食”。人文、社科、自然以及內部的分支學科，無論是在思想的定義，還是在對思想史的寫作上，都各執一詞，所有的偏狹、分裂、誤解，也全都因此而起。
因此，要真正理解思想、理解思想史，仍需回到維特根斯坦所強調的“綜觀”——用全局視野“鳥瞰”思想在長時段歷史中、在各個學科中的不同用法，如此才能彌合分裂、消融誤解，而彼得·沃森的《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思想史：從弗洛伊德到互聯網》，也正是在這一嚴格的意義上，成為人類第一部真正的、整全的思想史。
在這部巨著中，人類思想史的縱軸，第一次被擴展至25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并一路向下延伸至20世紀至今，而橫軸更是打通了人類的所有學科。
沃森將人類智力史的全貌在書中一網打盡，不含糊、不省略、不跳過，不僅結束了此前混亂、割裂、充滿誤解的思想局面，還讓讀者在“綜觀”思想全貌時，真正實現“知識大融通”。
因此，他被西方知識界廣泛地贊譽為“思想英雄”，而他的這套恢弘巨著，更被視作“知識分子們的夢想”。
這套《思想史》在引入中國后，豆瓣評分一直高居9.0，多位讀者留言說，這本書的“深度與廣度令人震撼”，不僅融合了人類所有的重要思想，且絕不是維基百科式的科普，而是不斷將思考推至極限。
最為讀者稱道的是，這本書不僅兼具深度與廣度，甚至還有極強的可讀性、趣味性，有讀者評價說，他是“一口氣讀完”。
能收獲這樣的好評，不僅和沃森早年的公共寫作經歷有關，也應該歸功于他獨特的謀篇布局與治史方法：
◎ 大視野與大融通：三條主線串起250萬年的思想進程
以往學界治思想史的慣例，莫不都是“小切口”，比如學科思想史、地區思想史等等，即便是通史，視野至多也不過上萬年，而沃森的《思想史》，卻同時彌補了這兩個缺陷，做到了“大視野”與“大融通”：
首先，沃森將思想進程的視野，拉升至250萬年的尺度。在這幅人類歷史的全景圖中，沃森重估了一切歷史事件的價值：
·在以往的史書中，秦始皇、拿破侖這樣的“千古一帝”，往往會被大書特書，而在沃森百萬年尺度的遠眺之下，再偉大的君主、帝王，也不過是歷史的細枝末節，根本不值一提。
而以往最多只占兩行篇幅的“火的使用”，不僅被沃森列為人類早期歷史中的“決定性時刻”，也是他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寫作的起點——原因就在于，由于對火的熟練使用，讓人類汲取食物營養的效率大大提高，大腦由此快速進化，奠定了人類此后上百萬年的智力發展；
·“靈魂”這一概念，在非宗教敘事的歷史中，幾乎直接被忽略，但這是沃森眼中真正的“大事件”，因為它標志著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進入全新的階段。
還有諸如歐洲率先開啟的現代化、科學實驗第一次進入人類的視野等等。可以說，沃森筆下的歷史，顯現出了一種“大歷史”的結構。
在這樣視野下，讀者過去的既定史觀，或被極大地拓展了邊界，或被顛覆重組；而各個學科在歷史細節上的觀點分歧，也被定紛止爭、重新彌合。
其次，沃森將千頭萬緒、縱橫交織的人類智力史，收斂為靈魂、歐洲、實驗三條清晰的主線。
歷史與學科，就在這三條線上不斷交叉、融合，構成了一面“融通知識”的巨網。讀這套書，相當于同時汲取人文、社會、自然等所有學科的思想精華，在學習效率上，以一抵十。
順著書中的主線，讀者頭腦中零散的知識，也被條分縷析地歸入線和面，獲得歷史語境、背景聯系，由此“偏食”、割裂、誤解，也在“綜觀”中被一一消融，讀者不知不覺便完成了一次思維上的升級、認識上的飛躍。
◎ 一張20世紀的“思想全景圖”：我們何以走至今天，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20世紀是人類史上極特殊的一個時期：這100年間，天才與魔鬼共舞，希望與毀滅共存，尤其是大事件發生的密度、烈度，價值觀、意識形態的撕裂程度，遠超過此前所有時代之和。
如果說，人類社會是一艘海上的巨輪，那么20世紀這短短100間掀起的“巨浪”，直到今天仍在決定著這艘巨輪的航向——這也是沃森用整個下半冊的篇幅，來書寫20世紀的原因所在：
因為在一系列觀念、技術、制度上，人類社會的這艘“巨輪”，至今仍行駛在20世紀的“浪濤”之上，能否深刻地理解20世紀，不僅決定了我們對航向的把握，更為重要的是，這艘船的“噸位”——它所荷載的重量，已經無法承受第三次“側翻”，人類必須不斷回望、審視20世紀，避免重蹈覆轍。
就這一點而言，沃森的《思想史》，更像是一張20世紀的“思想全景圖”，把人類這100年來在智力上的冒險成果、災難教訓，通過內在的邏輯關系像鏈條一樣“鎖扣”起來。
讀這本書，思想上的熏陶、智識上的鍛煉還僅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通過思想這一“中介”，看見20世紀種種分裂、災難背后的內在聯系，以及那些被當下視作理所應當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是如何把人類推至今天的世界，又將把人類帶往何處。
◎ 書中的新材料、新視角、新觀點，不斷顛覆以往的認知
在整個思想史的寫作中，沃森還使用了大量的新史料，采用了很多被以往學者忽視的歷史細節。其視角、觀點，一出手就顛覆了以往的眾多成見，無論是對有志于學術者，還是關心文明進展的讀者，都是一場思想的盛宴：
·西方幾千年的共識：“全部的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注腳”——被沃森顛覆。他的論證顯示，對人類的進步來說，亞里士多德遠比柏拉圖重要。
·歷史教科書長期認為，墓葬、火、工具的標準化，只是歷史的一小步，而沃森將它們放至“人類早期最重要的三個思想”這一位置。
·對于弗洛伊德、拜倫等等一系列有思想影響力的人物，沃森用正史中不為人知的細節，還原了他們的個性，也戳破了他們的虛偽之處；對于那些長期被濫用、誤解的思想，如進化論、浪漫主義，他更是一一正本清源。
可以說，沃森的這套書，不僅彌合了學科之間的四大撕裂、破解了對思想、思想史的五大誤解，還用眾多原創性的洞察、視角，將思想史這一剛剛誕生的學科，推向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學科分工、知識膨脹不可逆的時代，從抵御思維偏見、告別“思想的牢籠”、“綜觀”人類智力史的角度來看，無論讀過多少單一的學科史、國別史，都難以替代《思想史》在“知識大融通”上的價值。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每個有追求、有思想的現代讀書人，書房里都應該有這樣一套，展現了人類非凡智識與求知之心的恢弘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