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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Wittt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路德維希·維特斯坦根（Ludwig Wittgenstein）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兩部巨著《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年）和《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年死后出版）對后來哲學的發展，尤其是分析哲學傳統（the analytic tradition）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富有魅力的個性吸引了藝術家、劇作家、詩人、小說家、音樂家甚至電影制作人，因此他的名氣遠遠超出了學術生活的范圍。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對本世紀的知識生活影響甚微。正如他自己意識到的那樣，他的思維風格與主導我們當今時代的風格格格不入。正如他曾經說過的那樣，他的作品與“貫穿我們所有人所處的歐洲和美國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馳。在他去世近50年后，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他是在逆潮流而動的感覺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們想要一個標簽來描述這一潮流，我們可以稱之為“科學主義”（scientism），即認為每個可理解的問題要么有科學解決方案，要么根本沒有解決方案。維特根斯坦反對的正是這種觀點。

科學主義有多種形式。在人文學科中，它采取的形式是假裝哲學、文學、歷史、音樂和藝術可以像科學一樣進行研究，“研究人員”被迫闡明他們的“方法”——這種假裝導致了大量糟糕的學術著作，其特點是虛假的理論化、虛假的專業化和偽技術詞匯的發展。維特根斯坦看到這些發展估計會很難過的。

有許多問題我們沒有科學答案，不是因為這些問題深奧難懂，而是因為它們不是科學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愛情、藝術、歷史、文化、音樂——事實上，所有這些問題都與更好地了解我們自己有關。今天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丑聞是我們缺乏關于意識的科學理論。因此，物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認知心理學家和哲學家開展了一項跨學科的偉大努力，試圖為以下問題提供站得住腳的科學答案：什么是意識？什么是自我？在這個擁擠的領域中，領先的競爭者之一是數學家羅杰·彭羅斯（Roger Penrose）提出的理論，即意識流是大腦中發生的量子物理事件（quantum physical events）的一個精心編排的序列。彭羅斯的理論是意識的瞬間是由大腦中一種叫做微管蛋白的亞蛋白產生的。彭羅斯自己也承認，這一理論是推測性的，許多人認為這一理論不可信。但是假設我們發現彭羅斯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們會因此更好地了解自己嗎？科學理論是唯一的理解嗎？

嗯，你可能會問，還有什么其他類型的回答呢？我認為維特根斯坦對此的回答是他最偉大的，也是最被忽視的成就。盡管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在他的早期和后期作品之間經歷了變化，但他對科學主義的反對是不變的。他寫道，哲學“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活動。”它努力追求的不是科學真理，而是概念清晰（conceptual clarity）。在《邏輯哲學論》中，這種清晰性是通過對語言邏輯形式的正確理解來實現的，而這種理解一旦實現，就注定是不可表達的，這導致維特根斯坦將自己的哲學命題比作梯子（ladder），一旦使用梯子爬上去，就會被扔掉。

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維特根斯坦放棄了邏輯形式的概念，并隨之放棄了不可言喻的真理的概念。他現在認為，科學和哲學的區別在于兩種不同形式的理解：理論上的和非理論上的。科學的理解是通過假設和理論的構建和驗證來實現的；另一方面，哲學理解是絕對非理論性的。我們在哲學中追求的是“理解在于看到聯系”。

非理論理解是我們說理解一首詩、一段音樂、一個人、甚至一句話時的那種理解。以一個孩子學習母語為例。當她開始理解別人對她說的話時，是因為她形成了一個理論嗎? 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可以這么說——許多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都這么說過——但這是一種描述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誤導方式。我們認為孩子理解了別人對她說的話的標準是她的行為舉止恰當——例如，她通過遵守指令表明她理解了“把這張紙放入垃圾箱”這句話。

另一個貼近維特根斯坦內心的例子是理解音樂。一個人如何表現出對一首音樂的理解？好吧，也許通過富有表現力地演奏它，或者通過使用正確的隱喻來描述它。如何解釋什么是“富有表現力的演奏”？維特根斯坦說，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文化”（a culture）:“如果一個人在特定的文化中長大，然后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對音樂做出反應，你可以教他使用‘富有表現力的演奏’這個短語。”“這種理解所需要的是一種生活形式，一套共同的實踐，以及聽到和看到這種生活形式的實踐者所建立的聯系的能力。

音樂如此，普通語言也是如此。“理解一個句子，”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說，“比人們想象的更類似于理解音樂中的主題。”理解一個句子也需要參與生活的形式，即它所屬的“語言游戲”（language-game）。計算機無法理解它們處理的句子的原因不是它們缺乏足夠的神經元復雜性，而是它們不是也不可能是句子所屬文化的參與者。一個句子并不是通過它的單詞與世界上的物體一一對應的關系而獲得意義的；它通過在人類公共生活中的使用而獲得意義。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實。維特根斯坦自己把他的工作描述為“瑣碎的概要”。但是，當我們進行哲學思考時，我們很容易忘記這些瑣事，從而陷入困惑。例如，想象如果我們研究大腦中的亞原子粒子的量子行為，我們將更好地了解自己，這種信念類似于聲學研究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貝多芬的音樂。為什么我們需要提醒瑣碎的事情?因為我們被這樣的想法所迷惑：如果我們缺乏對某件事的科學理論，我們就缺乏對它的理解。

科學方法與音樂、藝術、哲學和日常生活中所體現的非理論理解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是，科學旨在達到一定程度的普遍性，這必然會避開其他形式的理解。這就是為什么對人的理解永遠不可能是一門科學。了解一個人就是要能夠分辨出，比如說，他說的話是不是真心話，他的情感表達是真實的還是假裝的。一個人如何獲得這種理解？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的結尾提出了這個問題。“有沒有關于情感表達真實性的‘專家判斷’這種東西？”是的，他回答說，有。

但是這種專家對人的判斷所基于的證據是“無法估量的”，與科學的一般表述特征相抵觸。維特根斯坦寫道:“無法估量的證據包括眼神、手勢和語氣的微妙之處。我可以分辨出真誠的愛意，虛偽的愛意……但我可能無法描述其中的區別……如果我是一個很有才華的畫家，我可以想象在畫中表現出真誠和偽裝的目光。”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不可估量的事物，這一事實不應誤導我們相信，所有聲稱了解人類的說法都是虛假的。當維特根斯坦曾經與莫里斯·德魯里（Maurice Drury）討論他最喜歡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時，德魯里說他（維特根斯坦）發現佐西瑪神父（Father Zossima）這個角色令人印象深刻。關于佐西瑪，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寫道:“據說...他在靈魂中吸收了如此多的秘密、悲傷和誓言，最終他獲得了如此好的感知能力，從陌生人的臉上第一眼就能看出他來這里的目的，他想要什么，他的良心受到了怎樣的折磨。”“是的，”維特根斯坦說，“真的有這樣的人，他們可以直接看到別人的靈魂并給他們建議。”

“內在過程需要外在標準，”（An inner process stands in need of outward criteria）這是哲學研究中最常引用的格言之一。人們很少意識到，維特根斯坦強調需要對那些不可估量的“外在標準”進行敏銳的感知。哪里可以找到如此敏銳的敏感度？通常，不是在心理學家的作品中，而是在偉大的藝術家、音樂家和小說家的作品中。維特根斯坦在《文化與價值》（Culture and Value）中寫道:“科學家的存在是為了指導他們，詩人、音樂家等人的存在是為了給他們帶來喜悅。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可以教給他們一些東西。”

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人文學科在制度上被迫假裝成科學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維特根斯坦和藝術教給我們的關于理解的洞見。

（本文選自ECONOMICS RULES公眾號文章，作者：Wittt。轉載僅供學習交流，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