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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性批判的是非：100年前梁啟超與蔣百里的一場對話
2023年8月12日
一段時間以來，關于國民性批判以及國民性批判的批判，文化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的爭論，已經不是新鮮的話題。我沒有考證這樣的爭論，是否跟歐美學術界和思想界動態密切相關，因為他們曾經就制度決定論（比如德爾蒙德、諾斯、R.P.托馬斯、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等）、技術決定論（比如馬克思、凡勃侖、庫茲涅茨等）、環境決定論（比如賈德·戴蒙、亨廷頓等）、文化決定論（韋伯、博厄斯、懷特、戴維·蘭德斯、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和埃迪加·曼格爾等）以及基因決定論、素質決定論和中國人最熟悉的經濟決定論等觀點都有過探討和爭論，但在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后，制度決定論確實成為一種比較主流的觀點，韓東屏教授甚至在《制度的威力》中，直接提出制度決定歷史，決定社會，決定生產力，決定國家，并毫不猶豫地上升為一種歷史決定論。倫敦經濟學院的鄧鋼教授在2020年清華大學所做的《中國經濟史的制度決定論》的講座中則干脆提出“制度決定一切”的觀點。
在制度決定論者那里，包括國民性在內的文化決定論以及其他決定論，自然都處于被批判的地位。同理，在其他決定論者的眼中，制度決定論也當然被作為批判的靶子。我不想就這些爭論做評判，因為我本人并不愿意在這種決定論的范疇內思考問題，但我今天的確要翻出一百多年前的一段歷史，并以梁啟超和蔣百里的爭論為切入點，讓各位檢驗一下今天中國思想界、學術界、言論界和微信界發生的諸多爭論以及由此映照出的認知水平、表達能力等有沒有進步。
話說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并接連寫作了20篇系列政論文章，構成《新民說》，影響巨大。新民說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創刊號上的《本報告白》做概括，其中寫道：“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維新中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開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之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洋，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辭費也。本報為中國前途期間，一以國民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與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座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與這段告白相結合的，是梁啟超在“緒論”中的一段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能猶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過能猶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再來看他在《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中的一段話：“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里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惜。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譬尤嚴冬之際，置表于沸水中，雖其度驟升，水一冷而墜如故矣。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污吏，虔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譬尤溽暑之時，置表于冰塊上，雖其度忽落，不俄頃則冰消而漲如故矣。然則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新政府，無新國家？”
這幾段話，可以再簡單概括就是，在大清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梁啟超給出了由“新民”而“新國”的路徑思考，而且是具有保守特點的路徑思考。同時，梁啟超這里的“新民”，用另外一個術語代替就是各位更加熟悉的改造國民性。也就是在他看來，中國人普遍的“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愚陋怯弱渙散混濁”、“群盲”、“群聾”、“群怯”、“文明程度低”，所以必須要改造提升，否則就不會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
梁啟超
必須聲明，這里的“新民”，并非是梁啟超的首創，因為至少嚴復在1896年的《原強》中就提出：“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或者說，當1902年梁啟超大力倡導新民說，是沿著嚴復在《辟韓》《原強》等文章的思路繼續前行，盡管我們也需要知道他深受保守主義政治學者伯倫知理（也譯為布倫奇利）的影響，才堅定了這樣的思想。
也必須聲明，魯迅、胡適等人在五四時期批判和改造國民性，雖然是基于袁世凱和張勛兩次更改國體造成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思想資源主要是來自日本和歐美文化，但是也與嚴復和梁啟超兩位前輩此前的拓荒奠基密切相關。或者可以說，魯迅和胡適在五四時期的吶喊所為，不過是嚴復和梁啟超的新民說在民國時期的升級2.0版本而已。
那么，這里我要順便提醒一些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們，當你們在極力批判和否定魯迅、胡適的批判和改造國民性時，別忘了也要帶上嚴復和梁啟超，因為他們是羅剎國的“一丘之貉”，是薪火相傳的同門師徒。尤其是當你們以嚴復和梁啟超作為文化保守的價值參照點，去批判魯迅、胡適等及其反傳統、改造國民性的話題時，要避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面對新民這個路徑思考，不管是現在還是當年，都有人不同意。比如1903年10月、11月的《浙江潮》雜志第八、九期合刊，發表了署名為“飛生”的商榷文章《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這個飛生，今天我們都知道是蔣百里曾用的一個筆名，也是《浙江潮》雜志的編委和創辦人之一。
蔣百里
蔣百里在這篇文章中對當時流行的“二大學說”進行了評議和批評，也就是新民說和立憲說。為了行文的連貫，這里先介紹蔣百里是如何反駁立憲說的。
晚清時期的立憲說，顯然是基于大清國政府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立憲政治的體制內改革，這在當年算是要求變革的主流聲音。對此，蔣百里質問道：“曰中國之存亡其果立憲不立憲乎？曰今日之政府其果能立憲乎？曰立憲即可以求和平乎？”蔣百里的三問，事實上是1905年章太炎、黃興、孫文等革命派與梁啟超、楊度等改良派之爭的提前預演。也就是，蔣百里等革命派對大清政府完全失望，并不寄希望于體制內的立憲改良，而是要先推翻這“根本腐敗”的“病國”政府，而且必須使用“空前絕后之手段”。
蔣百里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基于戊戌變法以流血止，庚子事變是以“保皇”結束，他說“政府今日其所以寧斷送四萬萬財產性命于異族”，只為“保穩其幾只飯碗頭耳”，所以不革命推翻政府就不可能換得和平和立憲。他還針對改良派期待政府改革立憲的觀點批評說，大革命前的法國政府也有議會，而結果議會成了大革命的媒介。今日的大清國，民生艱難，政府財政紊亂，種族隔閡，民眾沒有言論自由，這些問題都會醞釀社會大亂，即使和平立憲了，也不過是大革命的媒介。他還舉例說，就是大清國最可以效仿的日本，1874年不也是出現了下野政要江騰新平所領導的“佐賀之亂”的暴力事件嗎？所以所謂的和平立憲，不過是“隔靴搔癢”的謬論。
對于暴力推翻大清政府的手段問題，我不想多發表意見，因為后來的辛亥革命已經發生，今天再去談論過去時的歷史意義不大，盡管這樣的問題換到民國的很多時期都值得探討。
第二，來看蔣百里如何反駁梁啟超的新民說。他首先針對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提出的“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等論，直接挑明說自己“最不敢贊同者也”。因為國民性是千年積習而成，“一旦而欲改革之，固非一議論之所能奏功，亦斷非十年、數十年之所能見效”。他還說“新民說者，史論也，非政論也；教育家之言，非新聞記者之言，”“揆之理論而通，合諸事實而違者也”。
顯然，蔣百里意在表明，自己并非是不贊同新民、改造國民性，因為他知道歐洲各國的情況社會改良后國家就能變化，所以他承認“社會者國家之母”，新民的主張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他的反對，只是在實踐操作層面和功利心理方面認為不可行，因為時間太久，眼見的看不到希望。這一點，與時下中國的制度決定論者們否定國民性改造，是不同的。
我想，蔣百里的擔憂心理很可以理解，也代表了很多中國人，畢竟人生百八十年，為那看不到希望的目標去努力，是有些不劃算，甚至還有點愚拙，所以中國人更聰明地選擇了“過好今生”，然而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看一下，比如以300年或3000年為限，就會發現，昔日的先輩們并沒有過好他們的今生，而且作為后代也沒有過好今生，甚至回看一下更長遠的歷史，情形好像從來不那么樂觀。比如就以梁啟超當年看過的歷代人口統計數據表說，每一次改朝換代或社會大動蕩，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據都是斷崖式的下降，幾千萬、幾個億的龍的傳人，如草芥一般地變成冰冷的數字，然而每一代中國人都繼續追求急功近利和彎道超車，癡心不改。更有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振振有詞質問：看看歐美國家，有哪個國家向現代社會轉型時如此割裂和拒絕傳統？對此，很多人提出疑問，因為雖然都是傳統，但傳統和傳統是不一樣的。
具體到蔣百里所處的那個時代，至少當年在他看來并不如人意，為此他痛心地說：大清國過去的“百年來政治之改革，痕跡顯然，而社會改良則至今尚百口沸騰而莫得其端倪”。他的意思是說，大清國政府在推動政治改革方面，雖然沒有多少建樹但還是有一些印記的，而相比社會改良方面，則乏善可陳到比政治改革都不如，所以，與歐洲不同，大清國只能是“必有政府而后可得新民”。這里，蔣百里的思路更明確，那就是他不贊同梁啟超的那種沒有時間節點的自下而上的新民，他要看到由新的好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立竿見影的新民效果。
這種以政府為依托、為先導的觀點，顯然是看到了公權力或政府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可見的有用的社會功效，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制度決定論的先聲。問題是，即便有好的政府，如何主導教育和新民呢？比如梁啟超所說的以“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到底是以傳統中國價值或國學為主，還是以西方價值或西學為主？是以西方傳統的基督信仰為主，還是以無神論、性別自我定義的唯自由論為主？作為政府層面，如何來取舍、權衡類似的諸多社會性問題呢？當然更優先的問題是，如何能有這樣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呢？即便是暴力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喊幾句制度決定論就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蔣百里針對梁啟超的只知責政府不知責自身甚至“委棄其責任”的觀點反駁說，“國民者對于國家而負其監督政府之責任者也”，大清國恰恰不讓國民監督、批評，才退化成今天這個德行，因此將責任“歸乎其民，歸乎其民族之性質”，“不可不注意”。
關于這一點爭論，蔣百里言之成理，但事實上與梁啟超并無分歧，因為《新民叢報》的“本報告白”中已經點明，這份報紙和刊發的文章“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辭費也”，意思就是目光不放在政府那個層面，也就不去過多計較政府的失責，而將目光放在國民身上。這是一種有所為的偏重，而不是不見泰山的無視。或者說，蔣百里所說的“中國之亡其罪不能不歸之于政府，國民之不責政府國民之罪也”，梁啟超也是認同的。
當然，蔣百里的關注點更集中在政府層面，所以他對梁啟超的偏重于民非常不滿。但是他可能當時不知道，1899年和1900年流亡日本后的梁啟超，曾經一度非常激進地資助唐才常武力勤王，曾經前往北美籌款舉武裝大計，還在夏威夷時給孫文的信中寫道：“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在給大清駐美公使伍廷芳的策反信中他又寫道：“弟橫濱實已與孫逸仙會議妥定，一切預備清楚，舉事之期不遠矣。今英國有事，歐洲列強皆被牽動，正我中國自立之時也。廣東毫無兵力，豈足以敵我等。我等合許多人為一心，合許多人為一會，其成功十九八九矣。”盡管后一封信有策略公關的一面，但是他實實在在地為準備起事的唐才常籌款是有史可證的。
至于國民責任的追究，蔣百里也并非反對，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說：“吾國民者，自古以不擔責任聞于天下者也。當鼎革之時，衰亂之際，則悉歸其命于天，故夫國之亡也，則曰：天實為之，我獨奈之胡哉！”“睹此蚩蚩攘攘者，冥焉若游夢，教之而無術，呼之而不醒，夫以愚蠢如我民，而教之無術，呼之不醒，則焉有不傷神短氣，而為之心灰焉哉。”這一番批判國民性的感慨，是切中中國國民之文化品性的，不但那時而且適用于這時，甚至可以說千年未變過，堪稱無敵國粹。即便其中與某些國家的國民性有趨同之處，比如熊培云兄的理性“一次次告訴”他說：“體現在農民身上的弱點并非農民所有，正如體現在中國人身上的弱點并非中國人所有。如果說自私自利、目光短淺、貪生怕死是農民的弱點，誰又能說這不是全體中國人的弱點，不是全人類的弱點呢？”這樣的“委屈”，身為中國人，的確可以進行這種共情，但我更支持蔣百里所描述的那種國民劣根性，并將反思和批判的責任往自己身上攬，而不是推給別人，在我看來也是正視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正如胡適所說：“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睜開眼睛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儀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
蔣百里商榷的文章發表不久，梁啟超就看到了，并且在11月2日很“樂聞”地做了《答飛生》的回應。
首先，梁啟超針對蔣百里的“當教以變少數短年易之政府，而不當教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回應說“此其言似也”。因為自己“曾亦思歐美民族，皆能自變置其惡政府，而吾民獨不能者，其原因何在乎”？接著他將二人的分歧先有新民然后新政府和先有新政府再有新民，做了一個類比就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梁啟超的回答是二者“互相為因，互相為果”，也就是黑格爾所謂的英雄和時勢相互造就，如果“強畸于一焉，均之非篤論也”。梁啟超的意思是，新民與新政府并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成就，為什么非要強調一點而反對另一點呢？引申一下可以說，為什么意識到政府、制度的重要性，就因此要反對和否定國民性批判呢？這種“舍我其誰”、非我莫屬的思維，恕我直言，實在也算是一種國民性。
然后，梁啟超先是玩笑式地說：“飛生欲直接以新彼政府，我之欲此，誰不如飛生。”接著自問自答道：“飛生何以能做此想，能作此言？則以飛生固己自新者也。使飛生而為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縱十倍今日，而烏能新之。使四萬萬人而皆如十年以前之飛生，則政府之惡，雖百倍今日，亦誰與新之。然則新民之為緩為急，可以見矣。”這段話，是很富有成效的回答，其中的潛臺詞是，你蔣百里現在有資格說不需要新民而直接新政府了，十年前呢？你那時能分辨大清政府是邪惡的并有“新”政府的意愿嗎？的確，對于從小接受大清國教育的蔣百里來說，一定是搖頭晃辮地備戰科舉，時刻準備著做大清的接班人。如果不是徐繼畬的《瀛寰志略》、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嚴復的《辟韓》《原強》、譚嗣同的《仁學》、康有為和梁啟超的《中外紀聞》《清議報》等媒體刊載的文章的影響，時年20歲的蔣百里無論如何都不會走上反抗大清朝廷的道路上。這一點，梁啟超完全可以擺一下老前輩的譜，而蔣百里也就真得認這個賬。
正是沿著這個思路，梁啟超接下來反駁了蔣百里所謂的如果大清國像日本那樣完成明治維新則新民說就可以為“根本理論”的觀點，他說：“以鄙人所見，則正反是。”因為如果新政府確立了，而那時新民完全靠民自新，政府豈不是推卸了責任？或者如果政府還是舊政府，即使一時變新了，也還是完全指望不上，新民還是要靠民自新。既然如此，何必要等到新政府成立再新民而不是先新民再新政府呢？
接著，梁啟超針對蔣百里的只要新政府無須新民的觀點反問道：“試問非從新民處下一番工夫，而孰從而變置之？”這話的意思是，改變政府總需要具體的人來承擔吧？而且人數不能太少，否則清政府查封報館讓你話都不能說，甚至讓別國海關參與協助抓人，連后續的補給人員都沒有，還談什么“變置”政府呢？而且，這些具體的參與人，是否需要先新一新呢？人若不先新，且新到一定程度，怎么能變舊政府為新政府，然后有資格去新民呢！前門趕走狼后門迎接虎的案例，在中外歷史上不勝枚舉。
反駁到這里時，梁啟超回應了蔣百里批評“新民說是本末倒置”的觀點說：不新民而先談新政府的觀點才真正是本末倒置，新聞記者的責任就在于新民。
各位是否注意到，1899年、1900年還在積極奔走鼓動革命的梁啟超，為何在1902年這短暫的時間里，就由暴力革命論走向了和平的新民說了呢？
梁啟超在答辯文章中說：“吾向者固亦最主張‘鼓氣’主義，乃最近數月間，幾經試驗，而覺氣之未盡可以恃，氣雖揚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與之相應，則不旋踵而（病）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此前是暴力革命推翻政府論者，所以為此身體力行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包括籌集款項、撰寫文章呼吁等，但是實驗了幾次后發現，這種短平快的方式并不能奏效，而且還會造成副作用，他引述了一個朋友跟他講的話：“自《蘇報》學界風潮一門，不能破壞一書院，而惟破壞許多學堂。自東京學生運動之義倡，不能損滿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閣自己功課。或鼓其高志，棄學而歸，歸而運動，動而無效，無效而懼喪，懼喪而墮落，問所贏者幾何？”“故鼓氣主義者，藥也，而非粟也。藥也者，當適其時而用之，日日而藥焉，治而已矣。”
梁啟超在這里似乎說明了自己思想的轉變，也以具體的事例說明了自己的思考，意思就是放棄短期的激進的手段，改為長期的穩健的手段，但他并沒有在文章中將其思想的轉變交代清楚。
比如1903年10月4日，他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的“發端”中寫道：“盧梭學說，于百年前政界最有力者也，而伯倫知理學說，則盧梭學說反對也。二者孰切真理？曰：盧氏之言藥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療，然藥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藥證相反，則舊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藥不可不慎也。”“法國革命，開百年來歐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種子實盧梭播之。盧氏之藥，足以已病，無疑義矣。近則病既去而藥已為筌蹄，其缺點率見是正于后人 。謬想與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為諱也。”對照這里的“藥”、“粟”、“已病”等表達，與他在《答飛生》一文中所說的“藥也，而非粟也”屬于同一種理論背景。
順便說，梁啟超的這個認知，不久得到黃遵憲的贊同。他在1904年寫信給梁啟超說：“公之歸自美利堅而作俄羅斯之夢也，何其與仆相似也。當明治十三四年初見盧梭、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于今未改。”
當然，梁啟超在這篇文章中還說：“故以此論藥歐洲當時干涉過度之積病，固見其效，而移植之于散無友紀之中國，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償否也。夫醉生夢死之舊學輩，吾無望矣。他日建國之大業，其責任不可不屬于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顧已往往濫用自由平等之語，思想過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蕓蕓志士，曾不能組織一鞏固之團體，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誠有如近人所謂‘無三人以上之法團，無能支一年之黨派’者。以此資格而欲創造國家，以立于此物競最劇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惡因雖種之薰之在數千年，不能以為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為一學說之罪。顧所最可懼者，既受彼遺傳之惡因，而復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后而傅之翼也。”
明眼的讀者肯定會發現問題，因為《新民說》是發表于1902年，而這篇文章是發表于1903年，怎么可能是后者影響前者呢？是的，這樣的質疑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早在1899年4月10日，梁啟超就開始在《清議報》上連載伯倫知理的《國家論》譯文，直到10月25日。據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狹間直樹的研究，這個連載，是借助日本學者吾妻兵治的古漢語譯文，而此前臺灣政治學者張佛泉認為是梁啟超自己翻譯的。那張佛權為什么會犯這樣的錯誤呢？起因是梁啟超因為太看重《國家論》了，所以在1902年將其合集出版，標明是“政治學小叢書第一”，還署名譯者“飲冰室主人”。
那梁啟超為何這么看重伯倫知理及其《國家論》呢？因為當時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時非常看重他和他的著作，比如他的《國家泛論》一本書就有三個譯本，所以狹間直樹曾在2000年的論文《梁啟超研究與日本》一文中說：“伯倫知理是德國的研究國家學方面的大家，其著作在日本可以說構成了明治國家體制的基礎性文獻。”
那伯倫知理為何被日本人重視呢？因為日本那個時期也正處于反思和批判國民性的思潮中。而且這個思潮不但影響了梁啟超，也影響到了魯迅和他的同學錢玄同等一大批留日學人。這也就是為什么五四時期因為接連出現兩次復辟——更改國體時，他們自然地就批判起了國民性。當然這一批判，讓林毓生、馬勇、邵建、賀仲明、熊培云、張雪忠、馬國川等一大批自由派學人不干了，也讓從自由主義者華麗轉身的摩羅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劉禾等新左派不干了，也包括寫小說的馮驥才也不干了。他們齊聲說：國民性批判就是偽命題，就是眼斜找錯了批判對象，就是居高臨下的歧視，就是西方中心觀和后殖民主義的體現。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都對日本的明治維新有好感，但我知道其中的一些人的確在文章中有意無意地表達過好感。為此我有些困惑，他們是不知道日本維新時也有過國民性批判呢，還是只喜歡看日本人批判日本人，不喜歡中國人批判中國人？我想此刻，各位可以計算一下魯迅的心理陰影面積。
我要補充一點，盡管梁啟超以善變著稱，但是新民的思想持續很久，比如在1911年11月，也就是辛亥革命進行之時，他在名篇《新中國建設問題》中，涉及是否要學習美國共和政體和總統制時就寫道：“美國幸而為清教徒所建設，道德較優美，自治之習甚完，全國僅兩大黨，故雖劇爭而不至召亂耳。不然，其有以異于中南美者幾何也？若中南美，則大統領之權愈崇，人之欲得之也愈甚，而其人民又乏自治之素養，缺政黨之訓練，爭之不已，惟力是視，卒成為軍人政治，前后相屠，國家永沈九淵，累劫不能自拔。嗚呼！我國民而妄欲效顰美國也，吾懼此禍水行滔沒吾神州也。彼諸國大率僅比我一郡，其元首比我古代一小侯耳，而慘爭猶若彼。今若以四萬萬人之投票決此一席，再益以各省聯邦首長，亦用此法決之，則其慘劇之比例，又當若何？言念及此，可為寒心。”
梁啟超持續新民的思想這么久，是個持續的現象和歷史，比如就在1903年，他還發表發表了《論獨立》一文，其中寫道：“國者積民而成體者也。國能保其獨立之威嚴，必其國民先富于獨立之性質。我中人以服從聞于天下也久矣，兩千余年俯首蜷伏于專制政體之下，以服從為獨一無二之天職。撫我而后也，固不忍不服從，虐我而仇也，亦不敢不服從。但得他人父我，則不惜怡色柔聲而為之子，但得他人主我，則不憚奴顏婢膝而為之奴。一若無父主之枯恃，則孤兒逐仆，將伶仃孤苦不能自立于天地。養成服從之習慣，深種奴隸之根性。”從“國者積民而成體者也”這一句可知，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的說法是“國也者，積民而成”，二者之間的關系如出一轍。
關于中國人缺乏自治的認知，梁啟超不僅是針對大陸中國人，還包括居住在北美的華人。這一點在他去北美時寫下的《新大陸游記》中多有觸及。比如1903年他在游歷北美時總結了華人的四大缺點：
其一是“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西方阿利安人種之自治力，其發達固最早，即吾中國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顧彼何以能組成一國家而我不能？則彼之所發達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發達者，族制之自治也。”
其二是“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然以歷史上之發達觀之，則美國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實全恃此村落思想為之源。......而我中國則正發達過度者也，豈惟金山人為然耳？即內地亦莫不皆然。”
其三是“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他的解釋是：“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于舊金山之華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近年來號稱新黨志士者所組織之團體，所稱某協會、某學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萬不能責諸一二人，蓋一國之程度實如是也。......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
其四是“無高尚之目的”。這一點大概梁啟超最為痛心，所以他說“此實吾中國人根本之缺點也”，他還總結了泰西人高尚之目的體現在“好美心”、“社會之名譽心”，“宗教之未來觀念”。為此他評說：“泰西精神的文明之發達，殆以此三者為根本，而吾中國皆最缺焉。故其所營營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現在。凝滯墮落之原因，實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為然也，全國皆然。”
梁啟超的觀察是否客觀？或者假定他的觀察符合實際，那么現在那里的華人改好了沒有？融入真正的北美社會和文化中了沒有？這個話題恐怕需要北美的華人給出具體行動才是。
梁啟超思想轉變以及包括國民性批判的文章還有很多，比如《論中國國民之品格》《服從釋義》《論俄羅斯虛無黨》等，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最后我要說兩句話算是總結，一句是，不管梁啟超的國民性批判，是否符合我們的觀點和情緒，但我們都應該自我省察自身是否存在那些問題。如果存在，不管是中國獨有的國民性，還是世界人具有的共通性，都需要改。而且也不用那么玻璃心，扇風就點火，不是有句中文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第二句話是，中國人如此看重制度構建，是值得高興的，這比甲午清日戰爭前的知識精英們有很大進步，但同時是否也可以考慮與國民性批判并行不悖？雙管齊下是否比一條腿走路更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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