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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王笛先生，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澳門大學講席教授、歷史系主任。本文內容系王笛為《歷史的微聲》一書所作的結語，本號轉載時有刪節和少量技術性編輯。
當我們在談到研究歷史意義的時候，經常說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在我從事歷史研究的生涯中，也經常考慮這個問題，但是根據我對歷史的理解和思考，我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都不斷地告訴我，歷史是沒有規律的，因此未來的進程也是不可預測的。
歷史沒有規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復性。我想這也是歷史學作為人文學，而不是社會科學的原因。有時候我們說“歷史科學”，顯然是不嚴謹的，因為如果是科學的話，那么對一個問題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和相同的，就必須得到同樣的結論。也即是說，只有能夠被反復證明的學說，才能成為科學。
然而，對歷史的研究則是不可能驗證的，因為它是一個主觀的活動，每一個人對歷史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事實也反復證明了，哪怕是面對同樣的研究對象，根據同樣的歷史資料，運用同樣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按照我們所了解的歷史，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任何一個歷史人物，任何一個歷史進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歷史是不可能重復的，也不會再重新呈現一遍，實際上也就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說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最近讀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發現了他對歷史決定論的批評，這促使我接著又讀了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發現原來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問題，其實波普爾早就進行過系統的研究。波普爾的思想進一步幫助我梳理了關于歷史沒有規律、不可預測的觀點。
為什么歷史沒有規律
所謂的歷史有規律、可以預測的說法，其實就是波普爾所批評的歷史決定論。因為歷史決定論，導致有些人認為，如果我們發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歷史就是可控的。
一些懷著烏托邦思想或者所謂“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創造歷史的沖動。他們可能不顧現實去實施某項所謂偉大的計劃，盲目地臆想歷史是站在他們一邊的。但是他們的追求，往往超出社會的現實，違反社會本身的演化邏輯，按照所謂自認為的“偉大思想”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模式，而這種模式幾乎都是沒有驗證過的。
為了這種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價，因為他們盲目地相信他們的道路或者計劃是唯一正確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開篇所引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話：“總是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人事，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結果對國家和民族乃至無數的個體造成了巨大的悲劇。
這個英國哲學家在半個多世紀之前，便深刻指出了開放社會是個體為中心的法治社會，而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他還讓我們了解國家的真正的角色，它不應該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要改善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人們的命運。真正的民主是權力的牽制和平衡，自由比平等更為重要。
尋求所謂的歷史規律，即相信歷史既然是按照某條道路或者某條線索發展的，就會忽視了對具體情況的仔細分析。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講，每一個抉擇都應該分外小心，都必須按當時國家和社會的實際情況，對現實的各種因素仔細考量之后，才能做出決策。
但是如果信奉歷史決定論，就會忽略甚至不顧當時的各種制約因素，而堅信自己走的是一條歷史選擇的道路，這可能是非常危險的思維方法。
對波普爾來說，歷史發展的軌道是完全可以改變的，所以是無法預言的。為了論證他自己的觀點，波普爾總結了五個論題：
1）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
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科學知識的增長；
3）所以不可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
4）必須摒棄歷史是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沒有一種科學可以作為預測歷史的工具；
5）所以歷史決定論的基本目的是錯誤的和不能成立的。
何兆武先生曾發表《評波普〈歷史主義的貧困〉》（《 社會科學戰線》 2011年第4期，不同的書名翻譯，實際上就是《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總結出五條論綱的中心思想是：人類總是在不斷地獲得知識，然而知識的增長其本身卻并無規律可循，所以預言就是不可能的。
何先生評價波普爾的這個論證邏輯時指出，在這五條基本論綱中，第一條是常識，他認為“一般地似可以接受”。但是他認為第二條是站不住腳的，不同意人類知識的進步無法預言或預測。他認為由于第二條不成立，則第三、四、五條便失去了基礎。
歷史事件沒有確定性
我同意何兆武先生對波普爾的論證中心思想的概括，但是不同意他對波普爾的邏輯和結論的評論。我認為，科學發展到今天的一切事實，都證明了波普爾的第二條是正確的。科學的發展，先是有假說，然后得到論證，但是有非常多的假說最后得不到證明，或者證明是錯誤的。
科學的發展，經常并不是邏輯的結果，而是一種機遇，一種偶然的發現，而且經常這種發現是意想之外的巧合，甚至是運氣。那不是必然的結果。哪怕有很多科學研究的成果，是按照既定的研究路徑得到的，但是同樣也存在非常多的在人預測和認識的范圍之外。所以說，“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科學知識的增長”的論斷是成立的。
這里，我還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結論。波普爾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論證他的觀點，我想從歷史本身的邏輯來闡發：歷史之所以沒有規律和不可預測，是因為任何歷史都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影響，甚至一個非常偶然的小事情，就可能改變歷史。
我們可以想象，在美國2011年5月2日獵殺本·拉登的那次特別行動中，如果任何一個操作的失誤，如直升機的故障、飛行員的誤差、一陣風、一聲狗叫、一個突擊隊員腳上踢到一個什么東西發出了響動，或者是絆了一跤，等等無窮無盡的意想不到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到這次行動的成敗。實際上一架黑鷹直升機便是因為氣流擾動機尾造成撞擊院墻而被毀壞，只是奇跡般的沒有人員因此受傷。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歷史上非常多的因為氣候的影響，如下雨或下雪，或海上的風浪太大，或一念之差，或者早上睡過了頭，或者拉肚子多上了一趟廁所……就可能改變了他本人的命運或者一個大事件的結局。這不是歷史的悲觀論，而是歷史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其實我在1980年代一次歷史考察中，就發現過這樣的事例。太平天國的首領石達開，率部于1862年5月14日早上到達大渡河時，對面沒有清軍，如果他當時渡河，是完全有時間的。然而因為他的小妾生了兒子，為了慶祝，決定當天不渡河，但沒想到的是當晚大雨傾盆，次日河水暴漲，這就錯過了最關鍵的渡河時機。后有追兵，而清軍也已到了對岸，最后他被困在大渡河邊一個叫紫打地的地方，以至于最后全軍覆沒，自己也被生擒，最終死于凌遲。
歷史可以重復嗎
波普爾認為，歷史實際上就像一個有機體?！霸谏飳W中，我們能夠談論某種有機體的生活史，因為有機體部分地受過去事件的制約。”而這個有機體，就像人的身體一樣，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這正是為什么重復事件的經驗不是原來事件的經驗之故”，“重復的經驗”變成了新的經驗，“由于重復形成了新的習慣，因而產生了新的習慣條件”。
因此，對同一個有機體的重復實驗，“不可能十分相似”，因此就不是“真正的重復”。哪怕環境條件沒有變化，有機體中內部也出現了新因素或者新條件，“因為有機體從經驗中”得到了學習。所以，“在社會歷史中真正的重復是不可能的”。
通過對歷史的分析，我們“也許能夠發現和直觀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發生和為什么發生”，理解其“原因和結果”，然而我們仍然“不能提出普遍規律”，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社會現象”，它們“也許在這種特定的社會境況中只出現一次，而不再出現”。
按照波普爾的分析，當我們看待歷史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主體和客體之間，它們是“充分的而復雜的相互作用”。哪怕我們覺察到一些可能產生的傾向，然而“預測本身可能影響被預測事件”，這就很可能“對預測的內容有反作用”，并且這些反作用可能“嚴重損害預測的客觀性”。波普爾指出，在極端的情況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預測的事件。
這個觀點從中國所經歷的“十年浩劫”的原因來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證明。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認為，中國有可能走向資本主義，因此要防備，所以發動了“文革”。用波普爾的話來說，“如果沒有預測該事件，也許它本來就根本不會發生”……
所以歷史決定論是有害的，因為信奉者會認為，既然是有規律的，就一定會向某個方向發展。因此他們會積極地參與“幫助產生新的社會時期”。因此在實踐中，就難免為了他們心中的理想，而不顧實際的客觀條件而莽撞行事。
有所謂的總體史嗎
歷史學家還醉心于寫整體史（或者總體史），但是波普爾認為真正的“總體”是不存在的，他批評總體論（holism），指出要想“建立和指導整個社會體系并規劃全部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無所不包的歷史是寫不出來的，任何寫出來的歷史，都只是“總體”某方面的歷史。他批評那種“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歷史演變下面”的“模式”或者“規律”。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也闡述過這個問題，他指出歷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歷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他不同意“歷史”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所以“大多數人所說的那種意義上的‘歷史’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歷史”這個詞的呢？波普爾認為，其實他們所指的是“政治權力的歷史”。但是，政治權力的歷史不過是歷史的其中之一。政治權力被看成就是歷史的全部，其實是“對一切得體的人類概念的冒犯”。所以歷史決定論就是權力崇拜，而“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
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進一步指出，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科學預測必須以規律為根據，所以可以對社會變革進行預報，對此可以以歷史規律為根據。但問題在于，我們不能認為對社會的認識，可以“在整個空間和時間中始終有效”，其實哪怕對社會最準確的認識，也不過是“只適用于某種文化時期或歷史時期”。“規律”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永遠不存在的。
正是因為整體史的觀念根深蒂固，才造成了不少中西學者對所謂歷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評。而這種整體史，后面有著一整套宏大敘事和政治議程。例如，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批判了從法國年鑒學派以來的幾乎所有的代表性歷史學家，把他們的歷史研究視為碎片化的歷史學。多斯表達了非常明確的政治意念，認為“我們的現代社會缺乏計劃”，因而陷入了一種危機。但是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看來，正是計劃把社會引向了奴役之路。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出現了一個公眾對歷史關注的高潮，人們參加各種關于歷史的討論會，觀看和收聽關于歷史的電視和廣播。但是多斯對此非常不滿，批評歷史學界“拋棄了重大時刻，轉而關注小人物的日常記憶”，對人們談論村莊、婦女、移民和邊緣人群等等也是很不以為然。
他認為法國革命還沒有結束，還要繼續革命，“革命的火焰從未完全熄滅，所以才有人致力于把革命之火從歷史上徹底平息?！币簿褪钦f在他看來，這其實是兩種政治的斗爭，“一邊是企圖埋葬革命以維護自身特權的人；另一邊是主張建設一個公正世界的人?！彼运詈蟮慕Y論是“法國大革命并沒有結束”。
不要幻想創造歷史
當我想到所謂整體歷史的時候，腦海里就會浮現出這樣一個畫面：
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巔上，俯瞰整個大地，為自己馬上要創造歷史而心潮澎湃，豪情萬丈。極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烏泱泱的人海，蕓蕓眾生，小如螻蟻。對他來說，面對這樣的人海，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也不少，個體在這里已經失去了意義；個體的命運，在這里是無關大局的；蕓蕓眾生之間，是沒有區別的，甚至看不清他們的面孔。
他們變成了一種我們稱之為的“群體”“群眾”或者“人民”這樣的概念。他們沒有自己的故事，也沒有自己的歷史，當然也就沒有自己的未來。
這些蕓蕓眾生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謂的“宏大事業”死去，無聲無息地化為了塵土。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個體是整體完全可以忽視的東西，這就是整體史的本質。
歷史上，有許多手握生殺大權的人，相信他們是按照歷史的規律行事，因此就可以達到預設的任何目的。因此在我看來，歷史決定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哲學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我們過去經常說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個人的命運就經常墜入了這個潮流之中，命運就交給了其他人來做決定。
因此，波普爾認為，整體主義的方法“與真正的科學態度是不相容的”。更可怕的是，整體主義者“還企圖把我們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控制和改造”。這種思路難免導致權力決定一切，實現“全面控制的烏托邦夢想”，而這正是世界上所有災難之源……
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最好放棄發現歷史規律和寫出整體歷史的雄心壯志。歷史是個體的，復雜的，豐富多彩的，也是變幻莫測的。我們要認真對待歷史，但是不要人為地去幻想創造歷史。
王笛教授所言極是。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宏大敘事，幾乎不了解微觀史，以至于只會從國家、民族等大視角去看問題，似乎只要集體強大，個體付出怎樣的犧牲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事實上，微觀史才可以幫助我們去關注到占社會大多數的普通人，也只有如此，才能對政治和日常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
王笛老師的作品給人的最大感受，是既有無數妙趣橫生讓人忍俊不禁之處，又發人深省，令人心有戚戚。人們在其中既能感受到古代百姓的“真實氣息”，又能在“權力干涉人們的日常生活后，人們予以回應”等歷史細節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反思如何在“被碌碌無為“的當下，展現出“碌碌有為”的尊嚴和答案。
（本文選自聞到不分朝夕的公眾號文章，作者：王笛。轉載僅供學習交流，圖文如有侵權，請來函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