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也就是說，大清王朝成為歷史陳跡已有一百年的時間了。相對于大清王朝兩百多年的歷史而言，一百年絕對不算短，然而對那段歷史，尤其是晚清十年、二十年的歷史的研究，我們似乎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得要領。晚清的歷史有些顯然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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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晚清七十年的歷史當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列強通過這場戰爭強行進入中國，強行將中國拉入世界一體化的軌道，中國在屈辱中被迫踏上了走向世界之路。

經過1860年之后長達三十年的向西方學習，應該承認大清王朝已經從先前的衰敗中走出，正統史學家說那些年是歷史上的“同光中興”，或許稍有夸大，不過實事求是地說，到19世紀90年代早期，大清王朝確實恢復了一些往昔的氣勢與實力，確實敢于對列強開口說不，動輒表示不高興了。

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其實只是將中國推向一個正常國家，并不意味著中國就是一個正常國家。經濟實力的突然增長使那時的中國人產生了莫名其妙的虛驕，然而經過一場并不太大的軍事沖突，龐大的中華帝國重演了半個世紀之前的悲劇，竟然被東鄰小國日本輕而易舉地打敗。

東鄰日本在過去一千多年中始終是中國最忠實的學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勢力東來之后，才突然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經過不到三十年的發展，竟然真的在遠東建立起一個西方式的國家，并一舉成為中日戰爭的戰勝國。

對于日本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的選擇，中國人自始就不以為然。聰明的中國人從一開始就不認為西方的東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更不值得盡棄其學而學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強調文化自覺和文化的主體性，強調中國之所以學習西方只是適應形勢，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并不意味著中國會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

中國的政治體制、綱常倫理等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和優長之處，這是中國文明的財富，自然不能隨便丟棄。所以，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同時，并不愿意像日本那樣追慕西方政治體制、改造自己的政治體制。

一個龐大帝國敗給小國，實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知恥而后勇，是中國圣賢幾千年的教誨。所以在甲午戰爭后，中國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后再出發，其目標、榜樣，就是那個素來被中國人瞧不起的“小日本”。稍后所發生的“維新運動”，很顯然是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維新，要像日本那樣重構一個全新的國家體制。

中國走向維新之路當然是一個正確選擇，然而中國人的焦灼意識和世紀末的恐懼在那時非常強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中國卻希望三年完成，這就不免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恐慌。激進與保守、穩健與魯莽，在1895年之后成為國內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為不這樣認為。康有為的焦灼意識使他認為朝廷內部有一個頑強無比的守舊勢力，因而中國要進步，只有徹底摧毀這個守舊堡壘。他不僅這樣認為，而且這樣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試圖運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變革的障礙，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易暴的強勢鎮壓，不僅嚴重挫傷了改革者的政治熱情，而且使清廷內部的政治勢力發生了異變和調整。作為大清王朝統治集團的滿洲貴族在這之后確實在思考一個問題，即中國的變革究竟是為了什么？他們不愿重演戊戌年間的政治故事，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一切變革都必須以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為前提，任何有可能損害滿洲貴族集團利益的行為都必須制止。

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逆轉，統治者試圖利用排外主義情緒化解國內危機，然而事與愿違，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差一點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在列強的壓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新政、預備立憲、欽定憲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間相繼出現，中國距離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不過一步之遙。

當然，任何政治變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任何政治統治者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都很難持久地主動變革。政治變革的壓力往往來自于政治反對派。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真正推動清政府進行大規模政治變革的動力，其實就來自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

革命與改良確實在那十年間進行著激烈賽跑，改良終于在各種利益集團的內訌中走向終結，孫中山原本“一個人的革命”最終成為一個民族的自覺和統一行動，清政府終于用自己的手將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變革是真誠的，也是有效的。只是這場變革畢竟是在與革命賽跑，因而在那十年間，雙方的相互攻訐在所難免，相互夸大的指責往往掩蓋了歷史真相。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因而我們在民國之后的歷史記憶建構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敗反動的一面，真實的歷史就這樣被善意妖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