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曲衛國教授在2019年6月17日畢業典禮上的發言

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各位老師

大家好！

首先請允許我像每年一樣，代表復旦外文學院向大家表示熱烈祝賀，我還是繼續重復我每年在畢業典禮上說的話：請允許我代表外文學院的教師對你們最初選擇復旦或中間加入并堅持在外文完成自己的學業表示由衷的感謝。正是由于你們的選擇，外文學院才發展得越來越好。

這些年的畢業典禮，我每次都反復絮叨非正式版的民間復旦校訓：自由而無用。遺憾的是，翻看前幾次的發言，我發現我的心情一年比一年沉重。2017年我主要談的是無用，non-instrumental。2018年我發現有必要對于自由好好地思考一番，因為說到自由，大家似乎更關注自己的自由權利。

去年我在解讀自由時強調說，我們要捍衛的不僅僅是我們自己自由的權利，我們更要捍衛他人同樣的自由權利，因為當他人的自由權利遭到蹂躪的時候，我們的自由實際上也名存實亡了。這也就是freedom from imposition。

本來今年不想說了，可是前幾天參加的答辯和網上各種議論，當然還有劉欣接受Fox的采訪，我突然發現，也許還是該再說說我們自己的自由，說說freedom of，自由只能是個體獨立意志和思想的體現。現在太多的集體綁架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竟渾然不知freedom of 后面的名詞被換成了復數。

前幾天參加同學的論文答辯，有同學在論文中談到了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問題。有引用Markus, Kitayama，Matsumoto,等學者的理論去討論東西方文化差異，說東方人是collectivists, 而西方人則是individualists。

持這些觀點的當然還有Hofstede, Triandis等大學者。我的研究涉及跨文化，有一段時間幾乎也是毫無保留地接受這種假設。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形勢的發展，我發現現實比理論復雜，如日本人和中國人的collectivism就非常不一樣。我在明治大學講學的那個月專門和日本學者討論了這些問題。

這幾年我開始討厭起文化差異的假設了，首先，這種假設咋看起來是出于對不同文化的尊重，但實際上卻把人類文明的某些特點和成果全部劃歸到了某一文化之名下，看似開放的討論，其實是discussions of denial，是對人類共享資源正當權利的剝奪。

其次，文化差異的討論表面上是形而上的思考，但實際上更多地是形而下的算計，因為大家不方便明說的是，所謂的文化實質上指的就是族裔，而族裔的認定基本是生物學的事情。

如果我們接受這類文化差異假設，那就難免要同意其中暗含的一個悲觀的宿命結論：我們的生理構成決定了我們的文化特性。有些族裔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發達程度。這完全無視歷史發展現實。

稍有歷史常識的都知道，不管哪個族裔，任何發展都是靠互動的。互動的一個結果其實就是hybridity，雜糅。文化之間的互動發展常常是暴力的，因為互動的結果常常意味著改變，而被改變一方里的統治者基本都是不情愿的。

諾曼征服徹底改變了英國語言文化發展的軌跡

我在英語通論這門課上也簡單地提到過，諾曼征服徹底改變了英國語言文化發展的軌跡。如果比對古英語，我們可以說諾曼法語幾乎重構了英語和英語文化。沒有Norman Conquest，能有今天的英語文明？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一意徒勞地在想按照生物界線維護族裔純真的民粹分子竟然忘了生物學里的一個簡單道理：近親繁殖會使物種退化。閉門鎖國文化發展的后果難道不是如此？文化發展到今天，實際上已經很難有純真了。

記得那天我在答辯的時候，很過分地問那同學：你和父母思路很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你父母和爺爺奶奶也有差異，那誰更東方，誰更西方？

我現在厭惡文化差異的討論還因為學者善意的差異討論常常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某種不合理方式的存在依據。

其實，稍稍動動腦筋想一想，如果我們是真心認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幾千年前的思想或者一兩百年前的思想怎么可能適合今天的社會？（公眾號：設計與哲學）許多人口口聲聲地說厲害了我國，但如果我們真的厲害了，為什么還要靠幾千年前沒有微信的孔子來指導我們今天的實踐？

別有用心的人篡改跨文化差異的討論基本前提是有想法的，他們企圖用文化之間的對抗來掩蓋了自身文化內的矛盾和沖突，用反對他文化的強權來遮掩自己的強權。如果真的是反對強權，尊重獨立，那文化之間和文化內部的壓迫，我們都應該一律摧毀之。

我的這些嘮叨與復旦自由而無用的校訓有什么關系？我想說的是，即便是在研究或學習中，我們的思想其實常常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自由。在繁雜思潮的影響、無恥強力的壓迫和各種利益的誘惑的夾擊下，捍衛自己的思想自由變得非常困難。

我們通常相信讀書能使自己強大，但在讀書過程中，我們的獨立意志或思想自由常常會有意無意地被綁架。大家都認為讀書是好事，但如果讀書時獨立意志停擺，沒有了自由思想，結果也許比不讀書更糟。叔本華曾在On reading and books一書里說：許多人分秒必爭地讀書，都讀傻了：they have read themselves stupid。你們都是如饑似渴的好學學生，明白這道理非常重要。

叔本華（1788-1860）

按叔本華的分析，我們常誤以為閱讀時我們在獨立思想，其實，閱讀過程中大多數是別人代替我們思想，我們只不過是重復他的思維過程。When we read, another person thinks for us: we merely repeat his mental process。叔本華對閱讀分析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注意，我們讀書時會把自己的腦子變成了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But, in reading, our head is, however, really only the arena of someone else’s thoughts.

真心希望大家能記住這句話。怎么防止出現這種悲劇呢？復旦人還得記住復旦的民間校訓。自由的前提是無用。我在2017年討論無用時，曾說過這樣的意思：復旦的無用不是源于莊子的思想，不是像他說的，使自己變成無所可用的樗樹，從而能“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它是康德堅持的人非工具而是自身目的的意思。

讀書堅持自由而無用，這就意味著我們讀書不是為了用于他人所規定的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獨立的生命體驗。讀書不是為了尋找他人給出的答案，而是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

任何只讀一類書、只效忠一個權威的人基本是在用書壘砌成一座關押自己思想的囚牢。祖先把書設計成磚塊狀，抑或也有這層意思？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潘光旦先生。潘光旦有一段話非常著名，是對復旦校訓里“自由而無用”絕妙的注釋：“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階級的、國家的、種族的、宗教的、黨派的、職業的。”這話真是我們應該記取的。我們是為了好好做人而學習的。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遺憾的是，大家都知道費孝通，可能不一定知道被費孝通稱為老師的學貫中西、博通古今、卓然不群的學界泰斗潘光旦先生。這位本科在Dartmouth， 研究生在Columbia的學者在那場今天居然還有不少人想翻案的浩劫中，受到了紅衛兵學生野蠻、非人的折磨。這些紅衛兵和你們一樣的年紀，其中有不少是飽學的高才生。

悲催的是，失去獨立意志的紅衛兵學生為他人所用，博學睿智的他們墮落成了打砸搶的罪惡實施者。每每說起潘光旦，我都非常激動。年近七十的潘光旦，這位中國學界的泰斗，在紅衛兵的逼迫下拖著殘廢之軀，在清華園，我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里像動物一樣爬著除草勞動。

他1967年病重時，他們竟然不準他看病，也不給止痛藥。就在那年他疼痛難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單詞留下凄慘的遺言：surrender （投降）、submit （屈服）、survive （活命）、succumb （滅亡）。也就是在那年，費孝通仰天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凄風慘雨，徒呼奈何”。他抱著老師直至他停止呼吸。

可見自由而無用是多么重要，但它又是那么地脆弱。它不僅僅能使我們追求自己的生命體驗，它更能防止我們墮落成犯罪的工具。它是人性的第一道，或者說最后一道防線，實際上也是唯一的防線。

守住這條防線可能么？我們大概做不了潘光旦，但我們能做自己。今天上午來學校正值上班高峰，擁擠的地鐵使我們每個人的身體動彈不得，但我看見幾乎每個年輕人都拿出了手機，在這么壓抑的空間或者說零空間里居然爭得了一小片任意網游的自由。

也許因為要畢業典禮發言的緣故，我突然感動了。自由不是靠施舍獲得，它靠的是我們的意志。You can lock up my body but you can never imprison my will.

該打住了。謝謝大家。末了還是一如既往和大家一起共享我人生的座右銘、Edward Everett Hale的名言：

I am only one, But still I am on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But still I can do something； And becaus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the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這是我最后一次作為院長致辭了，突然有點欲罷不能。你們任重而道遠，再加上一句吧，還是Edward Everett Hale的囑托：

Look up and not down.

Look forward and not back.

Look out and not in.

Lend a hand.

謝謝大家。

（來源：學者薈，作者：曲衛國。僅供學習交流，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