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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有什么意義呢？”
在一次演講中，收到聽眾席上的一位學生舉手提問后，史蒂芬·平克稍加思索，給出了一個精彩而深刻的回答：
“當你問出這個問題時，你是在為你的信念尋找理由，也就是力圖用理性的方法，來發現和證明那些對你來說重要的東西?！?/span>
“當我們對他人的處境產生同情，并運用聰明才智去改善人類狀況時，我們就能夠取得進步，而你可以提供幫助，使這種進步持續下去?！?/span>
正是因為倡導這種“樂觀的科學主義”，史蒂芬·平克在當代思想家中備受矚目。
他給予“知識”和“理性”至高的地位，啟發了著名企業家比爾·蓋茨、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等一眾關鍵人物。
在最新著作《理性》中，平克進一步給出了“樂觀”的根本理由：理性不僅是一種認知美德，也是一種道德美德。
這本書不僅為詮釋“理性”搭建了一個精巧的結構，揭開理性為何如此稀缺的奧秘，還匯集了博弈論、統計學、貝葉斯推理等克服思維障礙的理性工具。博學、有趣、明晰、實用，這部佳作最大的教益在于，理性的妙用，恰恰是可以審視自身——
理性應該是引領我們思考和行動的重要原則，它幾乎是關于“生存、投資、成長”等問題的核心答案。
在21世紀的今天，即便可以用來推理的信息極為豐富，但假新聞、江湖郎中伎倆、陰謀論和“后真相”仍無處不在。
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犯錯，憑借直覺和經驗作出判斷，而陷入思維陷阱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認知偏差是對基礎比率的忽視。平克引用了一個典型案例來說明：
在一個深夜，某個城市發生了一起出租汽車肇事逃逸事故。這個城市有兩家出租車公司：綠色出租車公司擁有全市85%的出租車，藍色出租車公司擁有全市15%的出租車。這些是基礎比率，也就是先驗概率。
一位目擊者說，他看到那輛肇事出租車是藍色的，測試表明他在夜間識別顏色的準確率為80%，這是數據的或然率。發生事故的出租車是藍色的概率有多大呢？
根據數學運算，當目擊者說出租車是藍色時且它確實是藍色的概率是0.41，而被試的答案中位數是0.80。
被試把或然率數據看得太重，淡化了基礎比率的作用，以至于得出和正確答案相差近2倍的判斷。
對基礎比率的忽視，同樣會發生在專業人士身上。平克列舉了一個醫療領域常見的謬誤：
假設女性的乳腺癌患病率為1%。再假設乳腺癌檢測的敏感性（真陽性率）為90%，假陽性率為9%。如果一個女人的檢測呈陽性，她患病的概率有多大？
對醫生進行抽樣調查時，他們給出的直接答案大多為80%～90%。沒錯，那些我們以命相托的專業人士大部分都錯得離譜。
平克認為，一種關于概率和統計的工具——貝葉斯定理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理解框架。
用常用術語替換代數式，貝葉斯定理就變成：
貝葉斯定理，是控制證據強度的概率法則，告訴我們當知曉了一個新的事實或觀察到新的證據時，該如何修改概率（改變我們的想法）。
在這個案例中，可以設定先驗概率P（假設）為1%，“患者患病”條件下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或然率P（數據|假設）=90%。測試結果為陽性的總體邊際概率，是患病者確診的概率（90%的1%，0.9%）和健康者被誤診的概率（99%的9%，8.91%）之和，結果為9.81%。把數值帶入貝葉斯定理公式，得到的答案是9%。
對于一個潛在患者來說，9%的得病概率和90%的得病概率很可能意味著信念上生與死的差距。
這是我們在推理中常犯的錯誤：忽略了基礎比率，而基礎比率通常是先驗概率的最佳估值。這就是為什么每個人都要學習貝葉斯定理的原因。
基礎比率至關重要，忽視它往往會導致刻板印象，也會讓人們對不可能的事情提出要求。當我們對生活進行反思時，多考慮基礎比率的作用也會讓我們活得“通透”。
我們總是期待不容易實現的目標，比如找到滿意的工作，獲得大獎等。如果我們表現很好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就會感到沮喪甚至開始怨恨。不管我們自認為多么優秀，還是要先看一看基礎比率：1/5嗎？1/10嗎？還是1/100？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被拒絕的痛苦就可以減少幾分。
美國天文學家和科普作家卡爾·薩根提出了一個簡潔的貝葉斯式論證：“非凡的主張需要非凡的證據。”非凡的主張具有較低的貝葉斯先驗概率，為了使其后驗可信度高于其反面主張的后驗可信度，假定數據為真的可能性必須遠遠高于假定數據為假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證據必須是非凡的。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相信某件事，是典型的非理性。這不就是我們鄙視的成見、偏差、教條、正統和先入為主嗎？
我們可以把從當前證據中獲得的后驗概率，當成下一輪貝葉斯推理的先驗概率，這樣的推理循環就是貝葉斯更新。
在面臨選擇時，貝葉斯思維鼓勵我們基于概率來做決策，而非絕對肯定或否定。貝葉斯公式是一個核心的工具，用于處理不確定性，更新信念，并指導決策。
平克指出，理性的傾向和知識基礎超越了智力測試所測量的任何內容，例如積極開放的思維方式。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通過貝葉斯定理解決問題。在不確定的世界里，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有正確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確證的信念不等同于最終的事實。
貝葉斯主義也可以被解釋為一種“智力謙遜”。這個理論的擁護者之一、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赫斯（Edward Hess）認為，智力謙遜是未來繁榮發展的關鍵。
如果說“老式智慧”是取得高分、知道更多正確答案和不犯錯誤，那么“新式智慧”是以一個人不斷適應的能力來衡量的。但要做到這一點，赫斯說：“我們必須有開放的心態，把自己的信念當作假設，讓它不斷接受檢驗，并通過更好的數據進行修正。”
克服自己反射性的思考方式需要有意識的努力。我們可以用一個問題來提醒自己要保持開放的心態：我更愿意做對，還是更愿意去理解？
其實，很多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成功的原因，正是在于他們更愿意接受反饋，并愿意被證明是錯誤的，因此他們能夠學習、適應并改進自己的想法或提議。
巴菲特曾說：“投資必須是理性的?！?/span>
查理·芒格也說過：“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理性”。他還有一個著名觀點：當人們對某件事有意見時，通常會變得不理智。
當我們做出決策時，有諸多我們理解或不理解的因素會影響結果。芒格會如何處理這種事情呢？他會認為你應該全面了解雙方的意見，否則你無權發表意見。
在考慮投資某家公司時，芒格和巴菲特會嘗試與該公司的競爭對手交談。他們會問競爭對手，“你最欣賞自己所屬行業的哪些公司?”“你認為哪些公司真的很糟糕？”
巴菲特說，如果你和五六個競爭對手談論某家公司，你就會清楚地知道哪家公司是行業中最好的，哪家公司是最差的。
“高手”的秘密，往往簡單卻深刻：面對不確定性，對每一個決策，都應該根據專業知識、數據、他人的建議等因素分配權重，最終做出決策。這就是貝葉斯主義的現實模型。
理性決策會如何影響普通人的生活境況？《理性》引用了萬迪·布魯因·德布魯等三位心理學家的一項實驗。
他們通過收集人們的謬誤和偏差實驗結果，開發了一種推理和決策能力的測量工具。這個“倒霉人”量表，可以用來衡量人們對大大小小災難的易感程度。
例如，參與者會被問到，在過去的10年里，他們是否因為沒有遵守衣服標簽上的洗滌說明而洗壞了衣服、把鑰匙鎖在了車里、坐錯火車或汽車、骨折、遭遇車禍、醉酒駕車、股市賠錢、打架、被勒令停學、工作一周就辭職……他們發現，人們的推理能力確實能預測他們的生活：推理中的謬誤越少，生活中的失敗也越少。
回歸分析也表明，在保持社會經濟地位不變的情況下，推理能力越強的人生活得越好。這使我們有資格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因果關系的結論，即推理能力可以保護一個人在生活中免遭不幸。
盡管可得性偏差會欺騙我們的雙眼，但從經驗上看，人類進步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過去幾個世紀相比，人類總體上更健康、更富有、更長壽、吃得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我們的生命受戰爭、謀殺和事故的威脅也小了許多。
作為生活在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平克樂于記錄這些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衡量人類福祉的許多指標都呈現出令人滿意的增長態勢（盡管并不總是這樣或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這并不是因為某種力量、辯證法或進化法則使我們不斷進步。
相反，大自然并不關心我們的福祉，而且，就像流行病和自然災害一樣，它常常試圖把我們碾碎。
“進步”是在無情的宇宙中遭受無數挫折和取得無數勝利的縮寫，是一種需要解釋的現象。這個解釋就是理性。
在《理性》中，平克很好地代表了知識分子“辯護主義者”的立場，正如他所指出的，“與其讓多數人長期遭受謬誤和偏差的折磨，不如好好利用人們已經擁有的理性并進一步強化它”。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上帝擲骰子”的世界里，熟練的貝葉斯推理能力和其他形式的理性工具屬于公共產品，在教育上應該得到高度重視。
這些工具對于避免個人生活和公共政策中的愚蠢行為必不可少，能幫助我們優化有風險的選擇、評估可疑的主張、弄清令人困惑的悖論，以及徹悟生活的坎坷與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