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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校教書后，一本《掌握人性的管理》讓我愛上了企業管理類著作。作者瑪麗凱用她自己退休后二次創業的經歷告訴我，什么才是成功的人生。有一句話可以作為該書的靈魂。她說：“每個人都渴望自己成為重要人物，管理的成功就在于使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重要。”我開始把瑪麗凱“掌握人性”的實踐在班級里實驗，果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書的力量。而在過去，我不過認為讀書是讀書、工作是工作罷了。

接下來，我讀了松下幸之助的《經營人生的智慧》。老松下關于“松下公司主要是制造人才，兼而制造電器”的文化思考，在我初做校長的時候，幫了我的大忙。我甚至買了好多廣告、攝影和建筑規劃方面的書，當然也是因為喜歡，雖然這些書和我所從事的工作相去甚遠，但后來我發現，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有些念頭竟然是來自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畫冊，甚至羅素的哲學思考、約翰·基西克的《理解藝術》、熱爐法則，都在我不自覺間教給我怎樣生活、怎樣思考、怎樣教書。

在這里，我想再一次感謝蘇霍姆林斯基，感謝他的《給教師的建議》，是它，第一次讓我明白了什么是教育。蘇霍姆林斯基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學生觀，“老師的心目中不應該有壞學生，只應該有心理不健康的學生”，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發。一個教師不僅應該熱愛學生，還要學會熱愛學生，更要有愛的藝術，這是他在書中潛移默化地教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

臺灣的幾位作家也是我感興趣的。林清玄、張曉風、余光中、劉墉，我把他們排在一起，是因為在我眼里，他們屬于給相同影響的一類作家。

第一次讀林清玄散文的時候，其細膩、真切的筆調，生動、感人的情愫，讓我毫不猶豫地把他和女作家連在了一起。而張曉風白描中的厚重、平淡中的哲理，常使我暫時拋開塵世而遐思無限。接下來，一氣讀下去，便有了余光中和劉墉。每每讀來，我幾乎都在感嘆：久違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語言駕馭能力！

從這幾位臺灣作家身上，我更加感受到了幾千年古典文學的力量。沒有傳統文化的熏陶，就不可能有真正屬于自己的風格，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現代文化，任何對過去文化的否定往往都和淺薄、無知連在一起。說起他們對我的影響，恐怕在語文教改的指導思想上要更大一些。他們讓我明白，在中小學語文課堂上，古典文學的分量不可減輕。這在當時是有爭議的。幸好新的課程標準出來，替我解了圍。

我在公開的文字中或私下的場合里都曾不遺余力地推薦過《中國人的道德前景》——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引起人們的重視。與其說它對我產生了影響，倒不如說它說出了壓在我心底的想法。

我們的時代已經把青少年的思想“平鋪在地上”，使他們變得越來越現實、越來越講究實際，而我們的教育卻依然在天上飄來飄去。青少年迫切需要的你不給他，你一定要給他的他卻并不買賬，問題不就來了嗎?這本書告訴你如何把握人們的思想脈搏，講了一些實實在在、明明白白，又言之有理、情有所依的道理，可能對拉近我們和青少年的距離非常有益。

時代在變，社會亦在變，而我們的道德前景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調整，教育者的責任顯得十分重大。

在這里我不能不提到杜威和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我真正理解《民主主義與教育》是在新課程實施之后。杜威對思維能力培養的認識提醒我越來越重視思維在課堂教學中的地位。同時，孩子們應該“從做中學”，思維發生于行動之中，沒有某種思維的因素就不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經驗。思維起于不確定的有問題的情境，要培養思維能力，首先要提供合適的情境，而經驗、活動課程恰恰能提供這種情境，兒童在這種情境中能產生自己的問題。這樣一些理解，深化了我們對教學的理解，使我們能夠把教學放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去實現。當然，杜威以一個哲學家深邃的目光，對教育乃至于對人生的審視，都可以引發我們的反思。

再后來，我又回到了原來沒有讀懂的書上，包括尼采、盧梭、叔本華等。我進一步明白了，教育本來挺簡單，只是我們人為地把它搞復雜了。把孩子們當作活生生的人來看待，讓校園里充滿民主、平等的氛圍，讓老師、學生在校園里自由呼吸，教育就不會有多少問題。

“人們所看到的，都是他能看到的；人們所聽到的，都是他能聽懂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讀書大概就是讓我有了能夠看到一些什么的可能，有了能夠聽懂一些什么的基礎罷了。