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圣誕夜,哈佛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溘然長逝。世人如此評價:
“他的每一本書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他的學說已成為日常詞匯”;
“他是過去50年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須研究和辯論他的想法”;
——他就是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
世人提到亨廷頓,立馬就會聯想到“文明的沖突”、“第三波”等詞匯。但其實,這些不過是亨廷頓浩大思想中的幾朵浪花。
亨廷頓的偉大,不僅在于他預見了當代世界最緊迫的政治難題,更在于他“永恒性的政治思考”,超越了時代與地域的局限。一些學者甚至認為:亨氏之后,再無大師。
無論是學者、政治家,還是關心權力與自由的普通人,都應該深思亨廷頓的這五大預言。
▌預言一 :國內政治的新視角——身份認同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到哪里去?是否是哲學最重要的問題,還有待討論;但如今,它衍生出的“身份認同”,無疑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追求身份認同政治的人,不在意物質資源,而要求承認一個人的種族、宗教、民族,甚至個人的獨特特征。
比如在歐美,黑命貴、少數族裔同性戀等訴求,已成為“政治正確”,它們不僅淹沒了事實,而且對言論自由、規則公正造成了巨大沖擊。
其實早在幾十年前,亨廷頓就早已預見到身份政治的趨勢,并指出其本質和“診療方案”。
他在《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指出,傳統美國人的認同,首先是一種價值觀認同——對“盎格魯—撒克遜清教精神”的確認。
正是這一基礎牢固、兼容并蓄的價值共同體,使得各國移民都能夠熔入美國,它是美國強大繁榮的根基,也塑造了清教徒的“美利堅民族”文化認同。
亨廷頓警告說,近幾十年來,不同信仰的亞非拉移民大量涌入,已經極大稀釋了美國的自由、法治、共和、勤勞、奮斗等價值觀的認同,這將導致美國失去競爭力,甚至走向衰敗。
在以“文化價值多元”為追求的后現代社會,亨廷頓如此保守的腔調,當然受到很多人的批評。
但如今,部落化的傾向,已經導致歐美在國內的“大撕裂”。美國的特朗普、荷蘭的威爾德斯,都借著抨擊移民問題,成功贏得選舉。
在其他國家,大量涌入的黑人和穆斯林,也引發越來越激烈的爭論。
這些事實,都證明了亨廷頓的先見之明。
▲美國1908年歌劇《大熔爐》海報
▌預言二:國際政治的新范式——文明的沖突
自人類有文字以來,國與國的沖突就從未停止。
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國際沖突的根源在于的利益、野心、歷史等現實因素。(柏林墻,士兵跨墻)
但是亨廷頓在《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卻獨辟蹊徑,提出了考察國際政治的新視角—— “文明沖突論”。
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是各大文明體之間的差異。世界大概分為七到八種文明,包括中華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印度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七大文明體,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他斷言,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這七八種文化、宗教的差異。特別是東西方之間,以及文明的斷層線上,將會有大量沖突。
文明是民族固有的東西,很難改變,因此世界沖突將永遠不能消除。
從世紀初的9.11事件,到最近的俄烏、巴以戰爭,乃至東西方再次出現的全面對抗,在亨廷頓的生前身后,都一直在上演。
▲亨廷頓劃分的“文明斷層線”
▌預言三:現代化轉型的新觀點——民主與秩序都很重要
300多年來,人類政治如果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民主化”。
各國無論主動或被動,都把“民主”列為現代化轉型的目標之一。
在《第三波:20 世紀末民主化浪潮》一書中,亨廷頓認為人類民主化的進程可分為三波。
第三波民主化從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開始,已經有30個國家跟進。當代仍然處在這一波的延長線上。
民主制度如此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勢,也是眾望所歸的政治變遷。但是亨廷頓警告,民主的前景雖然誘人,秩序的穩定也同樣重要。
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亨廷頓指出,國與國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
一個社會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有能夠保護秩序的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
所以說,國家轉型的關鍵不在于民主選舉,而在于建立一個既能有效統治,又能分權制衡的政治秩序。
近些年來阿富汗等亞洲國家的轉型難題,拉美、非洲出現的軍事政府,全世界民主化過程遭遇的困境,無不證明了亨廷頓對民主的審慎和悲觀,是多么具有先見之明。
▲美軍撤離阿富汗前夕
▌預言四:“軍政關系”和諧制衡——軍官團專業化
自人類有國家以來,軍隊與政府的關系就是暴亂的一大根源。
在傳統社會,一直存在兩種極端:如果軍隊不受政府節制,國家很快陷入割據和混戰,比如古羅馬、奧斯曼;而文官過度干預軍隊,軍隊又會疲于奔命、喪失戰力,比如宋明兩朝都因此屢戰屢敗,終至亡國。
在現代社會,軍政關系的失衡,更是直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國際沖突。
在《軍人與國家: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一書中,亨廷頓通過對古今、多國軍政關系的歷史與比較考察,提出了實現軍政平衡的新模式——以“軍事專業主義”實現文官統制。該目標的實現,主要通過兩個途徑:
一是客觀的專業化,培養一支有組織的、工具性的軍隊,使軍人、軍官自發地服從政府領導;
一是主觀的專業化,通過分權制衡、政府組織、階層準入等手段,極力擴張文官的權威,嚴密掌控軍隊。
這種模式,不僅保障了軍隊的戰斗力,還通過科層組織自治,杜絕了軍人專權、軍事獨裁的可能。
軍官團越有專業化和責任心,就越有政治中立的榮譽感,越能捍衛國家主權,以及國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
亨廷頓的這一理論,是真正影響了現實的預言。如今,西方政府與軍隊的邊界,越來越清晰穩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亨廷頓的理論貢獻。
▌預言五:文化不及格,國家轉型不會成功
文明發展不均衡,也始終是人類文明的最重要難題之一。
國家間的富裕程度常有天壤之別。無數思想家都為其投入過終身思考。有人認為在于自然資源,有人認為在于政治體制,也有人認為在于文化價值認同。
但價值觀理論容易泛泛而談,再加上二戰后諸多非西方國家的轉型成功,使人們逐漸拋棄了文化很重要的觀點。
亨廷頓思考了一輩子民主、轉型等制度問題,晚年再次回到了“觀念的力量”。
他后期的所有著作,關注點幾乎都是“文化”這一主題。
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一書中,亨廷頓指出:
東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科技上的發展差異,尤其是國家轉型路徑的差異,最終指向的都是同一條“文化及格線”——是否認同自由、民主、法治等普適文明價值觀。
毫無疑問,他堅決否認了“文化無高低”的觀點,指出了“高等文化對先進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政治偏好、價值認同,以及個人利益的選擇。
自亨廷頓逝世后,這一預言一再被驗證:發達國家即便因移民風潮、極左政治發生動蕩,也很快可以“觸底反彈”、重整秩序;而很多發展中國家,即便經濟、社會制度有所松動,也會因文化、價值觀的藩籬,再度回到前現代的社會。
當今社會再次處在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政治秩序將何去何從,決定了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死和貧富,也取決于中西方思想在當下的角力。
相比種種“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流行觀點,亨廷頓的思想對于身處轉型時代的我們,無疑是最急缺、最切題、最珍貴的思想資源。
遺憾的是,亨廷頓雖然思想深刻、筆力雄健,近些年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但是大眾對他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只言片語。
(文章來源:千字文華,作者:先知書店。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