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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張人與人之間的君臣關系，就是主張專制。主張君臣格局的，是專制的知識保鏢;主張伙伴關系的，是自由的知識保鏢。具體到孔子，他既是專制的知識保鏢，又是自由的知識保鏢。
難以否認的是，孔子對帝師的位置是非常向往的，對帝師所能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憧憬的，為此他周游列國。
為什么歷代帝王僭主都如此看重孔子，把他封為所有人的萬世師表?孔子究竟主張什么以致如此博得帝王們的歡心?我以為，君王們最看重的就是孔子及后來儒家的君臣學說。
帝王師的本質，是如何教授帝王把天下民眾都變為君王的臣民，不論其用心多么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鞏固君臣關系的格局，擴展君臣關系的秩序。
有意思的是，孔子關于伙伴關系和君臣關系的論述全部都集中在其《論語·顏淵》一章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出自這一章，難道這是一個巧合?《顏淵》也許是《論語》中最重要的一章。
在儒家的道德與政治秩序中，君臣關系是最高、最重要的關系。在回答齊國君主關于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齊景公心領神會，大喜過望，馬上接著說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雙方達成高度的共識：君主要像君主的樣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樣子;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兒子才有兒子的樣子。所有社會成員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國家才能安定。
中國的君臣關系后來演變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顯然是一個清晰的源頭。
孟軻順著孔子的思路詈罵無君無父的人是禽獸。宋朝的文天祥所理解的正氣居然包括“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這樣的內容。曾國藩被視為近世第一儒臣，也許他在其家書中的這句是得孔子真傳：
“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
的確，孔子還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侍君以忠。”(《論語·八佾》)孟軻也宣稱：“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為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
但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動搖，任何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強大的君權面前都無濟于事了。孟軻講“民為貴”、“君為輕”，主張對暴君可以誅之、殺之。
但是，即便是誅殺之后，還是要回到以君為主的君臣格局。一旦出現暴君，歷史重演一遍。中國的歷史倒也的確是這么走過來的。
孔孟的民本思想，仍然是站在君王立場上的。君王即使優先考慮百姓的利益，最終還是落實到維護自己的江山上。這樣的民本背后還是以君為本。
孔子和后來的儒家也主張在君臣之間要有良性、善意的互動，一些儒生為在君王面前捍衛臣民的尊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孟軻甚至說，“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公孫丑上》)
根據內置在這句話里面的政治邏輯，天下是屬于私人的，是可以用暴力獲得的。如果被殺的是罪大惡極、罪有應得、民憤極大的人，為奪天下，殺多少這樣的人也是應該的。
我與一些儒家人士的一個重要分歧是，我認為僅僅批評、抵制暴君是不夠的，即使對賢君也不應該服從，必須從根本上否定基于君臣關系的政治秩序。
以君臣關系為架構的政治秩序，不論君王是賢明還是暴虐，都不具有道德與政治正當性。承認君王權力至上，堅持君臣格局，等于主張天下私有，認可基于暴力的統治的正當性。
只要君王的權力是絕對的，君臣秩序是不變的，就不可能對君王有有效的約束。主張不服從賢君，不是說君王不可能干好事，而是君臣格局本身就是惡的、不正義的，不會因君王賢明而改變。
孔子和后來的儒家，先把君王置于一個不可動搖的權力巔峰上，然后再區別其好壞。這時，即便褒好貶壞，已經為時太晚了。不論賢君、暴君，君臣關系在本質上都是專制的。
君臣格局本身就是一個專制格局，怎么可能通過期盼明君來改變君臣格局的道德屬性?一旦樹立起虎狼對羊群的絕對統治權，以虎狼為君，以羊群為臣，再去捍衛羊群的尊嚴，要求虎狼自律，不僅徒勞，而且虛偽。
當君臣格局以及對君王的絕對忠誠確立起來后，任何小罵都變成了更大的幫忙。只要不觸及君臣格局，即使像孟軻那樣激烈主張殺伐暴君，都無濟于事，舍生容易，取義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主張人與人之間的君臣關系，就是主張專制。主張君臣格局的，是專制的知識保鏢;主張伙伴關系的，是自由的知識保鏢。具體到孔子，他既是專制的知識保鏢，又是自由的知識保鏢。
如果說，所有帝師都是偽先知的話，那么，孔子一半是真先知，一半是偽先知!原來孔子思想中有這么對立的內在沖突，難怪孔子及儒家擁護者與反對者們始終針鋒相對。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方真的文章，作者：劉軍寧。僅供學習交流，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