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思想的本質就是不安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實，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思維訓練，而是喜歡四兩撥千斤，比較喜歡華麗的水袖工夫，招人耳目。但是2007年我采訪華南虎照的時候，周正龍穿著一個大棉襖坐在地頭，我跟他坐著一塊兒采訪，真假難辨。當天采訪完之后，我發現我們五個人的小組有很劇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認為，照片一定是假的，還有兩位同事說一定是真的。我說為什么？同事說，周正龍披著大襖背著光坐在漫山遍野的麥苗當中就是個老英雄啊，撒謊的人怎么敢直視鏡頭？這讓我印象深刻，我發現原來每個人的審美、經驗、直覺都完全不一樣。你如果靠感慨和抒發感情，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靠事實關系的梳理才能找出真相。我們沒有別的東西，只能靠拿證據來這一句話，從邏輯鏈條的最末端一環一環向上追溯，讓它自身咬合，以這樣笨重的氣力，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從土地中拉出龐然大物，這就是邏輯的力量，這也是求實的力量。

平衡，就是對每一方的論述都要心存警覺。只有讓不同的論述相互毆斗，才能接近事實本來的面目，才能保證自己不成為自己偏見的附庸。

采訪不是評判，是認識；不是改造，是明白。你要把心里的概念和成見一點一點像剝筍一樣剝除，一點點露出它里面鮮嫩的那個勁兒。這是我10年之后的體驗。

02 有理想 但不算有主義

如果不試圖抵達“獨立”這兩個字中的內涵，比之過去的我，就不足以匹配十年中生活從身上流過、發生過的事情。如果不去“看見”而是視而不見，那確實是配不上這十年。現在的我不知道在“獨立”和“看見”的路上將行至何處，我可能做不到更好，但希望像朱光潛先生說的那樣做到“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說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絕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絕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說凡此地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絕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古代士大夫們總是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結。但是，如果一個人自己頭腦當中都始終停留在無知境界，怎能以一種英雄主義、居高臨下的方式去啟蒙他人呢？所以我在想，啟蒙思想的本意是什么。后來在康德的書里看到這么一句話，是說啟蒙是人擺脫自身蒙昧和成見的過程，這就幫我找到了一個記者自身的定義。我去探知這個世界的真相，首先必須是揭開我頭腦當中的困惑，其次是我跟他人分享事實和語言，然后讓每個人得出自己的答案。記者的道德不是譴責也不是贊美，是“知”，你要知道這個事件。人在知識當中才能夠穩定，這樣就不會太容易受到情緒的左右，這是新聞界的責任。

我從來沒有想過去影響和教化別人。剛入行的時候可能會有，也不是因為虛榮心，而是不理解這個職業，覺得傳媒是不是特別高尚？是不是非得傳播真善美、塑造好社會？慢慢地，我理解了這個職業的屬性，也是把自己的角色看清楚了。

這世界上總是會有一些小人物，會推動我們做一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很多時候人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或者是為了怎樣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因為非如此不可。我想不僅僅是對于中國，對于全世界的記者來說，我們很多時候都在說不。這不僅僅是指向一種具體的權利，而是指向很多很多種權利，包括向群眾妥協的權利，包括向無知妥協的權利。

這時候我就想起錢理群老師。有個學生問他一個問題，說有一天，您覺得您會有宗教信仰嗎？錢理群說，“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不認為我有可能會成為任何信仰的信徒，因為我的人生經驗告訴我，我決不能將自己交給任何一個他／她／它者。”這句話是帶著血，帶著眼淚，帶著痛苦，凝結出來的一句話。我覺得對于中國的記者來說，可能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和理會。

有天夜深，朋友和我在MSN上討論完工作后問我：“誰知道我們在深夜里都干些什??？”我說：“眼睛熱了一下，為渺茫而認真的理想吧！”

以前，在電臺做的時候，我喜歡說，這是一個像流沙一樣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藝和情緒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歲的時候，我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下：現在是時候該蹲下來觀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觀察它們的濕度、密度、結構、流向和探究為什么這樣流向的原因。我慶幸，在邁入成年的門檻時，可以從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來，開始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關心將自己和這個世界聯系在一起的東西。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艱難的，一個記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須恪盡職守。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類的心靈需要互相幫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現出來讓大家看到。當通過提問將心靈的細節展現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這個世界里，你不幫助他，就可能也會孤立無援。傳播的力量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滲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長出新的葉子。

我們的文化和教育有很多插在我們腦子里的障礙，或者說樁子。比如，我們都習慣有一個黑白善惡分明的世界，延伸出很多憤怒和仇恨。而我通過記者這個職業學到的是，你必須把道德的帽子摘下來。有這個帽子就容易熱淚盈眶，容易把世界分成敵我陣營。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燈火。

另外，我們容易有一種“完美新世界”的想法，會以為“假如我們怎樣怎樣”，“假如我們不怎樣怎樣”，就會有一個完美新世界。但現在你知道，不存在這樣的東西。而且我們也不要想去改變這個世界。我實際上走了好幾年的路，才認識到記者只是觀察、記錄、認識這個世界，而不是去干預世界。出發點和目的都不是。

認識了就不會輕易贊美，也不會輕易批評。我喜歡的人，歌徳、朱光潛、胡適、顧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平實的客觀性。歌德說，我會跟任何人打交道，我不會有成見，我也不從他身上去要求同情和共鳴，這樣我才能夠跟他無拘無束的相處——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整個世界。既善感又特別健康、明朗，有強大的理性基座。

我自己對于采訪的認識走了三個階段。先是依賴本能，會展示一些真的東西，但真相流失于涕淚交加中；然后開始克制自己，制約自己的情緒，不帶偏見地去認識事物；到后來覺得其實是可以對事件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切身去體會他們內心的訴求，這樣你就會做到客觀，也更有深度一些。

相較于發表看法，我更愿意報道新聞。因為我犯過這個毛病。曾經一開口就是大而無當的詞匯，全是成語、概念、宏大、熱血沸騰。但是這個東西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越具體越好。其實也就是胡適先生說的，你多硏究一點問題，問題本身會指出生活的一個道路，就像新聞一樣，不要從意識形態出發去解決問題，而是要從解決問題的路出發，走下去，看看什么樣的制度和方式才能更好地幫助解決日常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不太有熱點的東西，是一種已經過去的新聞。不是熱的時候非不做，而是往往熱點新聞剛起來的時候，眾聲喧嘩當中，不大會有一種真的沉靜地坐下來、雙方辨析這樣的機會。一大群記者都在敲門的時候，人家只有躲避起來，這是很正常的一個反應。所有的記者倏忽一下全撤了，這時候你沒有走，再去了，就會有一個誠懇的交談：我為何而來。這樣往往比較容易得到別人的接納。

對于過去的十年，我就是一種眷戀。我想起來二十三四歲為什么陳虻批評我，他說我，“你矯揉造作，不可忍受”，我心里不服氣。他說你要是這樣你就幸福不了。我覺得這跟幸福有什么關系？他說人非得到了30多歲，經歷大的挫折說話才能夠平實，那個時候才有幸福可言。所以我覺得現在活著，做事做人，我也算起碼心里是踏實了。

（本文轉載于：明清書話，作者：柴靜。轉載僅供學習交流，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