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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708次發布時間 : 2022-12-16鄧小平誕辰118周年:搖蕩的鐘擺,極簡改革開放史


搖蕩的鐘擺極簡改革開放史

文 、編:先知書店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會后,中國開啟了一系列重大變革,由此“鄧小平時代”正式拉開了序幕。

鄧小平與他的“鄧小平時代”對每一個中國人乃至全人類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讓我們重回現場,撥開歷史的迷霧。

改革開放前夜:掙脫歷史的枷鎖


▲南京化工大學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1978.5)


1978年,中國走出極端年代已經兩年,社會秩序逐步恢復。


然而,多年激進運動造成的后果觸目驚心:經濟崩潰、民生凋敝,人均GDP僅225美元;大批政治運動的受害者飽受冤屈和歧視,無權參與社會生活;“階級斗爭”“計劃思維”“兩個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業停滯不前……


中國仍然被束縛在歷史的枷鎖中。

▌逃港潮: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1978年,廣東省農民人均收入僅77.4元人民幣 ,而一河之隔的香港農民卻有1.3萬元港幣。為了“吃上飽飯”,當年就有7千多人冒險越過邊境,從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僅寶安縣就有300多干部出逃。大規模的逃港潮,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村改革的艱難突破



▲鳳陽小崗村的“生死狀”(國家博物館 )



▲想吃米,找萬里



萬里、鄧小平等人克服重重困難,為其正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于回避了土地所有權等“姓資姓社”的問題,農民的積極性被調動。短短幾年內,中國的糧食、棉花產量躍居世界第一。

▌思想解放: 打破觀念的枷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了關于真理問題的大討論,“兩個凡是”的主張遭受廣泛質疑,破除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以實踐來檢驗真理的實用主義思潮逐漸占據上風。


1978年10月,鄧小平提出:中國經濟必須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先進技術。

▌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被正式確立為基本國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陳云和鄧小平(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家庭聯產承包作為農村的基本制度,以市場機制發展解放城市生產力;設立經濟特區,積極發展與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采用世界先進技術……


自此,“改革”和“開放”被正式確立為基本國策。

▌中美建交:走向開放的關鍵一步



三中全會剛結束的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立即訪問美國。時任社科院副院長在飛機上問他:“我們為什么要這么重視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答“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中國以變革、開放的姿態贏得了世界信任和尊重。除了資本、技術和商品的涌入,西方的制度、思想和文化,也為國人帶來新的啟示。

▌糾正歷史錯誤,彰顯改革決心


· 撥亂反正與知青回城



▲云南知青事件


1979年初,各地爆發激烈的知青請愿事件。長達25年的時間里,知青們在農村飽嘗艱辛、錯過發展機會,改革啟動后,他們極力要求回城。1980年開始,一千多萬知青陸續回城,并獲得工齡補償。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十年浩劫的錯誤和責任做了明確的評判,同時決定對300多萬件冤假錯案平反,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受牽連者,終于擺脫了受歧視的地位,獲得了平等升學、就業的機會。


· 對制度與文化的反思



▲鄧小平接受法拉奇專訪


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采訪時,從傳統政治文化影響的角度,深刻反思了政治體制的弊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


鄧小平說:“我們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發生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極有可能重新出現。”

改革開放的80年代


▲“最接近諾獎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左二)平反后在武漢大學


當歷史翻開新的篇章,人們迫切想要追回失去的光陰。長期遭受貧困和動蕩折磨的中國人,改革的新鮮空氣,讓他們身上的冒險和創造精神如脫韁野馬;受盡風霜的知識精英,長期積聚的噴薄力量,終于轉化為變革的勢能。

▌ “我們真是窮怕了”



▲與香港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


鄧小平曾說:“中國人窮了幾千年,窮怕了!” 然而,貧窮不是因為資源匱乏,更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夠聰明、勤奮和冒險,而是這些精神長期被束縛在制度和文化的藩籬中。因此,經濟改革最簡單的邏輯,就是如何突破計劃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桎梏,盡快解決溫飽問題。

· 底層突破,頂層確認,再轉為政策


“傻子瓜子”創辦人年廣九,因雇傭超過100人,合資經營等問題被當作“資本家復辟”;


1982年,因政府一則“緊急通知”,八位溫州企業家變成了“投機倒把罪犯”,史稱“八大王事件”……




最后因袁芳烈等人干涉,他們才得以脫身,陳朽的政策法律,也被修改或廢除。鄉鎮企業、個體戶、國營企業改制,無不如此。


· 頂層設計,單點突破,再以點帶面


為減小改革阻力,中央決定在偏遠的沿海地區建立經濟特區,進行試點。在深圳,市場化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資本和勞動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側目。






1982年,特區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經推出,引發“姓資姓社”的軒然大波。直到1984年鄧小平親自肯定,爭議才得以平息。該口號被譽為“改開時期知名度最高、影響力最大的口號”,標志著“競爭、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財富的精神”再度興起,并深深扎根于民眾的心中。


深圳的成功,輻射到珠江三角洲地區,并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張名片。

▌讀書無禁區,思想無禁區




1979年春,持續20多年的書禁初開,《讀書》雜志的發刊詞《讀書無禁區》,仿佛一粒石子,在沉悶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瀾。從此,“讀書無禁區”成為新啟蒙時代最具標志性的口號,崇尚文化、汲取知識成了那個年代的潮流。


“新啟蒙的1980年代”,也因此與“百家爭鳴的春秋”、“中西合流的民國”,并稱為中國思想最活躍、文化最繁榮的三大時代。

▌西學東漸:觸碰人類思想的邊界 


80年代起,官方和民間共同發起大規模的翻譯運動。出現了“思想熱”“文化熱”的盛況。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譯叢”:商務印書館出版,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的學術翻譯奇跡。


迄今,該叢書共譯介700種,共826冊人類思想經典書籍。時任總編陳原說:這些著作提供了一種可能——讓人們接觸到迄今為止人類已經到達過的精神世界。(1982《人民日報》)


2018年,商務印書館首次推出該叢書精裝典藏版。這既是向改革開放致敬,也是這幾十年來,我們收獲的一筆最大的精神財富。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由甘陽、劉小楓、趙越勝、徐友漁等人主編,譯介了馬克思·韋伯等20世紀西方人文經典,成為此后各學科的必讀經典。


▲(左起)甘陽、劉小楓、徐友漁、趙越勝


“走向未來”叢書:由金觀濤主編,致力于“為年輕一代介紹在科學、人文領域的最新發展”,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新思潮普及叢書。編委會集中了官方到民間的一批知識精英,代表了80年代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成果。


▲(左起)劉青峰與金觀濤、丁學良、朱嘉明


除了“西學東漸”的三套叢書,由湯一介、杜維明、李澤厚等學者發起的中國文化書院,旨在復興被嚴重破壞的中國傳統文化,成果頗豐。

▌被遺忘的珞珈山奇跡



▲大學之大,在于大師


1980年代的學術風氣自由、開放、活躍。


在那個短暫、激越的時代,劉道玉的武漢大學、羅征啟的深圳大學,銳意革新,成果最為輝煌,引發世界震動。


劉道玉被稱為“武漢大學的蔡元培”,武大所取得成就被譽為“珞珈山奇跡”。他們開創性的改革措施被爭相模仿,有的被沿用至今。從武漢大學走出的楊小凱、鄒恒甫、易中天、野夫、田源、陳東升、毛振華、雷軍等青年才俊,成為后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軍人物或中堅力量。

▌莫干山會議:青年改革派嶄露頭角




當改革由農村推進到中心城市,從理論到現實,分歧和沖突越來越多。


1984年9月,“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浙江莫干山召開。以中青年為主,來自政商學界共300多人,圍繞價格、外貿、金融、城市化等經濟議題展開激烈爭論,形成朝野共商、左右派和平對話的空前盛況。


除了“朱黃翁王”等“改革四君子”外,馮侖、華生、李劍閣、樓繼偉、田源、韋森、張維迎、周其仁、周小川等人都曾深度參與其中。會議結束后,一大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直接進入政府體改部門,成為日后改革派的重要力量。


據參會者回憶,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使得討論和爭論晝夜不休,以致會議結束時,竟有一大半人病倒了——這正是那個年代的改革畫卷——為了讓被耽擱太久的祖國盡快改變,一代青年精英們,將自己的才華和家國情懷融而為一,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




然而,政治是一門殘酷的學問,社會有自身演變的規律和節奏,絕不會因為人們的美好愿望和迫切要求而改變——80年代后期的歷史,再次驗證了這個基本常識。

▌價格闖關失敗,改革受挫


1984年5月,為使計劃經濟平穩過渡到市場經濟,國務院出臺“價格雙軌制”的改革規定:同一商品的價格,在計劃指標內實行固定價格,計劃指標外由市場自由調節。


這一舉措使市場機制逐漸確立,也帶來諸多副作用。重要的生產資料都被管控,計劃內的價格遠低于市場價格,于是不法分子倒賣物資賺取差價,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破壞企業公平競爭。


1984年末,中國經濟增速過快、信貸發放猛增,物價高漲。而計劃管控、價格雙軌造成的失控,導致人們對改革抱怨和失望。為解決困局,政府決定,“測算出未來價格的走勢,爭取在兩三年內將價格一步漲到位,實現市場自由調節”。




▲88年搶購潮


然而,靠人的理性能力設計未來、改造未來的試驗,很少有成功的案例。1988年初,物價依然暴漲不止,CPI指數飆升至28.4%,全國范圍爆發了擠兌、搶購狂潮。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很快傳遞到校園,傳導到政治領域……

經濟社會巨變的三十年


▌90年代初的艱難突破


改革受挫,開放也受到限制。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帶頭對中國實施制裁。中國出口下降、市場疲軟、生產萎縮,1990年GDP增長僅2.4%。在鄧小平的斡旋下,日本率先結束封鎖,向中國無償援助50億日元,又持續提供大量醫療、技術支持。



▲90年的“治理整頓”使個體戶銳減360萬


1991年底,各國陸續解除貿易封鎖,中國經濟重新恢復10%以上的增長。然而,蘇東政治劇變引發國內對改革的疑慮,左的聲音再度響起。滬深股票市場開局時,就曾引發激烈爭論——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面臨夭折的風險。

▌九二南方談話:誰不改革誰下臺!






1992年初,鄧小平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視察南方多個城市,展示深化改革的決心:“我們真的窮怕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爭論姓資姓社;改革要大膽一些,經濟發展要保持一定速度;誰不改革誰下臺!”當年的改革宣言,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在當年的十四大報告中,領導人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姓資姓社”的爭論終歸沉寂。

▌“下海潮”:私營經濟的勃發



▲馮侖、易小迪、王功權和潘石屹


南方談話后,海內外慢慢又恢復了對改革的信心,大量的外資和新技術涌入中國,體制內精英爭相下海經商。中關村的新技術產業、溫州的個人企業、廣東的外向型企業,成為民企翹楚。


隨著私營經濟對就業、GDP貢獻率的飛速提升,人們對私企的認識逐步深入。十五大報告中,私營經濟終于被確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由開放締造文明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但他的時代卻并未就此結束……人們關注歷史,研究歷史,不外乎尋找真相、發現真理,并汲取經驗教訓,警示現實。對于鄧小平時代,同樣如此。如何解釋鄧小平時代取得的經濟奇跡,又如何解決存在的問題?先知書店編輯們,從參與或長期研究改革開放的學者作品中,發現下面的洞見,或可作為這一時代的總結和啟示:


決定改革成敗的兩大關鍵因素:理念與領導力。正確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推動改革前行;錯誤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導致壞的結果。

●落后國家模仿先進國家的空間很大,這種做法或許在短期內會帶來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隱患。要獲得后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在考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的。


●市場經濟制度再造了中國。經濟改革始終是主線。經濟改革大膽突破,政治改革慎之又慎,當后者的吁求高漲,可能引發動蕩的時候,不惜放緩甚至暫停,以保障經濟發展順利進行。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看懂鄧小平時代背后的涌動暗流,既能了解種種社會思潮,更是一把洞悉當下的鑰匙。為此,先知書店誠薦傅高義十年心血的結晶《鄧小平時代》:


◎這本書不是給鄧小平一個人,而是給時代立傳


“真正值得大寫特寫的是1978年”。中間1969到1978這十年,作者只寫了10萬字,然后他把50萬字放在改革開放以后。 因此,這本書的著眼點不僅僅是鄧小平個人,更把重心放在對一個時代的考察和研究上,是在為這個對中國人影響最最深遠的時代立傳。 正如本書的出版者所說,《鄧小平時代》“能夠告訴讀者中國發展道路從哪里來,向何處去。”




◎傅高義:“傳世兩個字,是我寫這本書的野心” 《鄧小平時代》堪稱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由于種種限制,中文世界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傅高義幾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資格寫鄧小平的學者。 傅高義得天獨厚地采訪了包括鄧小平家屬、身邊干部在內的眾多歷史親歷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這一切都使該書具有獨特的歷史成因,其價值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難以被超越。 傅高義曾半開玩笑的說假如鄧小平還在世,他也會向鄧小平承認,不管他的書存在什么問題,但還是努力按照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的教導做的。


這本書的中文版,從最初的港版繁體到中文簡體,都因話題宏大、題材特殊而一度洛陽紙貴,頻頻斷貨。近些年,每逢鄧小平時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關鍵節點,包括中美關系、港澳臺問題,這本書更是頻頻被推薦,這不僅因為本書所披露的大量細節所蘊含的史料價值,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依然身處鄧小平時代的延長線上,而未來,無論“鄧小平時代”是繼續,或出現轉折,本書都無法繞開、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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