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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安，我從十八歲開始就有演講機會，今天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樞”兩個字就要暈倒了。
馬克吐溫的寫作里有個手法──當寫到一個嚴肅到不行的場合，譬如今天這種場合，他就會讓一只小土狗，不知道從哪里竄出來，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講的人撞一下，然后那份嚴肅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這嚴肅怎么辦，但是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里。
我原來給的題目就是《一九一二》，后來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講不完，所以想縮小范圍，談《孫逸仙這個人》。更接近演講日期的時候，覺得我真正要講的，是那個時代的氣氛，我也不是孫逸仙研究的專家，所以還是不要都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那個時代的觀察，于是最后還是把題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強瓜分的中國
1912是甚么樣的時代？第一個浮出的意像，可能就是，那是一個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當時一個法國雜志所刊出的漫畫，桌上有個大餅，寫著“CHINE”，列強拿著刀分割這個餅。整個的十九世紀，是這樣弱肉強食的時代。
殘酷的時代
那是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沈從文自傳里頭有段文章題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課〉。沈從文生于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鄉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亂的時代，他還是七、八歲的小孩，從他的眼睛看出：當時滿清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員，但是到底誰是革命黨呢？鄉下官兵于是就抓人頭充數，成千上萬的，五花大綁的被抓去砍頭，基本上都是鄉下的農民。在沈從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約有一百多的農民被抓去河邊砍頭，砍到后來，人實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農民抓去大王廟面前擲筊，如果丟出來的是兩面都向上或一陰一陽的，就到“活”的這一邊，如果兩個都覆蓋住，就被分去“死”的那邊，等砍頭。運氣不好的農民擲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隊等砍頭。
每一天在河邊，都有很多的圍觀者去看砍頭，所以他從小的數字學習，是從數尸體學來的。圍觀者嘻笑不已，有時圍觀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該殺誰不該殺，有的“該”被砍頭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里，也就被當作路人給放了。
一張奇特的郵票可以充分表達政局的不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了，可是我們也都知道，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初的中國，海關和郵政全部由外國人主控。當時的郵政總辦是一位法國人叫帛黎，當中華民國成立時，他非常不甘愿，不認同。郵票上面還是寫著“大清郵政”，可是孫中山都已經在南京宣誓就職了，怎么辦？他就在郵票的中間，印上了“臨時中立”四個字。到了三月的時候，孫中山嚴重抗議，他才再加“中華民國”四個字。從一張小小的郵票里，就看得出一個動蕩的時代。
一九一二年前后，不只是軍事動蕩，不只是政治動蕩，其實更是改風易俗、整個價值觀在翻轉的時代，服裝、纏足、包括發型，剪辮子這件事情，都是嚴重的大事。
價值的翻轉
錢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風聲鶴唳，十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時代要變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著，在他同學的枕頭下面發現了一本書──我不知道他為什么晚上去翻人家的枕頭。他翻出來的書，你猜是怎樣的一本書？是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這位前進的思想家的書，給錢穆這位十五、六歲的孩子看到了，錢穆最震動的是甚么呢？竟然是譚嗣同在《仁學》里頭談頭發的部分。他把人依照發型來分，譚嗣同說，全發戴冠的，是中國人；把頭發剃光的是印度人，把頭發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種，前面都刮光，后面留個豬尾巴的，叫做滿州人。
少年錢穆，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辮子給剪了。問題是，他辮子才剪了，沒幾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說他要搭火車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說，你現在沒有辮子，一上火車一定會被官兵抓起來被當成革命黨給殺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么辦呢？沒有辮子無法搭車，于是他就把剪下的辮子縫到瓜皮帽上，偽裝辮子。在歷史大轉換的時代，一個小小的“脫線”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實，錢穆不需要縫辮子，因為在一九一二年前后，已經出現“改良帽莊”，有現成的帽子加辮子的改良帽可以買了。那個時候，道士服突然貴了，因為很多人買道士服來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辮子藏起來，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還是革命軍。
一九一二年之后，守城門的革命軍，到處抓留辮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那時候關于剪辮子的漫畫特別多。價值的大翻轉，辮子可以代表。
我們講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聯想到革命、戰爭、動亂、割裂，彷佛沒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實是這樣的嗎？譬如傳染病，會因為革命而暫停爆發嗎？
伍連德這個人
一九一一年在東北爆發的鼠疫，死亡人數六萬，是一場大規模的疫戰。那個時候，東北的鐵路，東清鐵路是俄國的，南滿鐵路是日本的，然后從奉天到北京的，才是華人的，所以連治理權都是分開的。當有傳染病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潮從火車來往上下，傳染病也迅速蔓延擴張。當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時候，哈爾濱是一天死一、兩百人。當時醫學的常識，大家以為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傳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圍里，北京派了一個人趕赴東北處理緊急疫情，這個人叫伍連德，馬來西亞出生、劍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趕到哈爾濱，經過解剖和觀察，斷言這是一個飛沫空氣傳染的肺鼠疫，是人對人直接的傳染，因此它的嚴重度、傳染速度，遠超過人們，尤其是當時西方專家的認知。
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動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醫師、護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國鐵路局一百廿輛列車，做為隔離醫院。我們在SARS時也有經驗，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么來的？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時，認定肺鼠疫是飛沫傳染，因此他嚴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當時就叫做“伍連德口罩”。一位法國專家不接受伍連德的判斷，堅持不戴口罩進入疫區，沒有幾天就染病死亡，震驚了國際。
冰原上堆積了兩千兩百具尸體，裝在成千的薄棺內。伍連德說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說服清廷“解剖”的醫學必要，使得現代醫學有了開始。當革命在南方動蕩延燒的時候，伍連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開啟了現代公共衛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時，伍連德的工作是否停頓下來？沒有。他計劃向英國募款，組一個紅十字會，然后由他率隊到辛亥革命的武漢前線去為傷兵治療。他說，不管是清軍或革命軍，他想為兩邊的士兵裹傷。
伍連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動如山。價值可以翻轉，世界可以顛倒，革命可以席卷，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事。
詹天佑這個人
另外一個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戰爭了，時代要換了，天要變了。在大動蕩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擺？是的，很多原來的秩序都停擺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擺和替換。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戰爭或改朝換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時完成了京張鐵路，這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完成的鐵路，途經八達嶺，技術之艱難，當時也是舉世驚詫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為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或稱為總理。粵漢鐵路從一八九六年核準動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
在一九一一年時情勢非常不好的時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寫給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對時局的憂慮。“廣州正處于憤激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的后果，但是可能會有巨大的悔恨?！蔽覀兛梢韵胂?，一個以一生的投入推動國家基礎建設的人，對于革命所可能帶來的中斷和破壞，會非常憂慮。
廣州是一個革命的核心地，當戰爭要在廣州爆發時，詹天佑人在廣州。幾乎所有管鐵路系統的人都逃難去，列車停駛了，甚至也開始發生搶劫。在這樣一個不安的時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粵漢鐵路的主管找來，告訴大家革命就要爆發了，所有要離開的人都來跟我登記，我可以讓你們走，但是每個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細節的移交。后來發生的情況是，當街頭因革命而沸騰時，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粵漢鐵路工作，始終是照常運行的。
孫逸仙這個人
1912年5月17日，孫中山先生就到了廣州，詹天佑以粵路公司經理的身份接待孫先生，這已經是1912年的5月。諸位熟悉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就知道，孫先生很快地就擔任了全國鐵路總監，他提出了要為中國建設20萬公里的鐵路，后來變成了我們的“建國方略”?！敖▏铰浴碧岢龅暮陚セA建設藍圖包括要在十年內為中國修建16萬公里的鐵路，160萬公里的公路。這個夢想距離現實有多遠呢？一直到1949年，全中國的鐵路系統加起來不到2萬公里。到今天距離1912年一百年之后，現在的中國，真正營運的鐵路里程是8萬多公里。公路就遠遠超過了孫所擘劃的，有360萬公里。
孫先生當時有一個澳洲的顧問叫作端納。端納在1912年6月底時，見了孫中山先生之后對他很不滿意，給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澳洲記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寫了一封私人信，發了一堆牢騷：“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決定要盡自己畢生的精力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我就磨了他好一陣子，他最后拿出一張6英呎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狂妄極了，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的不切實際，對于他目前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span>
這是端納私下對孫中山的批評。端納說，“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國西部最偏遠的地區，孫中山煞費苦心地用筆在各省及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條線，他用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著海岸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重山峻嶺直達拉薩到西藏，然后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彎沿曲折的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線是從上海經過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過戈壁邊緣到達蒙古，他還畫了許多從北到南、從西到東許多條線遍布全國，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怎么會這么愚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瘋了。問題不在于他畫的地圖，你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與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即使是更多的線都有可能建成，可是問題在于他竟然會以為外國資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資金給他，在5到10年內把這條鐵路建成?！?/span>
端納接著寫，然后孫中山就問他，“你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為此而投資嗎？”端納回答：“那要看什么條件?！睂O中山說，“喔，我們可以給他們四十年鐵路的使用權，不過期滿時他們要將鐵路無償的還給我們，而且保證運行良好。”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BOT嗎？我們現在不是在做這個事情嗎？
端納說，“我就告訴孫，除非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否則即使在中國幾個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實際最有前途的鐵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國的一分錢。”端納總結說，“孫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后中國滿布的鐵路，你想想看從越南的老街到中國云南的小鐵路就花了八百萬的英鎊。憑良心講，一條從云南要拉到拉薩的鐵路要花多少錢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薩，去做夏季的游玩，或著供達賴喇嘛逃跑的時候提供方便，這條鐵路一點用都沒有?！?/span>
這是1912年孫中山先生身邊的澳洲顧問私底下的一個說法，有趣的是端納提供了那么一個活潑的孫中山的側寫輪廓。1912，民國初始，孫中山對于政治的權力，可以放棄，但是對于建設中國的那個夢想，他緊緊的、緊緊的抓住，為之燃燒。從端納的敘述里，你看到“孫逸仙這個人”，四十六歲的革命家，彎身趴在一張敞開的大地圖上，拿著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畫下他心中的建國藍圖。孫逸仙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大夢想家。當端納用輕佻的口氣說：“鐵路從云南去建到拉薩干什么？”一百年后，回頭來看，是的，還真的就是要讓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游玩”！
孫中山先生是個大夢想家，因為他所想象十年內要做的事情，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從負面去說，哇，他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墒菗Q個角度去看，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真神奇，他的夢想，竟然都是對的，只不過他的夢想太大、太早。他的夢想的實踐所需時間，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畫出的那個夢想的藍圖，后來的人用一百年的時間去驗證，他的方向和愿景是偉大的。
想象著趴在地圖上的孫逸仙，我就開始思索，孫逸仙是什么時候開始變成夢想家，一個熱情燃燒的夢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學的演講。那場英語演講的題目是：我的革命思想來自哪里？
他是這么說的。二十出頭的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看見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無有干擾，向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鄉，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衛，時時留意防身之槍彈完好否？年復一年，情況俱如此，家鄉與香港僅有50英哩之隔，唯兩地政府何以差別如此？”香港社會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歲的孫逸仙還不僅只是個夢想家，還是個行動者。他受到香港的影響，放假回到家鄉，他召集了一批鄉里年輕人動手挖石頭，鋪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個村子之間的幾里路給鋪起來。鋪了一陣子后發現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礙，他就去找縣長。一個20歲的少年，非但不怕官，還會去找縣官。這個縣官也答應了要幫助鋪路，但是接下來他發現這個縣官不見了，換了一個縣官，他再去找這個接任的縣官，發現接任縣官對他置之不理。這個時候，孫中山發現這個縣官是花了5萬銀子買來的官。20歲的少年才知道說，政府的管治原來是這樣的。
他在1923年演講里說，有了這個認識之后，他就著手對政府做研究，發現在別國的政府當中，貪污是例外，廉潔是常態，但是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在中國的官場，貪污是常態，廉潔是異態。孫逸仙剛開始以為，省城的情況會比較好，不料一到廣州才知道它的腐敗更嚴重。原來，“中國之官地位越高，貪污愈熾，最后到了北京，其腐敗又千百倍于廣州。”孫中山說，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底層縣府竟然是中國最廉潔的政府機構。這樣的震撼教育給了他一個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國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這場短短的演講如果一定要有結論的話，那就是：孫逸仙是個大夢想家，可是他不是一個空的夢想家，因為他也是一個行動家。一個清朝的學生，會去鋪路，會去找縣官，然后希望有所突破，最后用革命行動來實踐他的夢想。有人說，民國建立，如果孫中山真正的執政，他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執政者。也許，但是我想，大破的時候，需要的是目光遠大、胸懷愿景、有氣魄、有夢想的人。大立的時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腳印，忍辱負重，有謀略、有毅力的，能靜水深流的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我們怎么可能要求這兩種特質同時存在于一個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連德，是因為“伍連德這個人”在國家政治、軍事動蕩到極度的時候，他專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公共衛生制度給建立起來。今天之所以講到“詹天佑這個人”是因為，在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他如此篤定不移地堅守鐵路的基礎建設。在大破的時候，我們非常需要像孫逸仙先生這樣的大夢想家，讓你有一種氣魄，敢于想象非常遠的未來。在大立的時候，我們需要像詹天佑這種實踐家堅毅執著。在大破大立非?；煦绮幻鳌r值混亂的時候，可能要有像伍連德這樣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長遠的建設，以天崩地裂不變色的從容態度，一點一滴的做下去。
2012
我們今天的臺灣剛剛好距離一九一二年是一百年，孫逸仙這個人對于建立共和國的愿景，我們還在他的藍圖上往前走，臺灣在意想不到的另一個空間，開展出自己的一條路來。今天這個時候，我們在政府的體系里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覺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間、價值混沌中覺得灰心，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間幽晦不明的時候，只要我們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長遠的、有意義的事情，或許我們心中就可以有一種篤定和從容，即使外在的環境忽明忽暗，眾聲喧嘩不已，但是心里可以自信，對于時代、對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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